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林子人

编辑 | 黄月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日前正式公布。数据显示，全国人口共14.1亿人，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有1.9亿，占13.5%，相比1991年增加了1.22亿。根据国际标准，65岁以上人口占比7-14%为轻度老龄化，14-20%为中度老龄化，21-40%为重度老龄化。这意味着，中国已经处于中度老龄化的边缘。

事实上，一个“全球老龄化”的时代即将到来。根据2012年修订版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的数据，全球人口预计将在2100年稳定在109亿左右。世界银行预测，截至2030年，全球新增的60岁以上老年人将有29%来自中国，还有29%来自中国以外的亚洲各国，28%来自其他发展中国家。21世纪后半叶，老龄化问题将更加严峻，美国媒体人泰德·菲什曼（Ted C. Fishman）在《当世界又老又穷》一书中指出，2030年，人类历史将首次见证50岁以上人口的数量超过17岁以下人口。

当越来越少的年轻人必须供养越来越多的老年人时，社会将面临就业、医疗、公共服务、养老等方面的全面变革，老年人的居住安排就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重要问题之一。出于经济、情感等各方面原因，许多老年人不愿意将自己托付给养老或医疗机构，情愿在家中养老，又面临缺乏陪伴和照料的困境；各国政府也越来越难以负荷老年公民的福利支出，机构养老资源将长期处于紧缺状态。为了应对上述挑战，欧美发达国家近年来开始探索创新性的老年人住宅和居住安排，“共享居住”（co-housing）是其中一个值得注意的新趋势。

老后让我们彼此照顾

对欧洲、北美、澳大利亚、日本等地的老年人来说，共享居住如今已是一个有现实意义的居住选择，这个概念在“婴儿潮一代”（1946年-1964年出生）退休人士中尤其受欢迎：和更年长一辈的领养老金者相比，他们的健康和经济状况更好，受教育程度更高，对与社会保持联系、积极参与公共生活有着更强烈的需求。与此同时，福利国家针对老年公民的福利政策越来越难以为继。上述因素推动了共享居住的发展。

丹麦是最早开始探索共享居住模式的国家，早在1972年就已有共享居住社区在丹麦落地。1987年，丹麦出现了首个针对老年人的共享居住项目，老年居民主导了这个项目开发的过程。截至2010年，50岁以上的丹麦人中，大约有1%在共享居住的环境中生活。

随着人们平均寿命的增长和人际关系模式的变化——比如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单身、无孩或与成年子女异地居住——共享居住开始成为一种有吸引力的选择，因为这能有效降低孤独感。有研究显示，身为某个社区的一员、能够在社区中相互帮助对老年人的身心健康和生活质量有正面作用。另外，共享居住也有经济方面的考量。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博士伊利亚金·奇斯列夫（Elyakim Kislev）在《单身社会》一书中指出，人到老年尤其需要稳定的财务状况来确保行动不便或健康出现问题时能获得照料，但在大多数国家，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拥有这样的财务准备，而结伴养老能节省开支。

于是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老年女性更积极地拥抱共享居住的趋势，一些最早的共享居住项目是由女性发起的。法国社会学学者Anne Labit发现，在当下的欧洲，女性和她们的母亲相比更有可能处于单身、离异、无孩或丧夫状态，且养老金水平比男性平均低40%，她们更倾向于认为共享居住社区中的互助模式能帮助自己过上更有质量的老年生活。

在美国，老年共享居住社区（senior co-housing communities）从21世纪初开始出现，截至2019年，全美已有17个此类社区，另外还有28个在筹备或建设中。美国社会工作学者Nancy P. Kropf和Sherry Cummings的研究发现，共享居住社区往往吸引的是那些拥有共同价值观、选择以合作方式一起生活的人，社区通常会设定愿景声明，阐述社区运作的重要原则，还会规定社区管理和决策制定的规范和流程。居民通常住在独立的住所中，但会共享一部分空间，比如厨房、图书馆和健身房。露台、花园等公共空间的设计旨在鼓励社区成员加深彼此交流，作为结果，社区成员通常会参与聚餐等集体活动。老年共享居住社区通常规模较小，完全由居民自行策划、开发和运营。

