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林子人

编辑 | 黄月

5月21日，八位中法思想家齐聚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为观众带来了一个“思想之夜”。2016年，“思想之夜”（Nuit des idées）创始于巴黎，旨在增进不同文化、不同学科和出生于不同年代人之间的思想传播与交流。每年在同一个夜晚，全球听众将听到不同领域的嘉宾探讨当今世界最重要的议题。

今年是“思想之夜”首度落地中国。上海站的主题为“家庭：近乎，远乎”，衍生自本届“思想之夜”的大主题“靠近”（Proches），聚焦家庭与亲密关系，试图剖析最近几十年间发生了深刻变化的家庭生活及人们的焦虑与欲望、诉求与愿景。活动议程由三场圆桌讨论组成，话题分别为“家庭关系是什么”“如何在一起”及“走出家庭”。

自由恋爱、核心家庭等现代观念肇始于欧洲，在20世纪初改变了现代中国，但当下中国知识分子和法国知识分子在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侧重点并不一致。这种差异几乎从“思想之夜”议程一开始——巴黎大学社会学荣誉教授弗朗索瓦·德·桑格利（François de Singly）和牛津大学社会人类学教授项飙的专题演讲——就显现出来。前者讲的是法国家庭对个人的认可、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依恋对组建当今家庭的重要性，后者谈的是中国的家庭作为神圣机构和利益共同体之间的巨大矛盾。

然而，无论在法国还是中国，人们面临着一个共同问题：在个人主义将个人从各类共同体中解放出来之时，婚姻与家庭的神圣性和稳定性亦受到冲击，一个“后家庭时代”似乎正在降临。此时此刻，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家庭中的情感纽带？如何应对与所爱之人的亲近与疏远？如何看待社会经济变迁对个体家庭的冲击？

情感依恋还是利益共同体：思考家庭关系的两种路径

桑格利在“家庭关系是什么”板块的主题演讲中回顾了12世纪至今欧洲家庭的变化。他将欧洲人“浪漫爱情”的观念追溯到12世纪流传的爱情故事《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并指出，从那时开始，包办婚姻的统治性地位遭遇挑战，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追求自由恋爱婚姻，而非由家族根据门当户对的利益最大化原则决定终身伴侣。20世纪以来，这种变化进一步加速。桑格利指出，从1970年代开始，法国结婚率降低的同时离婚率在提高，人们可以以同居、民事契约的方式自由结合，一些夫妇甚至都不住在同一个屋檐下，婚姻的稳定性因此被削弱。

与此同时，人们对亲密关系的理解也出现了变化。个体的独特性和自由意愿越来越被强调，人们希望在亲密关系中被认可和尊重，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依恋越来越重要。桑格利认为，上述变化导致当下家庭存在两股张力，一是年轻人的自我意愿和父母对孩子的期待要求之间的张力；二是个人被认可的希望和父权等级制家庭的延续维护之间的张力——对不少女性来说，她们很难走出这个矛盾。

项飙在主题演讲中对“家庭是神圣庇护所”的观念提出疑问。根据他的观察，当下中国的家庭生活中存在四种矛盾关系。第一种矛盾是，家庭依然有其神圣光环，但正如人民公园相亲角和婚姻法司法解释三所展现的，它似乎也正在迅速成为一种合约关系。第二是婚姻实质与婚姻表象之间的矛盾，对一些中国夫妇而言，即使情感已经破裂，但婚姻的形式一定要保持，这种矛盾的背后是包括经济利益、个人尊严地位等多方面的功利计算。

第三是家庭照顾的私人化和社会化之间的矛盾，改革开放后，大量家庭照护工作回归家庭（特别是回归女性），但又通过市场机制产生了新的社会化，形成了一个高度竞争的领域。项飙在东北地区做田野调查时发现，学龄前的农村孩子去县城上幼儿园已经是一个普遍现象，这说明了精细化育儿的观念在当下中国已经深入人心，而这也为个体家庭造成了巨大的经济负担。最后是家庭的消费功能和投资功能之间的矛盾，家庭不仅是一个消费单位，也是一个重要的投资单位，从购置房产到子女教育，无不需要人们调配家庭资源，精确计算，谋求最高回报率。“（家庭）在事实当中显得那么模糊，形成种种矛盾，所以每个人在生活中产生了巨大的焦虑和不安全感，当然也产生了很多伦理道德上的迷失感。”项飚指出。

