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执惠旅游
又是一年终,一年始。
关于文旅业的当下和未来,狄更斯那句“最好的时代,最坏的时代”的名言,似乎有较为贴切的对应或隐喻。过去两年,疫情带来的冲击,创造的机遇,引发的变革,既给文旅业打下深重烙印,又埋下了不少“草蛇灰线”。
以一个立体宏观的视角来看,我们自然有很多理由相信,文旅业奔涌向前的潮势和空间可期,也有一定信心进入一个更好向上的新文旅时代。
在文旅进入疫情下第三年之际,执惠希望这个年终策划,从城市与乡村两条主线出发,廓清一些“迷雾”,找到分析当下、研判未来的部分落脚点。
第一篇,我们先从那些重要的新政策开始,同样分为上下篇。
在过去的2021年,与文旅业直接或间接的相关政策,可以数十个为计,着眼当下,更谋划未来,是核心底色。我们筛选出十余个政策做重点分析,它们所展现的产业发展趋势明确、产业变革图景了然,在未来5年乃至更长时间里,深度影响业者、旅企、目的地和文旅业。
我们首先关注:
1、顶级战略乡村振兴,与新文旅时代加速到来,是什么关联?
2、城市更新大戏潮起,宽阔绵长赛道了,城市消费、文旅业的机会在哪里?
3、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培育建设,如何影响区域文旅格局?
4、文旅地产模式被逼到“墙角”,接下来怎么办?
5、博物馆从“高冷”走向热消费主角之一,预示着什么?
6、未来5年,文旅业发展的主线有哪两条?
一、乡村振兴加速新文旅时代到来
2021年2月21日,第18个中央一号文件发布,提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2月25日,国家乡村振兴局正式挂牌;
6月1日,《乡村振兴促进法》正式实施。
顶层政策、专属组织机构、专项法律,互为关联,乡村振兴的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在2021年进一步实体化,营造了推进宏观顶级战略落地的基本面。
从多个维度来看:
1、国家乡村振兴局的成立,已将乡村振兴的使命,推至一个更可视、可触、可及的层面。乡村振兴局作为承载及贯彻战略的组织机构,一方面意味着乡村振兴要沿着既定目标前进,产业振兴的倚重落地将更加突出,这对乡村旅游产业来说有着更多的政策支持与市场扩容空间;另一方面,既然有了直接的职能部门,乡村旅游发展遇到的难点问题(比如土地供给、金融支持等),将有更明确具体的机构来推动解决。
2、也可以说,乡村与城市的“命运”关联更为多元而紧密,一方面,乡村旅游成为城市生活补充或新生活方式的载体之一,通过产品创新与升级,更好的满足城市居民的消费需求;另一方面,打破城乡二元化藩篱,推动城乡融合,重塑城乡关系,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指向,也是乡村旅游被赋予的功能;
3、乡村旅游一个更重要的使命和机会,在于带着政府需求的导向,将成为乡村振兴战略的抓手。如果能在满足政府需求、客户需求两端实现平衡,所能获得的政府支持也有望增加,对项目规划和产品设计、运营等也是助力,这将带来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良性循环互促的可能性。
新乡村文旅时代正加速到来。
二、城市更新大戏潮起,对文旅业意味着什么?
2021年8月10日,住建部印发《关于在实施城市更新行动中防止大拆大建问题的通知(征求意见稿)》,提出防止过度房地产,严管大拆大建,坚持应留尽留,全力保持城市记忆等;
8月25日,《上海市城市更新条例》被表决通过,自9月1日起正式施行。上海“城市更新”首次上升到地方人大立法层面;
8月31日,北京市政府办公厅印发《北京市城市更新行动计划(2021-2025年)》。
信号明显。
我国城市从大规模扩张增量时代,过渡进入以城市更新为主的存量时代,已更为明确。城市更新已上升为国家战略,城市空间的重构逻辑、消费逻辑及资本化逻辑都在生变,也衍生出一个新的宽阔而绵长的产业赛道。
对应到文旅业、目的地,新机遇与新挑战兼具。
1、城市更新将不仅仅聚焦于土地更新的价值提升,也在于新的空间经济模式构建,一次性房地产开发的空间生产方式还会存在,但可能逐渐式微,二次、三次乃至更多次的生产,存量空间不断做新,形成新的空间生产方式,将可能成为主流;更深层次的意义在于城市存量建筑与空间的改造提升的必要性、比重都会提高,空间的再改造、再运营,以及空间资本化的运作、价值提升,成为挑战,也是机遇。
2、未来的城市更新中,基于城市居民消费升级、年轻客群消费新需求,文旅新体验、新场景所形成的新空间经济模式,会是一种可行的、必要的路径之一,存量空间与增量内容的匹配,可能带来双向放大的循环效应,包括不限于新客流的持续导入和转化等。
文化供给、消费升级、传统商圈更新、老旧厂房改造建设旅游文娱载体等,在未来的城市更新中,通过存量物业、空间的保留与更新改造,建设创造出更多的文旅消费产品供给,会是一个核心主题。城市市井文化、烟火气的恢复,消费升级需求的对应等,会是相应逻辑。
