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林子人

编辑 | 黄月

“一位人力车夫不可能像商人那样了解市场形势，像官员那样深谙官场勾结，像军阀那样运筹帷幄且狡兔三窟，像记者那样通晓时事，又像学生那样充满国家使命感并成为政治聚光灯下的明星。但是，他们生逢其时，历史的车轮从他们中间无情地碾过，使他们有幸成为永恒的见证者，亦或是临时的参与者。”

这是美国狄金森学院政治学教授家史谦德（David Strand）在《北京的人力车夫：1920年代的市民与政治》一书中写的一段话。人力车夫可能是我们对民国北京的一个标志性印象，老舍名作《骆驼祥子》讲述的就是人力车夫的故事。1920年代的北京总人口约为100万，人力车夫就有6万，根据当时一位社会学家李景汉的调查，16-50岁的男性中1/6为人力车夫，他们与家眷占北京约20%的人口。人力车夫每天要面对激烈的同行竞争——随着从业者数量的增多，社会学家发现人力车夫的单客收入在不断下降——还要应对蛮横的警察和一些颐指气使、故意不给钱的乘客，以及有轨电车对饭碗的威胁。

史谦德在这本书中告诉我们，虽然人力车夫看似没有社会、经济和文化资本，但他们也在某种时代氛围的推动下联合起来，组建工会，在有轨电车进入市民生活的历史大势前努力捍卫工作权利。这些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在1920年代的北京如何能够参与当时的市民生活和政治抗争，历史学家又是如何发现他们的，以及书写他们的故事的意义是什么？日前，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许纪霖与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周育民在钟书阁分享了他们对《北京的人力车夫》的阅读感受与思考。

《北京的人力车夫》获关注，与90年代学术风潮相关

《北京的人力车夫》首次出版于1989年，并于1991年获得了美国亚洲学会列文森奖（Joseph Levenson Book Prize）。该奖项自1987年开始颁发，每年表彰两部以英语写作的优秀中国研究著作。

许纪霖认为，《北京的人力车夫》在美国出版后迅速引起学界关注，与民国北京史研究的稀缺有关系。相比而言，上海城市史研究在1990年代就已经是一门“显学”，其热潮持续至今。

另一方面，许纪霖认为“人力车夫”只是这本书的“题眼”，其副标题“1920年代的市民与政治”更值得注意。“史谦德从这一独特的群体出发，描绘出1920年代整个北京的广阔图景，里面大量涉及银行界、商界、警察，包括他后来提到的公会、行会，展现了一个我们称之为社会结构和阶级结构乃至于政治结构意义上的北京。”许纪霖指出，这本书风靡一时，与1990年代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的盛行也密切相关。“中国历史上有没有形成公共领域”是90年代的美国学者热烈讨论的问题。

周育民表示，中国城市史研究领域有两部极具代表性和前瞻性的著作，一部是罗威廉（William T. Rowe）的《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和社区（1796-1895）》，另一部就是《北京的人力车夫》。后者以北京人力车夫1929年砸毁电车这一核心事件出发揭示整个1920年代北京的城市变化，从城市内部的矛盾过程展开讨论。这两部作品出版后，出现了一系列关于城市史的专题研究，涉及警察、妓女、卫生、工人阶级等。周育民指出，1990年代全球范围内出现了公共领域和市民社会研究的学术热潮，它影响了海外中国研究。除了以上两本书外，冉玫烁（Mary Rankin）的《精英行动主义与中国政治转型》和萧邦奇（R. Keith Schoppa）的《中国精英与政治变迁》也是这一思潮中涌现的代表作。

从“公共领域”到“权力的文化网络”：理解史谦德的两种理论路径

何谓“公共领域”？据许纪霖介绍，公共领域是哈贝马斯提出的概念，指17-18世纪的法国、英国、德国等西欧国家出现了沙龙、酒吧、报纸，人们开始能够在这些公共空间中自由讨论政治和社会议题，形成公共舆论。中国是否也曾出现过类似的公共领域？许纪霖2001年在哈佛大学担任访问学者期间曾就这一话题展开研究，他得出了一个与许多学者不同的结论，即这个概念虽然可以应用于近代中国史，但中国历史上的公共领域与西方不同，它不是咖啡馆或沙龙，“中国晚清（公共领域）是‘三位一体’——报纸、学校和社团。”

在阅读《北京的人力车夫》时，许纪霖发现，史谦德其实在另外一个意义上使用了这个概念。公共舆论通常和知识分子、社会精英有关，但史谦德更关注的是，1920年代的北京如何出现了一种源自底层的政治参与，“在当时的具体历史背景下，出现了一种公共空间，这种空间不是以舆论的方式，而是以人力车夫参与的方式，建立了一个所谓的市民的政治参与。也就是说，作者重新定义了这个概念，我们不必在乎这是不是符合哈贝马斯的原意。因为学术上凡是有生命力的概念一定是有多重含义的，是被赋予各种解释的。”

