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董子琪

编辑 | 黄月

由徐峥、马伊琍、倪虹洁和吴越主演的电影《爱情神话》近期上映，影片展现了一个居住在上海市中心的中年男人的情感纠葛。

虽然名为神话，电影的重点并不在于最终神话的点题。全片并没有营造“神话”的氛围，展现的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情感，这种感情在一日三餐、接送小孩、琐碎闲话中周而复始，稍不留意就消磨殆尽。故事也因此缺少戏剧高潮，稍显浪漫氛围不足。然而，微弱浪漫不正是普通人在生活中能寻找到的真实感受吗？

目前出现的评论很多都是围绕影片的外部展开，诸如对上海性、女性主义以及阶级意识方面的剖析，却缺少对影片内部诸如叙事结构、意象以及风格的评价，也缺少与上海真实生活风貌的联结，使得许多批评声音文本分析不足且结论相对统一。此类评论往往最终回到对上海悬浮商品生活、虚假岁月静好的批判中来，却原地踏步无助于增进我们对影片的深探，本文试图从内部解读文本，围绕影片的现实色彩浪漫、闲话叙事以及与上海实际生活的关系展开。

现实中的微弱浪漫 

徐峥饰演的主角老白身份虽然分为多层——画家（非著名）、鼓手、厨师、诗人——但都显得实用性大过浪漫感。片头，徐峥饰演的老白与马伊琍饰演的李小姐坐在剧场中，三位舞台演员高亢地吐露内心独白，李小姐或因联想到身世洒下几行热泪，而老白只是打瞌睡，对剧情全无心得。片尾也是如此，亲密的伙伴们在老乌的追思会上一边看费里尼的《爱情神话》一边打哈欠，李小姐正好拿起手机与在厨房里准备点心的老白“暗通款曲”。哪怕是最“出格”的浪漫夜晚，也未得到当事人的大肆宣扬——李小姐从那一夜中慌忙脱身，老白给精心准备的爱心煎蛋早餐当头一叉；Gloria倒是含含糊糊表达依恋，实际却将她与老白之间的关系越搅越浑，并没有想让浪漫搬上台面的意思。

主角的生活里没有什么大波澜，老白一日主要行程如下：教人画画，跟学员闲聊，走出家门去外贸服饰店买内衣，去杂货铺采购食品，最后去咖啡馆。打破常规日程的，自然是对李小姐住所的拜访。永康路185号门内传来小提琴声，他借着送书的名头，看到了李小姐不那么高雅神秘的内部生活——她和妈妈一起住，楼道里灯泡坏了，电路老化怎么也修不好，那天早晨扭断鞋跟的高跟鞋摆在楼道的鞋架上，她的房间促狭，挂满衣裳，只有一张小圆桌，墙壁上贴的是孩子的识字图。李小姐脱掉那夜神秘而婀娜的的女神华服，和妈妈因为隔夜菜和生活费吵得一地鸡毛，还要辅导考试不及格的小孩做功课。李小姐教孩子默写的单词——“冷静、距离、后悔”——仿佛也是她个人挣脱不出去的情感困境。

影片中的人物互为补充，线索明暗交替，共同推进故事发展，颇有些“穿插藏闪”技法的运用。至于三个主要女性角色，李小姐约看剧在前，Gloria学画画在后，前妻蓓蓓的境况借由小鞋匠之口透露。在一天夜里，她们分头推进的三条线索终于汇于一点，这场聚会既充满了巧合、误会和火药味，又如同《红楼梦》怡红院夜宴群芳般姹紫嫣红，三位女性因为彼此的存在而更被激发了表达天性的欲望。

影片中还有一位重要女性不可忽视，那就是老白的妈妈。她经常不声不响送来饭菜并顺走东西，用实际行动监察着儿子生活中的风吹草动。妈妈与前妻接连出现，解释了老白为什么处于一种悬而未决的中年生活当中，妈妈的到访暗示了前妻的试探心态，而前妻与他见面又常常传达妈妈的旨意——她们俩根本不需要同时出现，但又达成了携手共进、“抵御外敌”的同盟。处理现实生活中复杂关系的人们或许正是如此，并不总会真正短兵相接，这一重关系的纠缠也是《爱情神话》富有写实精神的体现。这对前婆媳传话又互为补充地披露出了老白曾经辛苦生活、现在白白讨辛苦生活的真相，她们坚信经济事宜对外不可让步，但巧妙的是，也不需要闹到不可开交，只需要透个话风、试探深浅即可。

