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樊旭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刘守英日前表示，城乡之间只有功能和空间上的差别，没有身份和地位的高低之分。实现城乡融合，除了要素之间互联互通，城市和乡村之间的权利也要对等开放。

他指出，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存在三个主要问题，导致我国长期承受城乡二元体制带来的城乡分割。第一个问题是城乡权利开放程度不对等，导致城市化速度越快，城乡差距越大。

“这是非常要命的一件事。”刘守英在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等机构联合主办的第五届“人口变动与城乡发展”高端论坛上说，上世纪80年代中期到2010年是中国城市化最快的时期，城乡差距在这个阶段发展得也最快。

“在城市化快速推进的过程当中，乡村会相对处于弱势，但是中国有体制叠加，在整个城市化过程当中，城乡权利开放程度是不一样的，城市的权利开放使城里人受益更大，农民在城市的权利又受到限制，带来的结果就是我们中国的城乡差距比谁都大。”他说。

第二个问题是中国的城市化模式依然是农民回村的模式。“你在城市待到一定的程度，待不动了，就会回去的，这被很多社会学家认为是中国最好的一种模式。但是我觉得这个模式如果仅仅看到它对城市成本降低的一面，没有看到带来的长期后果，我觉得这是很危险的。”

第三个问题是城市化导致农业竞争力下降。刘守英解释称，根据国际经验，随着农业占就业份额和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例的下降，农业回报率会相应提高。目前中国农业占GDP的比重在6%左右，与国际趋同，但农业占就业的份额仍接近30%，主要农产品的利润率整体是下降的。

刘守英表示，从城乡二元对立过渡到城乡融合，内涵上有三个特征。一是在完全的农村地区和完全的城市化地区之间呈现出连续等级的连续体，不是简单的只有城市和乡村。二是城市和乡村之间不是相互对立，而是相互联系。三是乡村和城市之间没有优劣之分，但有发展程度的区别和功能的分别。在这个过程中，会呈现人口向郊区和乡村流动、城乡经济相互依存、城乡产业结构差异减少、城乡收入水平缩小的特点。

他表示，实现城乡融合发展，需要城市和乡村的共同努力。从城市角度看，要进一步提高农民进城后的住房和教育供给，中央和地方政府分解承担农民进城的各种成本；从农村角度看，找到乡村振兴的正确途径——农业占GDP和就业的份额要同步下降，提高单位要素利润率，提高农产品的复杂度。

“现在看到的情况是各种要素下乡，但下乡以后面临低回报，而且很多人是带着情怀去的，所以我觉得核心的问题就是要打通城乡之间的要素流动，实现以土地为核心的要素配置改革。第一是以都市圈为尺度进行土地功能和空间内配置；二是形成统一的土地权利体系；三是形成统一的土地市场。”刘守英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