桑格利表示，根据项飙的叙述，中国家庭更像是以投资为主要功能的财产家庭，这让他想到了法国19世纪资产阶级家庭，但如今欧洲家庭面临着另外的矛盾和问题。项飙回应称，我们需要注意家庭财产机制在21世纪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内造成的不平等。他认为，中国家庭的现状为理解家庭关系乃至个人-社会关系提供了一个有趣的视角：家庭关系一方面随着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而改变，反之恐怕亦然——人们在家庭中成长，获得一套固定的生活观念，对何为值得追求的经济关系形成理解，家庭由此生产出当今资本主义所需的消费者-劳动者，他们强调个人主义和个人自由，但不懂如何与他人连接展开集体行动。

华东师范大学紫江特聘教授刘擎认为，法国和中国都在见证一个现代性转变，即个人的意愿变得越来越重要。当个人意愿被赋予至高无上的价值、宗教或传统失去规范性作用，人们发现情感在亲密关系中是靠不住的。刘擎表示，通过自由恋爱缔结婚约、组建家庭的观念至多只有200年的时间，它是由一系列历史条件促成的。“为爱成婚”的家庭模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表现得非常稳定，是因为男性和女性需要在家庭的组织中彼此依赖，女性需要男性提供家庭收入，男性需要女性来照顾家庭。但随着社会发展，特别是家务劳动的市场化和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男性和女性都开始具备独立生活的可能性，这决定了家庭的不稳定性在提升。为此，我们需要为“后家庭时代”的到来做好准备，需要意识到亲密关系的限度——每个人都会从中获取不同的东西，付出一定的代价——需要思考怎样的家庭是更好的、更理想的。

根据桑格利提出的浪漫爱在欧洲始于12世纪的说法，女性主义哲学家、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张念指出，自由恋爱的观念直到1920年代才在中国变得深入人心，它成为五四一代青年知识分子掀起“观念革命”的核心内容之一，《新青年》杂志80%的内容实际上就是在谈婚恋问题。与此同时，张念认为，中国的社会文化一直没有教会我们如何正面思考、定义亲密关系，很大程度上导致中国人自然而然将家庭当作社会经济运作中的一个小齿轮、一个微观的小社会。

项飙指出，五四时期爱情太快被政治化，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上述结果，在包括港台地区在内的整个中文社会，人们对亲密关系的叙述能力是相当弱的。他向现场的作家小白表示，这或许是中国作家的一个任务，即找到合适的工具去言说，将人们对亲密关系的理解总结、整理为能够引导思考和感受的文本。另外，项飙还认为，将自由个体视作讨论亲密关系的前提条件是一种西方的思考方式，然而人是一种社会动物，个体无法跳脱出各种社会关系，中国思想界可以为如何论述一种不是从自由个体出发、更加社会性的亲密关系提供新的思想资源。

刘擎回应称，“个人主义并不是东西差别，而是古今差别。”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形成一步步将个人从原来的有机共同体中脱嵌出来，人们离开农村和土地，进入城市、进入工厂，流动性的增加意味着一个人随时可以从一个共同体退出，加入另一个。因此，个人主义——将人理解为独立的个体的意识形态——并不是个人杜撰出来的，而是一种主导社会的现实，“只有当这套论述能够解释人的生活的时候，才会成为人们的共同想象。”而这也成为了我们重新思考亲密关系的必须纳入考量的前提。