“神话”里的闲话文学

《爱情神话》中另一个值得注意的要点就在于闲话。老白家的画室充满着学员的“嘎讪胡”（讲闲话），Gloria是其中翘楚，她交代了自己有钱有闲、老公失踪、“不要太灵额”的中年生活。与李小姐的搭话相比，Gloria的闲话虽然风趣新鲜，确实少了一些值得琢磨的意思。老白进到李小姐家，李小姐的性格和情意透过若有似无的搭话透露出来，李小姐妈妈在外面大声吵架，老白觉得尴尬，说自家妈也是这样，李小姐只轻轻说，“有撒好比？”这话用上海话讲出来确实比普通话更有风味，这一刻信息交流反倒不如轻柔吐露的姿态、充满体贴的确认重要。

两人在片场边吃盒饭边闲聊，你一句我一句地推动情感涟漪，李小姐说，“得不到最好的，宁愿换条路走。”老白问，“路好走吗？”李小姐叹道，“是走下坡路，有的好吗？”老白忙接应，“下次约你去爬山。”在齐聚一堂的那晚，老白烧了一桌菜，三个女人品鉴出不同滋味：李小姐嗔怨，说好私房菜变成大锅饭；前妻蓓蓓也不甘示弱，剩饭也有野猫抢；Gloria倒表示，做野猫吃完了揩揩嘴巴走了蛮好。

题为“神话”，实际就像主角老白所说，老乌的人生充满了神话，他自己的人生充满了笑话，李小姐笑说，这句笑话蛮好笑的。神话与笑话本来不可共存，老乌讲述自己与索菲亚·罗兰的浪漫一夜，点题“爱情神话”，随后立刻用笑谈“我编的”结尾。笑话一出现，神话立刻土崩瓦解，老乌被人骂“十三伐”。

就像老白与老乌本来互为影子，说要谈情说爱，影片的大部分段落都回荡着笑话。有些是令人啼笑皆非的、不合时宜的笑话，比如老白跟儿子女朋友不小心透露前妻婚内出轨，皮鞋匠的coffee time也属于这一类。还有一类是有意识地与“爱情神话”形成对照的爱情笑话——如果说神话是神圣严肃的，笑话里就带有含混通融的情分，这仿佛代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感情模式——成年人不再相信神话之后，反而可以因为笑话气味相投。

这样具有反神话功能的笑话，如果被解读为生活的麻药，只能说明批评者对笑的理解仅仅停留在逗笑上，不知中年人的笑话有多重内涵，如詹姆斯·伍德在《不负责任的自我》中所说的，好的幽默有多重性质：一重是包容与规范世界不同的另类世界，另一重则是对我们正处于同一个世界的确认，传递的是共同的无力感。李小姐后来觉得“老白的人生充满了笑话”好笑，也等于在情感上为老白放行。从片头对于一场话剧做出截然不同的反应，他们二人终于在“觉得好笑”上走到了一起，这难道不是对走过下坡路人生的最好宽慰？

闲话的另一个功用是侧写出人物的真正形象。像是老乌与老白吵架，老乌怒气冲冲评点老白身边的两个女人——一个是老菜皮，空虚，交往过后像糊面粉一样甩不开；一个吃过西餐、开过眼界，交往以后不知要赔多少钱。李小姐的女儿玛雅其实也跟老白无意透露过，妈妈虽然有微信上的追求者，但实际上门付出的只有老白一个。两个女人看来都光彩夺目，摊到实际交往的层面，又都有难以克服的问题。正因为明白了这点，老白才感到难以接受。老乌与老白在女性赏鉴方面自然是不同的，但标准不会逐条公示，而是透过闲话里道出。李小姐在老白家门口扭断的名牌鞋子，也是一条惹起无数闲话的线索。小鞋匠都看出尺码同前妻一样，高跟鞋所暗示的性感和亲密在每个人心中都很明确，但又没有人真正挑明。

并非所有物件都指向消费，并非只有残酷才代表现实

对影片主角来说，这样长此以往地生活下去是可以想象的，他们的欢聚、别离、闲话、纠缠都宛如世情小说富有节奏。这更是一种稳定的、富有周期感的、可以持续的生活——局中人互相知根知底，即使初次见面也能很快熟络，形成一种轻松融洽的氛围，即便是成为过去式的前妻蓓蓓也愿意“轧闹猛”留在席间。人们时而总结人生经验，女人如何才算是完整的；时而讨论现下生活，哪条苔条花生、蝴蝶酥最好吃。正因为此刻仿佛可以一直绵延下去，老乌的死亡才能成为电影的重要句点，而为了死亡的相聚同样是生活中的周期性事件，无需过分悲伤，人们能够携带着思念，继续生活下去。

