记者 |
编辑 | 曹林华 刘海川
打假“英雄”王海又回来了。此前，王海因为打假背上“敲诈勒索”和“黑吃黑”的标签，几乎从公众视野中消失10年。
相比传统的卖场，直播带货时代的打假更容易。王海说，直播里的一些商业行为明显违反常识，他决定站出来。2020年11月14日至12月13日，王海在微博上分别喊话辛巴和罗永浩，称他们直播卖的某些产品涉嫌售假。随后，辛巴道歉，罗永浩主动承认售假。
王海出手，放倒快手和抖音两位“带货一哥”，让他再次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但时代变了。以前王海打假，无论对他本人有什么质疑，但当他证明了打假对象存在欺骗消费者的行为之后，外界对王海的打假行为一般是认可的。可现在，像罗永浩一样的被打假对象有大批粉丝，他们关注的焦点并不是王海的证据，而是罗永浩该不该被打假。
一
已经有25年职业打假经历的王海仍然经常被骗。最近一次是几个月前，王海在南京街头看到一个农妇挑着担子卖无花果。他觉得农妇可怜，跑过去买了10块钱。回到酒店，他发现都变质了，十几个无花果没一个能吃。
这位打假第一人并不总会维权。一家共享单车平台“暴雷”后，他300元的押金两三年没要回来，也没想过维权。
或许是因为他太忙。王海和他的团队忙于接受委托有偿为消费者和企业维权，近些年每年的毛收入过千万元，“自己的事情没有精力事事维权，活得太累。”
但实在看不顺眼的事情，他也会在微博上揭露，如果对方不肯认错，他会盯着不放，直到把对手放倒。比如最近的辛巴和罗永浩，王海说，他在微博上指出两人带的货涉嫌欺骗消费者之后，对方不但不认错，还推卸责任，甚至挑衅他，“那就简单了，我就打到你认输。”
2020年11月14日，王海发微博质疑辛巴团队销售的燕窝并非真燕窝，涉嫌虚假宣传、欺诈消费者。王海说，他的团队此前曾接到消费者投诉，称快手平台上的“带货一哥”辛巴团队售卖的燕窝疑为假货。
王海发微博质疑辛巴售卖的燕窝是风味饮品后，辛巴团队反应激烈，坚称涉事产品为真燕窝，并在直播间说：“倾家荡产也要告你（王海）。”
“其实我对辛有志（辛巴原名辛有志）了解并不多，以前只知道他是快手上带货的直播，搞过一场很高调的婚礼。”但这一次，辛巴团队的张扬和强硬在某种程度上激怒了王海，“打辛巴不存在什么难度，他的骗术很低级。”
仅过5天，王海在微博上发布辛巴燕窝的检测报告，证实该产品实为糖水，而非燕窝。辛巴团队一败涂地，公开道歉并主动赔偿消费者。
打假辛巴期间，王海的微博开始受到大量消费者投诉的私信，最多的时候一天有两万多条。他注意到，有消费者投诉直播带货界“抖音一哥”罗永浩。
2020年12月13日，王海发微博质疑罗永浩在直播间售卖的邓特艾克牌漱口水的产地、清洁效果涉嫌虚假宣传、假冒进口产品。罗永浩团队迅速回应，坚称该漱口水确为进口产品，态度强硬地要求王海删除微博。
但仅过两天，罗永浩团队主动承认其售卖的另一款产品“皮尔卡丹羊毛衫”确为假货，将主动退款并赔偿消费者。次日，王海又发微博称罗永浩直播售卖的兰蔻196色唇膏涉嫌售假或走私。
互联网顶流罗永浩与打假第一人王海开战，网络上也开始出现王海的公司涉嫌严重违法的信息。
战局焦灼之际，2020年12月23日，广州市场监管部门公布“辛巴直播带货即食燕窝”事件调查结果，辛巴涉事直播公司存在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行为，被责令停止违法行为、罚款90万元。而燕窝销售方融昱公司则被罚款200万元。
随即，快手也宣布对辛巴个人账号封停60天。但王海认为行政部门对辛巴的处罚过轻，称将针对处罚结果启动行政复议或诉讼。
在与直播带货界头部流量的战争中，胜利的天平似乎在向王海倾斜。
二
接受不同媒体采访时，王海表示，打假辛巴、罗永浩的原因是他们行事张扬，标榜选品严谨。按照王海的打假经验，公司选品的专业性极强，“不是一个网红或者一个说脱口秀的专业领域，根据常识，他们不懂选品。”
这似乎又是一个打假斗士揭露著名销售方欺骗公众的正义故事。不可否认，故事充满个人英雄主义色彩，但也许英雄本人也有自己的商业考量。
在微博上公开打假后，王海算过，他的团队能联系上的辛巴假燕窝事件的消费者大约有2万名。如果每个消费者都愿意委托王海帮助他们维权，获赔后支付王海一半的赔偿金，王海团队将获得一笔巨额代理费。