建筑师、地产开发咨询师Katie McCamant长期致力于帮助美国人建设自己的共享居住空间。她在接受《快公司》杂志采访时强调了共享居住模式促进社区团结的重要性：

“我相信如果人们和自己的邻居有联系，他们就会和他们所在的城镇有更多联系。如果他们和自己所在的城镇有更多联系，他们就和政府、和国家有更多联系，就会更活跃。所以，如果人们不再和邻里有联结，就真的意味着他们开始孤立于更大的社会。”

除了完全由老年人构成的共享居住社区以外，也有人开始探索老年人和年轻人共享资源的居住模式。据《快公司》报道，随着这个概念在欧洲落地并取得了一些成功，它开始在全球各地零星出现。其中一种方式是“场所共享”（site-sharing），老年公寓和托儿所或学校达成合作。另一种方式是“跨代合居”（intergenerational home-sharing），比如老年人与学生共享住房——年轻人以低廉的价格或免费租用老年人家中的房间，作为交换，他们需要在生活上帮助、陪伴老年人。

奇斯列夫注意到，老年人与学生的住房共享计划已在全球各地流行起来，虽然多数计划由非营利组织管理，但政府也开始有意推行。对于老年人（特别是老年单身人士）和年轻人而言，跨代合居是一种双赢：老年人能够得到免费的个人照护及居家协助，温暖的陪伴和友谊，还能提升安全感；年轻人可以省下房租开销，与老年人做室友也能带来社交上的益处。

当然，共享居住模式也面临诸多挑战。首先，它几乎只适合身体状况良好、有自主生活能力的老年人，Labit在欧洲几个共享居住社区的实地调研中发现，许多老年居民怀疑当自己患上严重的身体或精神疾病时是否还适合居住在那里。大多数Labit的受访者认为，共享居住社区作为一种强调参与合作的居住模式，无法给这一情形提供解决方案。

其次，Labit发现共享居住社区也会面临如何处理内部冲突问题。冲突既有可能在集体管理问题中出现（比如如何安排公共空间的使用、如何使用公共资金），也有可能体现在日常矛盾中（比如噪音、公共空间的保洁）。在跨代合居的情况下，鉴于生活方式的差异，冲突往往是最容易出现的。

另外，自行筹建的共享居住社区还会面临繁琐冗长的营建过程，从找到合适的地址、获得建设许可到筹集资金、确认开发商伙伴，个中艰辛不一而足。以位于巴内特伦敦自治市的“老年女性共享居住社区”（Older Women’s Co-housing）为例，这个社区是为一群50岁以上的女性打造的，包含25套住宅。截至2016年落成投入使用，该项目花了足足16年的时间。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此类创新型地产项目缺乏相关政策支持。

共享居住的未来

成年人应该追求生活和经济独立，每个核心小家庭都应该有自己的房子和车——在McCamant看来，这个激励人们奋斗的“美国梦”实际上相当“激进”，“不仅美国人汲汲然于追求这个梦想，如今全世界都将之视为生活目标。”然而这个理想是有代价的：其一是过度的资本积累，当3.27亿美国人都希望有自己独立、宽敞的居住空间且必须开车与亲朋好友相聚的时候，这种生活方式需要投入大量的金钱、土地、自然资源和人力去维持；其二是社交孤立。

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截至1980年，美国跨代共居家庭的数量降至12%，但有意思的是，近年来这个数据出现了强劲回升，截至2019年，20%（6400万）美国人和不同辈分的人住在同一个屋檐下。约翰·伯恩斯房地产咨询公司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41%的美国人在购房时考虑和一位长辈或成年孩子同住。这个趋势还处于非常早期的阶段，研究者表示尚难以确认其背后的确切原因。《快公司》的报道认为，我们选择如何居住和我们的价值观以及那些我们认为进步的观念有关。在过去100多年的时间里，那些价值观是独立、个人隐私和个人主义。但当下的美国人面临两重挑战：房产和退休的成本都在走高；经济不确定和环境问题。