如果单纯将此片解读为高高在上的上海本地中高阶层影像奇观，或许忽视了影片中力图展现的日常性。确实，主角老白显得如此无所事事、有钱有闲，但他的闲情并不是故作高雅飘荡于空中的，他去临期商店要问打折商品在哪里，买名牌鞋子也要估量自己有没有经济实力。李小姐的处境更是不难理解，离婚后和妈妈挤在一起，电气使用都不得自由，跟别人说要将孩子送去英国，嘱咐孩子把自己少说几岁；房间狭小拥挤，名牌鞋子穿了很久，未来全无着落；对男人的考量里不能没有经济因素，但要仰仗对方“施舍”给自己一间房屋时，又觉得亏欠太多需要断舍离，这正是再常见不过的处境。Gloria是其中较为浮夸的人物，也只有她的故事（台湾老公在外国被绑架）听起来那么不可思议，然而她编织出这样的老公奇遇，也是为了能有理由与老白交往下去。 

至于苔条花生、蝴蝶酥、法棍或美式咖啡，都很难说是多么精致高档的食物。外贸服装店经常是来路不明的“外贸原单”集聚地，用老板的话说是“骗外国人的”。临期食品商店更是物美价廉又有怀旧氛围的地方，熟悉临期商店的观众会了解，这里售卖的巧克力、啤酒和饼干都远低于超市平均价格，店里顾客分享着用啤酒洗头或浇花的生活小妙招，也都是市民熟悉的街头笑谈。这些物件更多承载的是人们对同一块亲切地界、同一种熟悉食物的回忆，而并非人云亦云的网红营销。

我们可以说电影中的人物生活方式较为老派，想象了一个未被时间侵蚀的上海中心，就像主角们在老白家中看电影就仿佛如置身于乌托邦乐园当中那样，确实与外来者飘荡不安的生活几乎毫无联系，但却不能因此说他们的团聚就是虚伪的，他们的留恋就是虚假的。在真正凝聚了生活的具体物件与脱离生活徒有外壳的消费品之间，应当有公平的区分。毕竟，具体的物件是观众理解人物的重要线索，也是透露温情底色的意象，不然又如何解释张爱玲在《第一炉香》里写葛薇龙怀念上海家里做镇纸的水晶球，“嵌着细碎的红的蓝的紫的花，排出俗气的齐整的团案”，“家里人给她捏着，冰那火烫的手”。类似于葛薇龙的玻璃球，俗气寻常的东西也可成为富有生趣的意象，与有着相似经历的读者或观众形成共鸣。

更容易被我们忽略的，其实是重重生活意象背后常人的生活方式：老白在结识李小姐和玛雅之前，会去临期商店、咖啡馆买东西，他路过的鞋匠铺旁边就是钢琴培训店；老白接玛雅放学，领着她去咖啡馆写作业；老乌为老白寻到的那些不靠谱的画展展厅，更是一次上海公共空间巡展——从奶茶铺到画廊、餐厅再到书店，人物在公共空间中穿梭，他对一切都那么熟悉，又心怀欢喜；老白在敲李小姐门时听到一阵提琴声，寻鞋匠时又有钢琴声伴奏。这也令人不禁想到，张爱玲写自己在秋冬之际买菜路过店面时，听到无线电娓娓唱着申曲。那时，她看到从菜场回来的女佣、拎着锅走过的小女孩，以及肉店里的学徒和女客人，自己拎着网袋，里面装着瓶瓶罐罐，心生快乐：

“快乐的时候，无线电的声音，街上的颜色，仿佛我也都有份；即使忧愁沉淀下去也是中国的泥沙。”

“补了又补，连了又连的，补丁的彩云的人民。……我真高兴晒着太阳去买回来沉重累赘的一日三餐。”

过着买菜做饭、一日三餐的生活的普通人，注定不是引领伟大变革的英雄人物，但常人的生活就是死水一潭、不值一提的吗？就像张爱玲所写的，在菜市场买菜的、打着补丁的小市民或许才构成了中国前途。“超越的、革命的”与“和谐的、常人的”之间的关系或也可以一辩，就像张爱玲曾说的那样——“斗争是一时的，是为了实现常人的目标，平平稳稳过日子。” 

同样是讲述上海感情故事，在许鞍华导演的《姨妈的后现代生活》里，斯琴高娃饰演的姨妈在上海之所以显得“任性”，不仅是她中年以后还能和一个来历不明的风流男子（周润发饰）暧昧——当然也要承担遭遇情感骗子的危险——也在于她可以自由地上市场买自己喜欢吃的小菜。回到东北之后，姨妈重新与当年的丈夫和女儿续上前缘，她的处境确实变得更为牢靠了，也更“身不得已”了，在菜场里，姨妈坐在地摊上吃馒头就咸菜，看起来与灰蒙蒙的环境完全融为一体。

人们或许认为后一种生活虽然残酷却更“符合现实”，飘在空中的文艺女性青年回归地面正是时候，但浪漫与现实的触碰并非一定要以彩色泡沫破灭为终局。能够让人们上街买自己喜欢吃的小菜，呈现日子平平稳稳的模样，或许还带一点点浪漫，而不是将改造所有人为同一面目，号令闲话和补丁统统消失，也许是观看《爱情神话》的另一层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