同样，邓特艾克牌漱口水事件的消费者如果都愿意委托王海团队维权，他们也将获得一笔亿元级别的代理费。
问题在于不是每个消费者都要维权，想要维权的消费者也不一定选择委托王海。但他说，就算只有10%的消费者愿意委托，“这也是一笔大单子”。
王海并不避讳这种商业考量，“我打假辛巴和罗永浩的目的都不是为了赚钱，但打假成功之后，如果有消费者愿意委托，我也不拒绝。”王海的打假、维权业务大致分为消费者委托和企业委托，接受消费者委托的原则是无效果不收费、维权成功分一半赔偿金。
事实上，从王海广为人知的第一次打假经历开始，他就会计算维权的成本与收益。
1995年3月25日，王海在北京隆福大厦闲逛，看到货架上摆的一款索尼耳机像假货。耳机售价85元，他立即买了两副假索尼耳机退一赔一，净赚170元，但奔波于质监局、索尼公司已经耗去几天时间，住旅馆、吃饭和交通费用已经超过200元，即便商场愿意赔偿，也得不偿失。
于是，王海再次前往隆福大厦购买了10副假索尼耳机，并立即向东城区工商局投诉隆福大厦售假。不久，隆福大厦赔偿王海此前购买的耳机，王海打开了他新世界的大门。
因为王海在北京的消费维权行动，媒体和学术界把1995年称为中国消费维权元年。作为消费维权的标志性人物，王海声名鹊起，媒体称王海为“脚踏实地的爱国者”。
期间，王海的打假经历呈现出高度的公共性和公益性，代表作品是打假一款名为“淋必治”的假药，此后饱受诟病的莆田系民营医疗产业因为王海的打假第一次被公众所知。
不过，王海也承认，打假莆田系的过程中，他通过索赔的方式赚了五六十万元，“在当年，这笔钱确实挺值钱的。”
2018年前后开始以提供公益法律服务介入打击莆田系的律师张新年，和王海是微信好友。在和莆田系博弈的过程中，张新年也深感个体维权者的艰难。他们面对的，是在资本、法律资源上拥有巨大优势的企业。
张新年赞赏王海，认为王海是消费维权时代的英雄。而对王海一直面对的“知假买假”的争议，张新年说，“王海是公民，不是行政执法部门，法无禁止即可为，法律没有禁止知假买假。”
王海面对的另一项主要“指控”是“买假索赔，动机不纯”。
在王海成名之初，参加央视3·15节目录制时，和节目导演闲聊，这位著名导演后来成为央视春晚的总导演。聊到打假人士的处境时，导演说，造假售假的人有那么多违法所得，开的车都是奔驰宝马，打假的人什么时候能开上这样的车？
“从一开始，我打假赚钱就是心安理得的，我没有过任何心理或者道德上的负担。”王海说，不到2000年，导演口中的豪车，他也开上了。
但他也意识到个人“买假索赔”的局限性：个人对抗利益组织，不可能永远处于优势。王海的结论是，为了对抗造假、售假的利益组织，只能成立公司，用专业的打假团队和法务组织与之对抗。
1996年，王海在北京成立大海商务顾问有限公司。创始团队只有三个人，除了王海，还有一个助理和一个文员。但是，公司接的第一笔业务是接受广州顺德一家日资摩托车尾箱厂商的委托，调查市场上假冒该品牌的山寨作坊。这笔业务的委托费是30万元。
这意味着，在事实层面，王海把打假发展成了一门生意。
三
天眼查显示，王海担任法人代表、持股或通过投资占股的公司共有9家，分布在北京、天津、湖南、广西等地。
随着公司业务进入正轨，他给团队定下规矩，接受企业业务的委托费起步价是30万元，接受个人消费者委托的原则是无效果不收费、获得赔偿后与消费者五五分成，而且最好联系到同一产品的其他消费者，将个体维权发展成消费者集体维权，不但更容易获得赔偿，公司也能拿到更多的赔偿分成。
但王海随即陷入“有偿打假”的指责。尤其面向消费者的个人维权求助要在事成后分一半赔偿。王海遭遇中国式好人经常面临的尴尬：做好事为什么要回报？要回报的好人还算好人吗？
真正让他陷入舆论困境的是发生于2000年的津成电线事件。1999年，王海决定打假津成电线，在取得一系列证据证明津成电线售假后，采取法律手段向津成电线索赔。津成电线联系王海，希望私了。不料，王海收了16万元后再次索要100万元。
2000年1月，津成电线召开记者发布会，称王海此举涉嫌敲诈勒索。作为打假界的旗帜，王海饱受指责。接受界面新闻采访时，王海对细节问题涉及不多，但强调他遭人算计，并称作为消费者，他就买到假货一事向津成索赔，“属于协商解决阶段，消费者要多少钱都不是敲诈勒索，你觉得高可以还价嘛。”