日本学者广井良典在《后资本主义时代》中指出，人的观念、思想、伦理和价值观都有其特殊的时代背景，都是为了保障人类“生存”的手段而产生的。当前的经济社会已经发生了变化，市场扩张已经接近触及地球资源和人们消费需求的极限。全球正从经济“扩张和增长”阶段迈入“成熟和稳定”阶段，这就需要一种全新价值原理和思想与之匹配，即从人与自然和共同体割裂、追求市场经济和无限资本扩张，转向重建与社区和自然的联结，再次强调人的利他性和合作精神。日本消费问题专家三浦展提出了“第四消费社会”的概念，认为未来将是一个很少关心“私有”的社会，共享精神将贯彻人们生活的许多方面，其中就包括共享居住。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建设共享性社会对应对老龄化趋势有特殊的意义。越来越少的年轻人必须供养越来越多的老年人，但年轻人恐怕已经难以承担这个责任。广井良典注意到，年轻一代的高失业率在各发达国家已经成为了结构性问题，这是因为已经完成工业化的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结构性的生产过剩——虽然劳动生产率提升，但已经无法催生出新的需求，导致就业机会减少。从社会整体来看，财富分配已经出现了代际差异。

三浦展提出，我们应该转变“年轻人供养老年人”的思路，鼓励“3个老年人扶持1个年轻人”：

“比如，老年人会帮年轻人照看孩子，给孩子讲故事，或者给双职工家庭、一个人生活且伙食不好的年轻人做物美价廉的家常便饭，把工作期间建立的人脉、获得的知识技术传授给年轻的企业家，独居老人把自家闲置的房间免费租给年轻人住，等等。现在的年轻人没有钱，又很难成为正式员工，即使成为正式员工，工资也不怎么高。所以他们很难结婚，也生不了小孩。要想斩除这一恶性循环，就需要这样一种机制：3个老年人集中起来，一点点去完成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来扶持年轻人。”

所以在未来，我们能和朋友结伴养老吗？倡导者认为这需要改变一些现有的观念和措施，这其中既包括改变住宅设计和城市规划的思路，更难以得到注意却同样重要的是提供相关的制度安排。政策研究组织世代联合网络（Generations United）执行董事Donna Butts认为，未来应该推出一项政策，将减免学生债务和支持居家养老联系起来。目前，波士顿等个别城市正在试验这个计划，研究生能够以低廉的价格租用老年人的房子，但需要帮房东处理日常琐事作为交换。

另外，共享居住需要法定的条约作为保障。奇斯列夫指出，未来可能会出现“法定朋友关系”（civil friendship）的概念，承认彼此照顾且同居的朋友基本等同于一个家庭单元，让共居且互相依赖的朋友获得法律条约的保护。

参考资料：

【以】伊利亚金·奇斯列夫.《单身社会》.中信出版集团.2021.

【日】广井良典.《后资本主义时代》.四川人民出版社.2021.

【日】三浦展.《极简主义者的崛起》.东方出版社.2018.

Anne Labit (2015) Self-managed co-housing in the contextof an ageing population in Europe, Urban Research & Practice, 8:1, 32-45, DOI:10.1080/17535069.2015.1011425

“From cohabitation to cohousing: Older baby boomers create living arrangements to suit new needs” , The Conversation, September 5, 2019.

https://theconversation.com/from-cohabitation-to-cohousing-older-baby-boomers-create-living-arrangements-to-suit-new-needs-121592

“Planning for an ageing population: is co-housing the solution?” Lichfields, May 12, 2019.

https://lichfields.uk/blog/2019/may/12/planning-for-an-ageing-population-is-co-housing-the-solution/

“The future of housing looks nothing like today's”, Fast Company, May 6, 2019.

https://www.fastcompany.com/90342219/the-future-of-housing-looks-nothing-like-today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