3、人文比拼,成为新一轮城市目的地的竞争重点。
城市更新中“人文”是内核要素,要回到人的价值,围绕城市居民来推动。这将至少体现在两方面:一是未来的城市更新在让土地增值、让空间质量变高之外,还应该体现主体参与性和价值持续性,也即让多方主体包括居民更多参与进来,实现利益更大化、多方化;
城市更新应该注重人的需求,空间的再造、产品供给、运营等都应更多围绕“人”来进行,体现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在新中产崛起、年轻群体主流化背景下,实现产品契合供给。
城市更新将在城市文旅新消费中有更多体现,包括融入更多文旅新消费(新场景、新产品、新用户等)的视角和元素。
三、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之争,不仅是区域文旅格局变化
2021年7月19日,上海、北京、广州、天津和重庆5市,被批准率先开展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培育建设。在20多个城市中拔得头筹;
9月18日,上海市印发《上海市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实施方案》;
9月24日,北京市印发《北京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实施方案(2021—2025年)》。
早在十三五规划纲要中,就已提出“培育发展国际消费中心”。2019年,商务部等14部委联合印发《关于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指导意见》(简称《指导意见》),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的目标和重点任务被明确化。上海与北京的实施方案,将任务进行了本地“消化”。
《指导意见》提及6个重点任务,其中至少4个与大文旅消费关联:
1、聚集优质消费资源。引导企业增加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发展品牌经济,吸引国内外知名品牌新品首发;加快培育和发展服务消费产业。
2、建设新型消费商圈。打造一批具有较强国际影响力的新型消费商圈,推进智慧商圈建设;加快商业街提档升级,重点开展步行街改造提升工作。
3、推动消费融合创新。推动实体商业转型升级,打造一批商旅文体联动示范项目;促进传统百货店、大型体育场馆、闲置工业厂区向消费体验中心、休闲娱乐中心、文化时尚中心等新型发展载体转变。
4、打造消费时尚风向标。培育发展一批国际产品和服务消费新平台;鼓励国内外重要消费品牌发布新产品、新服务;促进时尚、创意等文化产业新业态发展。
从几个维度来理解:
1、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本和疫情无关,是国际化大都市建设、提升消费拉动作用的必然,但疫情之下,其紧要性提升,同时,国内消费能力、体量再次被证明,原出境游消费在国内市场找到一些替代品,完成一定的消费回流转化。
2、国内消费市场的供需矛盾在加剧,供给跟不上需求,制约了消费释放,所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首先要在消费新供给层面有更多新作为。消费之于经济发展驱动作用的一个循环逻辑是,消费拉动生产—生产创造收入增长—收入增长再带动消费......
这个逻辑其实较明确回答了消费、收入增长这一类同“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消费被前置,为何?
假设民众整体收入增长受制约,但消费依然被着重强调、推动,缘由之一是整体消费升级趋势下的消费分层,中高收入群体的体量、消费能力及需求,依然可以有较好的消费释放转化空间,关键在于产品服务的匹配度。
3、新型消费商圈、商业街提档升级、商旅文体联动示范项目、休闲娱乐中心等,指向区域、项目的消费场景再造,在存量基础上,通过新内容与业态的植入,主要为城市本地居民提供新的消费释放点。
再延伸,城市居民消费并不限于城市区域(这里是地理角度,非行政区划角度),乡村同样是当前重要的消费区域,消费主体也是城市居民。虽然《指导意见》没有明确提及乡村消费的重点任务,但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必然会呈现“城市+乡村”两翼消费高企的特征。
4、打造城市消费新地标,发展首店及首发经济,推动顶级赛事、国际会展落地,再到经由数字化改造城市产业,拉动数字经济发展,不管是国际消费中心城市,还是非此类别,都是部分重要方向。
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还考验推动大区域文旅市场一体化的能力,周边区域多城市加紧“抱团”也是趋势所然,这决定着区域消费市场的宽阔与纵深度,成为区域文旅高地的核心城市,才能带来更具前景的空间。
