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3日凌晨，达蒙·加尔格特（Damon Galgut）凭借小说《承诺》（The Promise）获得了2021年布克文学奖。小说讲述了一个南非白人家庭在种族隔离制度结束后遭遇政治和社会动荡的故事。加尔格特在获奖感言中说道：“今年对于非洲文学来说是伟大的一年。我来自那片神奇的大地，我想代表非洲大陆上所有那些被述说的和还没有被述说的故事，以及那些有名的和无名的作者接受这一殊荣。”

正如加尔格特在获奖感言中所说的那样，2021年堪称“非洲文学年”。这并非夸大其词。在加尔格特获得布克文学奖之前，今年世界文学界的诸多重要奖项已经被具有非洲血统的作家收入囊中。今年6月，戴维·迪奥普（David Diop）凭借其第二部小说《黑夜中的血腥》（At Night All Blood Is Black）与其英文版翻译者安娜·莫绍瓦基斯（Anna Moschovakis）共同捧得国际布克奖。小说讲述了一个感人至深的故事，灵感源自于一战中塞内加尔步枪手的经历。而就在布克文学奖颁发的同一天，塞内加尔再次脱颖而出，穆罕默德·姆布加尔·萨尔（Mohamed Mbougar Sarr，塞内加尔作家）凭借小说《男人们最秘密的记忆》（La plus secrète mémoire des hommes）摘得2021年法国龚古尔文学奖，并成为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中第一个获得该奖项的作家。

今年10月，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了出生在东非桑给巴尔岛的作家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1968年桑给巴尔革命后，古尔纳来到英国，其作品主要围绕难民主题展开，通过10部小说描述了颠沛流离的难民生活。古尔纳的《天堂》（Paradise）、《在海边》（By the Sea）以及2020年出版的《来世》（Afterlives）等小说细致而又有力地审视了难民问题，对后殖民时代的许多人造成了巨大的影响，他称之为“灾难性的悲剧”，他的作品也因此赢得了世界评论界的尊重。而现在，他的作品可能会迎来新的读者。

除了加尔格特，同为南非小说家的凯伦·詹宁斯（Karen Jennings）也入围了今年的布克文学奖候选名单，入围作品《小岛》（An Island）讲述了一位灯塔看守人与一位难民相遇的故事。和古尔纳一样，入围布克文学奖将从根本上扩大了詹宁斯的读者群体——之前，《小岛》仅有500册的印刷量，但在提名布克文学奖之后，印刷量上涨了数千册。与此同时，索马里裔英国作家娜蒂法·穆罕穆德（Nadifa Mohamed）凭借《幸运者》（The Fortune Men）入围了2021年布克文学奖短名单，该小说基于真实发生在加的夫老虎湾的一次误判，讲述了一名索马里水手在威尔士被错误指控谋杀的故事。

然而，阅读这些获奖作品需要谨慎，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这些都是欧洲的文学奖项，这也就意味着他们的历史从此将与“欧洲作品”的身份密不可分，并带着这重身份不断增值。就像人们所说的，他们的历史作为一种资产阶级艺术形式已经被采用和展示了几个世纪，如果这些自封的保管员考虑承认其更广泛的潜力，并要扩大其界限，那么将由谁来开启这一进程，谁又能决定其他人是否拥有发言权呢？他们应该针对的是哪些读者群体？在谈及“非洲国家”和“非裔群体”时，哪一种身份意味着特别优待，哪一种身份又意味着排斥压制？

作家的一生大部分是漫长而默默无闻的，文学奖项不过是其职业生涯的冰山一角，离不开作者本身的勤奋、出版商和书商的努力，以及国家、语言和地区所创造的生态系统。谈及今年收获颇丰的非洲文学，英国坎农格特出版公司的资深编辑兼凯恩非洲文学奖（The Caine Prize for African Writing）主席艾拉·瓦卡塔玛（Ellah Wakatama）认为：“这些胜利并不是突然从天而降的，而是因为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开拓空间，并最终迎来了这些值得纪念的时刻。”瓦卡塔玛还说，这些努力不会终止，“直到我们非洲作家能够出版足够多数量的作品，多到获得布克奖这样的文学奖项成为我们文化的常态，而不再是什么出人意料、非比寻常的事情。”

这将会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颁奖评审团的组成、不断变化的品味以及对不同类型作品的反应等等，也都是决定作品能否获奖的重要指标，这些指标具有复杂性，并不总是那么显而易见。与这些作家交谈时，有两个因素反复出现：一个是关于某种“现象”的任何讨论都必须围绕非洲传统文学文化的多样性；而另一个则是，应当在讨论的一开始就体现出这一主旨，而不是在高潮时才体现。用加尔格特的话来说就是：“我希望这样的对话能让人们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来关注这个问题，直到它变得不容忽视，才有可能被重视。”

我问古尔纳，他是否感觉到，过去那些不被接受的故事，现在已经开始得到广泛的关注。他回答说：“可能是这样的。当然，我肯定希望是这样。但是，我认为这可能是最近发生的很多事情的结果。或许，对其他地方正在发生的事情能够有更深入的了解，而不仅仅是报纸上报道的事情。我觉得现在还有一种反叙事的故事，不像以前那样完全依赖于既定事实的、或是需经审核的故事。”古尔纳提到了对于伊拉克、叙利亚和利比亚事件的回应——这些国家都遭受了美国和英国的严重干涉。古尔纳表示：“所有这些都体现了政策的丑陋，以及弱小国家所遭受的残酷和不公。还有美国的‘Black Lives Matter’运动，以及过去几个月在英国开展的商业活动、文化战争、雕塑活动等等。所有这些事情可能会引起人们更强烈的认知，但是我非常怀疑这些会对文学奖项带来直接影响。我更愿意相信，这些作家能够获奖更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的作品。”