在许纪霖看来，一个更适合用来诠释这本书的理论其实是杜赞奇（Prasenjit Duara）的“权力的文化网络”。杜赞奇在其经典作品《文化、权力与国家》中通过分析近代中国的华北农村，提出了这个概念：权力在推行过程中必须借助传统与新近出现的各种文化网络（比如宗族亲戚、邻里乡党、共同的宗教信仰、同门与同行的五缘关系）渗透进社会的方方面面。

“虽然史谦德教授并没有从这个问题意识出发，但是他在书中已经向我们展示了北京存在权力的文化网络，包括商会、行会、一些社会自治组织、公投行会等等，这些权力的文化网络，形成了一个所谓地方的自治。”许纪霖说。

民国时期上海是一元化社会，北京则是二元社会

在《北京的人力车夫》前六章中，史谦德介绍了在1920年代北京的城市政治舞台上登场的各个角色，除了人力车夫以外，还有警察、商人、政客、工人等群体。虽然当时的北京是民国的学术中心，集结了一大批著名知识分子，但在史谦德的叙述中，知识分子群体游离在地方治理的核心圈之外；与此同时，商人则是重要的政治参与者，以京师商会为首的绅商群体在治安、福利、赈灾等公共事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1920年代北京的语境内——特别是考虑到当时的北京一直处于军阀混战的风暴眼中——这种“商人自治”的做法是延续了某种中国的政治传统还是时事所迫？社会精英必须承担起“准政府”的职能，应对棘手的政权更迭问题？

许纪霖表示，民国时期的上海和北京是一对“双子星”，从上海的角度观察北京，可能更能看清北京的社会结构、政治生态以及知识分子与当地社会的关系。对此，他曾在《帝都与魔都：现代中国的城市知识分子（1900-1937年）》一文中有详细论述。许纪霖指出，民国上海是一个一元化社会，精英和大众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知识分子和社会各界有密切互动联系，形成了一个活跃的市民社会；同时期的北京则是一个二元社会，官僚阶层、知识阶层和市民阶层之间有一道不可弥合的鸿沟。与此同时，北京的自治领袖主要由当地商人、银行界人物构成，而且这些人物的影响力主要在北京当地，知识分子鲜少参与地方事务，也与当地士绅、商人等地方网络鲜有交往，这与上海的情况完全不同。

“至少从民国开始，北京的社会结构和上海是不一样的。”许纪霖称，“自治”虽然是一个近代从日本引进的政治词汇，但至少从北宋开始，地方社会的某种自治传统就已经出现，在地方社会的管理网络中，士绅发挥了非常核心的作用，扮演了政府和当地社会的桥梁。罗威廉的汉口研究发现，至19世纪，地方自治甚至已不再局限于乡村，在汉口这样的大城市也已出现。许纪霖发现，北洋时期地方自治的典范城市其实是上海，当北京失去“政治中心”地位后，官僚阶层被削弱，工商业试图掌控地方事务但没有与知识分子群体联手，又要应对内部的权力斗争和军阀混战引发的社会问题，“北京当时也有一种（形成）市民社会的冲动，虽然这种社会结构的成熟性和上海不可同日而语，但是这种冲动是存在的。”

关于上海的地方自治传统，周育民补充说明了清代上海县城的地方自治情况。清代上海县城中的一些地方事务州县官往往通过会馆解决。鉴于上海是一座移民城市，会馆联系着不同地缘和业缘关系的群众，会馆董事往往有士绅身份。“其实到基层社会，州县官就得受地方势力的制约，要尊重地方士绅的意见。那么地方士绅是通过哪些渠道掌握地方权力的？首先必须要有经济实力，同时还要有文化上的权力，为‘四民之首’，可以和州县官平礼交往。所以，上海地方是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自治的。”

不应当小觑小人物在历史书写中的分量

《北京的人力车夫》的高潮是1929年10月22日人力车夫为了反对有轨电车而发起的破坏电车行为，参与者大约有2.5万人，破坏或捣毁了城中2/3的有轨电车。史谦德在这场电车风潮中看到了“返祖性与现代性的混合”，即人力车夫“以市民身份捍卫他们的生计，通过操纵现代政党政治对抗现代化”。他认为这表现了现代社会变革的自相矛盾的本质：“越是抵制进步，就越会被卷入现代资本和现代国家权力的发展中去。”这一事件中的人力车夫非常容易让我们联想到工业革命前夕那些捣毁纺织机的卢德主义者。

周育民认为，这本书揭示了人力车夫群体在时代变动中从兴起到衰落的过程，在科学技术不断进步的现代化进程中，小人物的命运往往是很悲惨的，因为他们赖以谋生的技术手段很快会随着社会进步被淘汰。“现在进步速度越来越快了，将来人工智能更加发达以后，可能很多目前脑力劳动者的工作也被替代，我们也可能成为小人物。所以与时俱进的学习能力是我们这一代人以及我们后代需要伴随一生的能力。”

许纪霖则表示，我们也不应当小觑小人物在历史书写中的分量。“大历史也好，大时代也好，毕竟是由个人构成的。英雄创造历史，事实上小人物也在创造历史，也担当了历史哪怕很微小的一部分。所以从这点而言，不要以为自己小，你留下了文本，留下了生命的轨迹，足以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