四、文旅地产模式被逼到“墙角”,风向明显变了
2021年9月30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文旅部等10部门发布《全国特色小镇规范健康发展导则》(简称《导则》)。
《导则》提出,特色小镇应聚焦产业细分门类,做强做精特色产业集群,特色产业投资占总投资比例原则上不低于60%,培育竞争优势强的领航企业,文化旅游类的特色小镇接待旅游的人数原则上每年不少于50万人次。这个《导则》强调除了原有的传统民居外,特色小镇建设用地中,住宅用地的占比原则上不超过30%,鼓励控制在25%以下。
其中,文化旅游类特色小镇接待游客人数原则上不少于50万人次/年、特色小镇建设用地中住宅用地占比原则上不超过30%,是两个核心信息,文旅小镇或特色小镇的地产化模式会受到进一步压制,地产支撑的文旅小镇将失去更多可操作空间,文旅小镇的“真文旅”趋向可能会走强。不过相关的文旅小镇投资预计也会有相应缩幅。
具体而言:
1、房地产市场大环境变化,直接蔓延到文旅领域,对过往盛行多年的文旅地产模式带来更多更明显的压制。不少企业的“文旅+地产”模式,包括不限于“地产+五星酒店”、“地产+主题公园”、“地产+度假村”、“地产+文旅融合体”、“地产+特色小镇”,“外形”有别,本质类同,基本以地产的快进快出,短平快、投资大、收益高为核心诉求,基本上跟文旅的长周期、慢收益,综合效益的平均,长效收益的规律很难兼容。
一旦地产受限,模式自然难以如原来般运转。既有的文旅地产项目,如果地产项目去化率不错,那算是跑在了政策前面,反之,则可能对文旅项目带来不小压力。而新的文旅地产项目扩容速度,相比可能将大幅放缓。
2、真正的文旅项目还是要回归到核心产品的打造,逐渐完善运营系统,以游客的满意度为核心的服务体系,以及持续不断优化的产品体系及运营价值的不断释放,带动周边区域的经济发展的溢出效应,以及收益平衡的模式也需要精心的设计。与区域经济主体要达成价值的平衡,也需要新的模式和基于长远共赢机制的设计。
3、不可否认的是,文旅地产模式曾对大量目的地的文旅投资、产品更新、供给升级等带来不小助力,同时考虑到大型文旅项目运营及盈利之难、投资之巨,配套一定的地产项目依然难以避免,尤其对部分二线及多数三四线城市来说,这个态势还会延续。拉升文旅投资,促进文旅业发展,促进消费、拉动就业,提升区域经济价值等,都是直接且持续的诉求。
但玩家会有变化,民企包括知名房企主导的文旅地产项目,体量将变小,央企、地方国企将会是更突出的两个玩家,在拿地、融资、政府信任度等方面,都是不小的优势,不过它们中的部分也受大环境影响,资金能力也受制约,比如华侨城卖旗下公司或项目股权也是时来已久。
五、建设世界博物馆强国,背后并不简单
博物馆的“高冷”正在逐渐被弱化,变得更接地气、更生活气,更多嵌入到人们的生活中。
2021年5月24日,文旅部等9部门印发《关于推进博物馆改革发展的指导意见》。《意见》提出,到2035年,中国特色博物馆制度更加成熟定型,博物馆社会功能更加完善,基本建成世界博物馆强国;
5月25日,据国家文物局消息,为推动博物馆集群发展,支持有条件的地区打造“博物馆之城”核心示范区、建设“博物馆小镇”,包括支持北京、西安、大同、南京建设“博物馆之城” 。
“世界博物馆强国”的发展定位,博物馆集群发展,建设多个“博物馆之城”,多个信息背后,已有多个较明显的指向:
1、博物馆代表着历史文化资源的聚合与存续,也可以说是历史文脉的实物载体,在文化展示、教育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博物馆的多寡、资源厚薄等,一定程度上代表着一区域、一国的文化保护、文化自信的不同程度。博物馆是文化自信、民族自信的核心物之一。
世界各国间的文化竞争已更为激烈,而知名博物馆作为国家文化名片,在提升本国民族自信、文化自信方面有不小作用,在触达、吸引外国游客,进行文化影响及渗透,潜移默化但功效明显。
这是中国当前更提倡及提升民族自信、文化自信,进而推动博物馆建设的重要缘由。
2、博物馆集群化发展的含义,或可参考“产业集群”概念,即某一行业内的竞争性企业及其关联的合作企业、供应商、相关产业厂商、研究机构等聚集在某特定地域的现象。对于博物馆而言,高集中度的文化消费及体验所带来的的规模效应,有利于提高博物馆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而除数量外,博物馆集群规模的扩张,也可参考产业集群依托龙头企业带动发展的方式,以国家一级博物馆等知名度较高、文物资源丰富的大型综合性博物馆为核心,再串联本地其他中小型民营博物馆带动集群发展。
3、博物馆的资源虽“古老”,但却又可归类到文旅新业态中,在于其结合新技术、新创意,将独特文化资源转化为创新的文化产品,产生新的消费链,也成为城市居民文化新消费、年轻消费者新消费等重要承载地。
六、未来5年文旅业发展,要关注两条主线
我们将十四五文旅发展规划,作为今天这篇文章的“压轴”政策,在于其对文旅业未来5年(含2021年)的发展图景,做了较多的指向描述。