津云事件使王海的声誉急转直下。2000年3·15期间，时任中国消费者协会秘书长助理武高汉说，“从我个人来讲，从中国消费者协会来讲，都更喜欢4年前的王海，不喜欢今天的王海。因为4年前的王海是以自己的 身份来参与打假，而今天的王海是以经营者的身份来参与打假，尽管他也在为打击伪劣商品作着贡献，但我已经不关心他了。”
武高汉是“王海现象”的发现者，在王海早期的公益打假期间，曾多次鼓励并指点王海。
王海的徒弟刘殿林等人，也召开记者发布会，称因和王海的打假理念存在分歧，公开与王海断绝关系。
直到界面新闻采访期间就武高汉的批评询问王海，他才得知武高汉曾有此言论。王海陷入一段十几秒的沉思，并未表态。而就刘殿林的公开决裂，王海表示，原因是刘殿林和他产生了利益之争，仅仅两年之后，王海挽救了危难中的刘殿林，双方已经重归于好，“这么多打假的说是我的徒弟，我只承认刘殿林是我的学生。”
刘殿林回忆，双方修复关系之后，王海指导他如何做高质量的案件，如何与媒体打交道，刘殿林获益匪浅。
四
王海花了4年的时间对津成电线穷追猛打，取得关键证据后将津云电线副总裁送进看守所，法人代表被警方通缉。
但这无法挽回王海的名誉，他已经被打上“敲诈勒索”和“黑吃黑”的标签。尽管2000年他协助官方部门打掉了北京最大的假烟窝点，2001年又协助浙江技术监督局破获了全国最大的假阀门案，他仍然备受争议。
此后的10年，王海几乎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了，就连王海每年的主要舆论阵地3·15，采访他的媒体也越来越少了。
王海本人并不认为这是退缩。在公共舆论场里少露面，一方面因为消费者的维权意识已经觉醒，商家应对个体维权行为也建立了相应的制度，维权难度有所降低。更重要的原因是，王海的公司和团队发展壮大，业务遍布全国，接受国内外知名品牌的委托为企业打假、防假，企业客户的一个要求就是低调行事、减少曝光。
同时，王海虽然也有偿为消费者维权，但每年也会做不少面向消费者的公益维权。具体而言，王海接到消费者投诉后，指导消费者搜集相应材料和证据，向行政主管部门投诉或举报。当年互联网通讯工具并不发达，“我每年都在做纯公益的消费维权，只是没人知道。”王海说。
这10年，王海遇到的最大难题，是公益维权的对象恰好是和自己处于委托合作期的厂商。他强调商业契约精神，认为接受企业委托之后为企业办事是天经地义的。
可事实上，他选择了出卖正在合作的厂商，将公益维权的证据爆料给媒体或其他打假机构，做他们的“深喉”，分文不取。王海说，他的潜意识里存在一种简单的是非观：欺骗消费者如论如何都是错的。
2011年，王海凭借打假耐克重出江湖。当年，王海举报NIKE ZOOM 2011款篮球运动鞋只有一个气垫却宣传有两个、国内售价几乎是国外的两倍，涉嫌虚假宣传和价格欺诈。
耐克公司并未理睬王海，仅在中国官网上删除了有两个气垫的宣传语。王海没有善罢甘休，将耐克告上法庭。最终，耐克公司被重罚487万元。
他否认打假耐克的目的是借机重出江湖，“重出江湖只是个副产品。和耐克合作期间就有消费者投诉耐克。把耐克委托我们的业务一做完，我就开始打假耐克了。就算你是我的客户，你错了就是错了，错的永远不会变成对的。”
当然，“消失”的10年里，王海的公司运转良好，以接受企业委托打假、防假为主，赚了上千万。
五
重出江湖的王海打假的对象也从大牌转向国内头部互联网企业。阿里、京东、小米、锤子等企业都曾成为王海的目标。
把目光转向互联网企业，是因为互联网巨头们的一些商业行为明显违反常识。比如，王海质疑罗永浩的锤子手机的起因，是因为看到一款锤子手机的宣传语是“东半球最好用的手机”，他认为涉嫌虚假宣传。
时代变了。以前王海打假，无论对他本人有什么质疑，但当他证明了打假对象存在欺骗消费者的行为之后，外界对王海的打假行为一般是认可的。可现在，像罗永浩一样的被打假对象有大批粉丝，他们关注的焦点并不是王海的证据，而是罗永浩该不该被打假。
最近和罗永浩的交锋中，王海在自己的微博中看到一条评论，“你知道他有多努力吗？”王海崩溃了，“这样的人，活该被割韭菜。”过了一会儿，他又补充，“就算他心甘情愿买假货，仍然改变不了售假行为本身就是违法的这个事实。”