让女人表达，让男人倾听：建立更平等的亲密关系

在“如何在一起”板块的主题演讲中，小白延续了上一场圆桌讨论对家庭关系的关注。人类历史一直在见证家庭-社会机制的演变，在漫长的历史中，社会缺乏技术能力介入家庭生活，必须通过中介形式（比如中国传统社会的宗族管理）对家庭进行管理和控制。随着普查制度等社会管理机制的建立，这一情况在18、19世纪出现了变化，家庭开始向现代核心家庭的模式转变。与此同时，个人的情感和欲望逐渐被神圣化，人们开始认为婚姻美满的必要条件是两情相悦，但就如之前刘擎所论述的，这加剧了家庭的不稳定性，而它引发的一个结果是社会似乎更有理由介入持续变化中的现代家庭。

短短一两百年的时间里，家庭-社会机制在不断发生剧烈变化，从20世纪至今，我们可以发现演变在不断加速。小白提醒我们注意技术发展对家庭和亲密关系的重要形塑作用：家用电器的普及降低了家务劳动的难度，历史性地改变了家庭生活中的两性关系；信息技术的发展改变了我们对空间和距离的认知，人们对亲密关系中远和近的感觉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大脑神经科学和认知科学的发展揭示了爱情产生背后的生物原理，或许也让我们对亲密关系的理解产生了不同的想法；虚拟现实让人们得以在一个虚拟的平行世界中获得新的身份，经营新的生活，这或许也意味着人们不必然需要在真实的生活中进入亲密关系。

法国作家多米尼克·西戈（Dominique Sigaud）认为，唯有了解亲密关系的基本问题，我们才能更好地应对当今世界的挑战，即消除两性之间的系统性不平等。“男人是渴望者，女人是被渴望者，男人决定了女人的位置，男人引领世界”——这种男性至上主义的叙事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人们已经承认，女性具备与男性同样的才智与价值，女性的叙事同样有效，建立更平等开放的两性关系非常重要。

然而针对女性的暴力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未经反思的系统性问题，杀害女性的状况在极端贫困的地区依然相当普遍，西戈认为这对我们的集体无意识有着重要影响——女性的价值被持续贬低，让“男人优于女人，男人决定了世界的运作法则”的观念更加根深蒂固。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男性在亲密关系中对伴侣的愿景和欲望，并强迫女性在亲密关系中维持顺从的姿态，忽视或贬低她们的欲望与需求。

“女性需要学会渴望，这种渴望是属于人的渴望，它事关一个人想过怎样的生活，一个有欲望的女人可以产生更多的交流，让男女之间产生新的语言，”西戈说，“要建立更民主的家庭，我们需要尊重每个人的欲望，让欲望在家庭内部可以被讨论、被接受。”

在自由讨论环节，西戈提出希望听听男性谈“如何在一起”的问题，了解男性视角下亲密关系的困境。这个要求让现场的讨论氛围出现了一瞬间的停滞，被张念用“激将法”拱上台的刘擎发表了引起当晚最热烈掌声的一段发言。刘擎没有讲述生活中的具体问题（“这是很大的风险”），而是反思了身为男性不自觉陷入的“理性主义的男权中心主义”，即认为情感感受如果不被表达得清晰明确，就是一个幼稚低下的、有待提高的想法。“这是一种非常麻烦危险的，理性自负的霸权。它不仅存在于男性，但男性推崇理性主义可能是一种结构性的东西。所以在我个人（与女性交往）的经验当中，我是想尊重你的，但是你说话没有道理。”

刘擎指出，在公共政治生活中，理性很重要，但在处理人类事务特别是亲密关系的过程中，理性是有其效用的边界的，它就像一盏灯照亮了一片地方，但在光亮处之外还有昏暗和黑暗的地方。政治哲学领域的学者们近年来也开始探讨愤怒等情感对公共生活的影响，在私人生活中，那些无法用理性说清道明的昏暗之处更是非常重要。刘擎表示，这是他随着年岁渐长学到的重要一课，即认识到理性的局限性，保持极大的谦虚和尊重聆听他人，想办法从那些用理性梳理不清的故事中听到真实且重要的声音。“我觉得这是每个人——可能尤其是男人在文化的塑造下——要学的东西。”