古尔纳对于他所暗示的文化战争表现得很敏锐，还夹杂着几分冷幽默。他将那些文化战争描述为“人们之间进行的无意义的对话，而这些人在我看来，他们无意识抵制的那些事物终将反过来将他们清除”。他还煞费苦心地指出，这种清除纯粹是思想上的，并坚称自己没有给他们太多的空间。古尔纳还说：“我对他们之间的战争和辩论没有什么意见，这是他们的事情，与我无关，但是在我看来，至少一个半世纪以来，这种争论早已经失败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论点早已失去了任何可以捍卫的道德立场。然而，为了将这场战争持续下去，他们不得不寻找另外一个小平台，站在上面喊着那些老掉牙的废话。哎，让他们去喊吧，我一点也不担心。”

尽管如此，但小说家们的创作显然会被他们身处的政治环境和社会氛围影响，尤其是大环境对于文学文化的态度。对于加尔格特来说，布克文学奖评审团的认可还尚未在他的祖国南非得到呼应。比方说，他至今仍然没有收到艺术和文化部门的任何消息，这种疏忽并非针对于他个人，而是反映出了这个国家对于作家的态度。如果文学真的得到了关注，在他看来，那将是一束光；在暗淡的政治前景中，那将是一簇值得抓住的光明的火花。然而，加尔格特说道：“我更愤世嫉俗的一面是，南非大多数的政客根本就不在乎什么文学。”

和许多作家一样，加尔格特也热衷于强调通过具体实践来支持和加强文学文化的必要性——在发表布克奖获奖感言时，加尔格特再次强调了这一点，包括通过取消图书增值税来解决高昂的图书成本问题，这一运动已在南非开展了多年。虽然听上去这似乎是一个技术要点，但它却是培养阅读和写作的关键，也是确保文学不被视为精英阶层的消遣活动的关键——而正如《承诺》一书所探讨的，这里的精英阶层往往就等同于白人。加尔格特认为：“你必须先创造出重视阅读和写作的文化，然后人们才会投入大量的时间去把它做好。然而现在，这并不是一个优先事项。”

蒂莫西·奥根内（Timothy Ogene）是一位诗人、学者和作家，他在尼日利亚长大，现在生活在美国。他即将出版的讽刺小说《跷跷板》（Seesaw）讲述的是一个默默无闻、落魄的尼日利亚小说家被一个富有的美国白人抓住，并被带回波士顿去“展示”他的国家的故事。和加尔格特一样，奥根内敏锐地意识到西方文学生态中所固有的财富和特权——从作品的出版、发行，到对各奖项的资助。但奥根内同样也相信，近期非洲作家在各大文学奖项上获得的成功，凸显了来自非洲本土和海外移民的不同声音，引起了人们对于那些在亚洲、阿拉伯地区和印度洋地区的非洲人的文化的关注。奥根内表示，是什么构成了非洲文学，这是最值得关注的问题。“我们对于非洲文学的定义非常狭隘，尚且还停留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那时齐诺瓦·阿切比（Chinua Achebe）和渥雷·索因卡引领的非洲现代文学才刚刚兴起。你知道吗，反殖民主义态度已经走到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非洲文学。但我觉得情况已经开始有所改变。很多当代作家开始探索不同的想法，以非洲人的角度去观察不同的认识论。”

创造力的基础是能动性，而能动性包括抵抗外部期待和约束的能力和权力。奥根内说，他会尝试去一些“非洲作家们通常不常去的地方”，敞开心扉，“以新的方式去面对种族和认同问题，并重新审视当今世界下身为非洲人的身份。”挑战在于如何摆脱障碍。他补充道：“现在是时候开始超越，去寻找意识和政治形态之外更多的关联。”

穆罕默德·姆布加尔·萨尔的新作《男人们最秘密的记忆》围绕一位早已被世人遗忘的作家展开，他绰号“黑兰波”，多年之后，一位年轻的塞内加尔小说家发现了他的作品。萨尔告诉我，他讲述这个故事的动力来自于“西方文坛对于非洲黑人作家模棱两可的态度”。令人惊讶的是，这本小说是根据马里（西非国家）作家扬博·乌洛格（Yambo Ouologuem）的真实经历改编创作的。乌洛格曾在文学界备受赞誉，在1968年就成为了法国文学奖勒诺多奖（Renaudot）的首位非洲得主，但是后来他被指控剽窃，随后淡出了人们的视线，他的作品也引发了关于作者身份和权威的思考。

萨尔这次获奖凸显出了一个非常显著的“异常”：自1903年龚古尔文学奖诞生以来，萨尔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中第一位获得该奖项的作家。这种排斥现象引发了“与殖民统治及其后果相关的结构性问题和文学社会学问题（种族主义、社论的蔑视、无知，以及文学环境和法国公众对于来自全球法语区的法语作家，尤其是来自非洲的法语作家的小说缺乏兴趣）”。不过，最近这次获奖似乎已经“纠正”了这种反常现象。萨尔说道：“我认为不应该错误地把非洲作家获奖这件事视作一种罕见而珍贵的伟大恩典。如果我们把它看作是常规之中的一个例外，那就仍然意味着什么都没有改变，我们获奖只不过是对规则的一次豁免，很快我们就又会回到旧秩序当中。”

多元化和同理心是今年获奖小说的特点。未来的关键推动力不仅是要保持空间的开放，还要使空间不断扩大。正如萨尔所说：“龚古尔文学奖不仅仅对于我个人的作品建设给予了极大的鼓舞，对于非洲作家尤其是年轻作家的鼓舞更甚。未来是属于他们的……最重要的是，我不想成为一个例外，我也绝对不会只是一个例外。”

（翻译：刘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