2021年4月29日,文旅部印发《“十四五”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共13章节,我们重点关注其中展现的两条主线,一是城乡协调发展,二是民族自信、文化自信。
在十四五文旅发展规划中,有两段重要内容:
(推进区域城乡文化产业协调发展)推进区域城乡文化产业协调发展加强区域间、城乡间文化产业发展的统筹协调,鼓励各地发挥比较优势,推动形成优势互补、联动发展格局......推动文化产业发展融入新型城镇化建设,大力发展乡村特色文化产业;
(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把城乡文化建设同新型城镇化战略有机衔接起来,以城带乡、以文化人,不断提高城乡居民的文化获得感。把县域作为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切入点,强化县城综合服务能力。推进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一体建设,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全覆盖,推动公共文化设施和旅游公共服务融合发展。建设宜居、绿色、人文城市,使城市成为人民高品质生活的空间。发挥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的辐射带动作用,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文化和旅游联动发展。加强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文化遗产保护,保留传统风貌,延续历史文脉。打造城乡文化品牌,提升城乡文化品位,在城市更新、社区建设、美丽乡村建设中充分预留文化和旅游空间。
“城乡协调发展、城乡融合发展”,在规划中被专门提出,城镇化发展、乡村振兴,可以是两个重要观察维度。
城镇化发展,直接带来两个变化:一是城市(在大城市,或区域中心/重点城市表现更明显)人口总量整体增加,加上社会经济发展,形成更大的消费群体、更高的消费能力,消费升级在城市逐渐蔓延,城市文旅消费的空间、潜力抬升,在本地化的直观表现包括城市文商旅需求走高、项目增加,购物中心走向休闲娱乐综合体,以及城市居民休闲度假需求外溢,城郊或周边乡村休闲度假产品多样化、纵深化、体系化;
二是乡村人口外流或外迁,部分区域乡村空心化趋势明显,城镇化成为乡村空心化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
基于第二个变化,以及更本质的共同富裕目标,推动乡村振兴成为国家战略,而在振兴过程中,主体应该是“城市+乡村”,而非单独的乡村。乡村振兴中的产业振兴、人才振兴,都直接关联到上述的第一个变化,城乡互动、城市反哺农村具备了部分基础性条件。
单以文旅业视角来看,乡村成为城市文旅消费的外延空间与承接转化载体,具体到(短时)休闲度假,除了城市的一些文旅综合体项目更新供给外,乡村扮演了重要的产品新供给角色,也就是城乡的文旅市场供需角色已算发生调换变化,“城市客流与消费+乡村文化、旅游产品”所形成的新市场,成为产业振兴的支点之一,这样后面也接着人才、文化等振兴。
民族自信、文化自信的内容,和前述的博物馆建设也密切关联。
十四五文旅发展规划中提到:
(博物馆纪念馆建设)培育一批世界一流博物馆,建设一批国家级特色博物馆和行业博物馆,实施卓越博物馆发展计划、中小博物馆帮扶计划。支持一批博物馆纪念馆新建、扩建、功能提升;
(建设国家文化公园)推进长城、大运河、长征、黄河等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整合具有突出意义、重要影响、重大主题的文物和文化资源,生动呈现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和鲜明特色,推介和展示一批文化地标,建设一批标志性项目。
关于博物馆纪念馆建设的分析,这里不再赘述,重点看国家文化公园建设。
有足够的差异化、代表性的文化地标、文化IP,是一区域、一国对内进行文化教育与提升文化认同,满足民众需求、促进消费的抓手之一,也是对外进行文化传播、形象塑造,形成文化影响的有效载体。
一方面,长城、大运河、长征、黄河等国家文化公园,这类多个文化大地标的建设,意味着一个大IP下地标的多点化、差异化,民族自信、文化自信的更“强势”展现,具体到各省市区域,其实也就是区域的文化自信,进一步寻找、筛选、提炼自己的文化IP,会是各省市目的地的“使命”和自身需求。
另一方面,文化公园、产业群、产业带建设发展,意味着区域协同的必然,文旅资源开发的大区域化、链条化(带状化)要求更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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