他联想起最近最喜欢的一部影视作品，西班牙语电视剧《纸房子》。王海赞扬剧中传递的质疑精神，普通人面对偶像，保持基本的质疑精神才能不被带偏。巧合的是，罗永浩本人在其早期的演讲视频中也曾表达过类似观点。
虽然王海反复说中国的骗局就那么两下子，虚构信息和隐瞒信息，面对来访的媒体，他对打假罗永浩表现得信心满满，称扳倒罗永浩只是时间问题，但也许他已经体会到面对互联网顶流的打假难度。
界面新闻目睹王海针对罗永浩事件搜集证据的一次行动，并没有如他所宣称的那样轻松。
王海打假罗永浩是在业余时间做的，打假辛巴之后，2020年12月中旬起，他的主要业务是接受西安一个小区业主的集体委托，处理业主和物业公司之间的纠纷。
他在微博上曝光西安曲江兰亭小区业主与物业公司之间长达数年的纠纷，呼吁行政主管部门限制物业公司抬高小区供暖收费标准、要求业主一次签定30年供暖收费协议的行为。
因维权效果良好，王海又接受了西安另一个小区的业主集体委托，同样收费30万元，解决业主和物业公司之间的纠纷。期间，王海飞离西安，就举报罗永浩售假在外省短暂逗留取证。
王海决定，忙完西安的委托业务，他要腾出时间亲自出马完成最后的取证过程。
六
离开西安期间，王海还在深圳短暂停留，处理团队内部一起劳资纠纷。
起因是一位年轻的调查员和王海深圳团队的负责人就一起打假案件的赔偿金分配问题产生纠纷。
王海在深圳常年合作的律师担心，调查员在外以王海的名义行事，又和王海的公司发生劳资纠纷，对王海的名声不利。
公开信息显示，王海名下的公司有多起劳动仲裁案件，公司曾因不支付员工劳动报酬而被员工起诉。在和罗永浩的交锋中，王海一些算不上光彩的经历被人重新翻出，包括和员工的劳务纠纷、和客户和委托合同纠纷，以及名下公司涉嫌严重违法等问题。
最近几年，他的公司每年创造的营收有1000多万，“这只是营业收入，不是纯收入。”王海重申，他对自己的定义从来不是一个商人，对公司的定义是准非盈利，对于收入主要来源的企业委托，他对团对提出的要求是不主动招揽业务，“有企业找来也不拒绝，愿者上钩。”
他说，“我打假的目的不是为了赚钱。你看看骗子一年赚多少钱，我一年才赚多少，如果我想赚钱，不会比骗子赚的少。”
声称不是为了赚钱的王海，虽然每年也会受理纯公益性的个人消费维权委托，但对大部分个人消费者，他要求获赔后五五分成。声称对自己的定为从来不是商人的王海，也不排斥将针对辛巴、罗永浩的公益打假行为发展为接受消费者有偿维权委托。
王海甚至说起，如果时机、条件具备，他也不排除进入直播带货行业，卖一些没有问题的产品。如果成真，王海对辛巴、罗永浩的打假行为无论从何种角度，都更像是一种纯粹的商业考量，只不过他达成商业目标的方式是公开打假。
按照他的解释，准非盈利的机构也需要成本养活团队、保持运转。更重要的原因是，免费维权做得太多，“必然助长不劳而获的心态。做好事没好报，最终也没人愿意做好事。”
也许这就是王海的行事逻辑。但无论如何，这似乎不符合常人对中国式好人的理解。
可矛盾之处在于，有时候王海也不像一个纯粹的商人。2020年12月18日至12月22日，他微博上收到上百条消费者求助，他粗略看了一下消费者提供的材料和证据，选出8个证据比较扎实的，指导对方写材料，等时机成熟由王海发微博曝光。
王海说，他没打算收钱，“有些没有经济能力的消费者，实在可怜，没钱也得帮。”他不标榜每年做了多少纯公益维权，也不忌讳公开宣称反对免费帮他人维权。
王海的本真一面大致就隐藏于相互矛盾的行为和多数人难以理解的理念之中，多数时候，王海游走于打假斗士和精明成功的商人两界之间。
就像1996年3月16日开播的第一期《实话实说》中，现场一位年轻的女观众问王海：“你打假是为了个人利益还是社会利益？你为社会做了什么了？你只是扰乱了社会秩序。”王海反问她：“是做贼的扰乱了秩序，还是抓贼的扰乱了秩序？”
随后，主持人崔永元和王海聊起打假者的困境，问王海，是不是会知难而退？王海说，“很有可能。我也是一个普通人，我也要生存，我不可能不吃饭。”
崔永元又问，“到那个时候你要选择一个什么样的工作？”王海回答，“如果打假没有办法进行的话，我很有可能选择卖假。”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