当女性走出家庭：独立女性叙事的再思考

1879年，挪威戏剧家易卜生创作了戏剧作品《玩偶之家》，讲述了女主人公娜拉在认清自己在家庭中从属于丈夫的“玩偶”般的地位后愤然出走的故事。这部作品在欧洲和中国皆引起了热烈反响，“娜拉出走”更成为了女性争取自由独立的标志性意象，被五四一代知识分子反复讨论。但很大程度上来说，娜拉的境遇与当下女性的命运紧密相连，妻职与母职在今天仍是加诸女性身上的沉重负担。

法国女性主义哲学家热纳维耶芙·弗雷斯（Geneviève Fraisse）表示，她这一代法国女性是历史上幸运的一代人——法国直到20世纪中叶才允许协议离婚，而随着平等理念被引入家庭，“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开始被打破，女性开始获得自由。虽然听上去像是陈词滥调，但弗雷斯提醒我们，女性解放的前提在于受教育权、工作权和经济独立。

刘擎在“走出家庭”板块的主题演讲中谈论了“独立女性的双重麻烦”。近20年来，中国大城市受过高等教育的单身女性数量不断上升。她们努力摆脱传统父权制家庭的麻烦，力图取得更高的职业成就，但有一种观点认为，她们反而陷入了另一种麻烦：追求职业成功和高收入一直是男性成功的标志，女性将之作为自己的成功标准，实际上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操作，这种意识形态把女性按照男性的标准再造，实质上屈服于男权-资本主义的霸权结构，成为既有秩序的同谋。

这似乎是一种非常“先进”的、“反对男权主义”的批评，但刘擎提醒我们注意这种批评的狡猾之处。这种指控在理论上依然基于一种性别刻板印象，即男性的成功只能服从资本主义和男权主义结合的霸权结构所确定的标准，而女性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两种坏的选择，一种是留在家庭中，继续做这种霸权的受害者，一种是成为霸权结构的同盟。刘擎认为，这种批评的谬误之处在于完全消解了女性作为人的能动性（agency）和任何追求独立与解放的可能性。与此同时，它还默认了除非一个乌托邦社会来临，否则所有人都无法摆脱现有社会权力结构的规训。然而，权力并非总是铁板一块，相反，它总是存在着缝隙和裂痕，蕴含着反抗、抵制与超越的可能。另外，这种批评还隐含着某种让女性回归家庭的主张，而且这种主张是以“女性独立”的名义提出的。

鲁迅曾说过，“娜拉出走”的结局要么是堕落，要么是回家，回家能成为女性基于自由意志的选择吗？“只有当女性的出走以及独立生活成为一个真正可行的选项之后，返回家庭才可能是一个自由的选择。我仍然认为拥有经济独立是女性走向自由的第一步，即便这第一步不得不借助现有社会经济结构的奖惩机制。”刘擎同时指出，我们需要强调女性自我意愿的重要性，“任何思想解放的力量，需要以说服而非强制的方法，抵达第一人称的视角，成为她本人的意愿。”

时至今日，我们对亲密关系的认知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它不一定存在于男女之间，不一定需要家庭这个制度性保证，也不一定能够长久——这是整场活动的共识与讨论出发点。但刘擎认为，人类依然需要亲密关系，因为它给我们的生命带来了一些无可替代的体验，比如被无条件认可的愉悦——在一段美好的亲密关系营造的小小世界里，你就是最好的。刘擎引用了阿兰·巴迪欧的“爱情是最小的共产主义”来描述热恋时的奇妙感受，“使你幸福给予我更大的幸福，我越付出，越成为我自己。”这是这位政治哲学家难得卸下理性面具，流露出感性一面的时刻。

然而在之后一段关于家庭内部平等的讨论中，刘擎又下意识地透露出家庭中的男性付出是存在限度的。他认为，婴儿由于需要哺乳，直到一岁左右都天然地更依赖母亲，母亲对孩子的需求也有更高的敏感性，母子的亲密空间有时是男性难以插足的。桑格利对此回应称，我们需要对此种理由保持警惕，它可能是男性以孩子为借口推卸家庭责任，以某种貌似客观的科学名义维持家庭内部分工的不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