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70年代，心理学家欧文·詹尼斯（Irving Janis）率先对一种现象进行了研究，这种现象有一个大多数人都知道的名字——“群体思维”（group thinking）。你可能凭直觉就能理解，也可能有亲身经历过这种情况。詹尼斯在他研究的一系列糟糕的集体决策中看到了群体思维的症状，他对白宫的灾难特别感兴趣，比如猪湾入侵和越南战争的升级。不仅如此，挑战者号航天飞船的灾难中也存在群体思维。詹尼斯称其为“由于群体压力而导致的头脑效率、现实验证和道德判断的恶化”。

但是，究竟什么时候群体思维会占据上风，从而毁掉一个委员会、一个管理机构或一个社会的决策过程？独立思考缺失到何种程度时，集体的判断会误入歧途？重新审视自己的意见又能起到什么作用？最近，由维姬·杨（Vicky Yang）及其同事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Proceedings of the Academy of Sciences）上的一篇论文研究了这些问题。

杨是一位应用数学家，在圣塔菲研究所（Santa Fe Institute）研究人类的集体行为，这个机构汇集了各方面的研究人员，专门研究复杂的科学学科。为了弄清楚集体决策是如何在两个选项之间的选择了较差的选项，杨的团队想出了一个简单的模型，包括两种类型的学习者——个人学习者和社会学习者。个人学习者为自己思考，而社会学习者则从他人那里获得线索。杨说，社会学习者是社会系统中的一个 “核心问题”，因为人类面临的一些最紧迫的挑战——如气候变化和疫情——需要共同思考和行动来解决。社会学习者也是一种潜在的风险，“关于集体决策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当一些集体的成员向他人学习而不是自己评估选项时，社会系统是否能够选出最佳的可用选项。”

杨的模型最初的设定是，所有的学习者——无论是个人学习者还是社会学习者——都在两个选项中持有随机的偏好。假设你和你的19个朋友正试图决定下周末去看哪部电影——电影A或电影B，在任何人读到影评之前，一半人可能倾向于其中一部电影，另一半倾向于另一部。然而，如果80%的网评认为电影A有更好的情节、更好的演技以及更好的特效，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你朋友中的个人学习者会根据自己的研究来做出最终决定，而社会学习者则会根据他们从群体中其他人那里听到的内容做出决定。大多数人选择评论较好的电影的概率有多大？用杨的话说，收获更好评价的电影，是一个“有更高声望的选择”。

研究人员改变了几个变量：群体中社会学习者和个人学习者的比例、最终会决定选择电影A而不是电影B的个人学习者的比例，以及朋友群体中的社会服从度。

最后一个因素取决于社会学习者的不同行为方式。某些群体具有较低服从度，这意味着，社会学习者不会改变他们的想法，除非群体的其他成员压倒性地说，“你们应该改变。”研究人员将此描述为 “信息顺从”（informational conformity），因为社会学习者似乎在等待群体做出明智的判断。如果你的许多朋友都喜欢电影，但根本没有时间去阅读所有的影评，那他们可能就是信息顺从者。

另一些群体的顺从度很高，这意味着社会学习者很容易被大多数人的意见所左右。容易被动摇就是所谓的 “规范性顺从”，因为社会学习者似乎对群体和谐，而不是做出明智的判断这件事更感兴趣。

假设你的朋友圈里有10个人是个人学习者，10个人是信息顺从者，10位个体学习者中的8位最终决定他们应该去看电影A。这意味着，根据杨的分析，群体中其余的大多数人最终也会选择看电影A，尽管投票结果可能更接近于五比五，而不是八比二。事实上，即使最初不知情的群体的意见倾向于电影B，情况也会如此。

另一方面，如果你身边的社会学习者是随和的懒人、只想和他们的朋友和睦地相处，那么这个群体的行为可能更难预测。杨的团队表明，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顺从者的比例超过一定的阈值，那么这个群体就会变得不稳定。最终的决定可能取决于群体中无知的初始意见，以及谁在什么时候改变主意。也许，如果你所属的群体中45%的人最初赞成看电影A，那么它将在最后获胜，但如果只有40%的人一开始就喜欢这个想法，那么电影B将获胜。或者，也许电影B一早就会说服足够多的社会学习者为它投票，以至于电影A无法追赶它。预测哪种情况最终发生很难，或者说根本不可能。

服从者对看到一部好电影的感受和与大家相处的感受的平衡，以及个人学习者观点的平衡，决定了双稳态不可预测性（bistable unpredictability）所需的社会学习者数量。如果社会学习者在规范和信息之间平衡，那么，除非几乎所有的学习者都是社会性的，否则这个群体会可预测地选择其中一部电影。由于社会学习者更倾向于“和睦相处”，一定数量的此类人士的存在，便会使群体进入不可预测的状态。

在现实中，我们可能没有人是纯粹的“个人”或“社会”学习者。我们所有人都有可能两者兼而有之，我们也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周围人的影响。此外，有时我们无法解释为什么我们喜欢一件事而不是另一件事；我们可能一时兴起而改变主意。杨和同事在他们的模型的三个稍微复杂的版本中反映了这些真相。在每一种情况下，模型的表现都与较简单的模型类似，但有一个例外。如果一个人随机改变主意的概率很大，比如50%或更多，那么杂音就会压倒信号。该群体最终将达到意见的平均分配，并且永远无法决定看哪一部电影。

杨的小组还尝试了该模型的另一种变化版本。他们让其中一个选项比另一个 “更有粘性”，这意味着不管学习效果的强度如何，偏爱这个选项的个体学习者不太可能改变他们的想法。心理学家亚当·格兰特（Adam Grant）在他的《再思考》（Think Again）一书中称，这是 “卡在了愚蠢山上”。他写道：“（选举）预测者成功的唯一最重要的要素，是他们改变自己信念的频率。”

例如，可能有一群电影A的死忠粉，和一群电影B的死忠粉。如果评价较好的电影A比较有粘性，那么模型的表现与之前一样。然而，如果电影B更有粘性，结果则相反。如果社会学习者的比例很低，哪怕电影B更差，但最终也会占上风。如果社会学习者比例高，就会出现双稳态的情况。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问题不是社会学习者，不愿改变主意的个人学习者才是问题所在。

如果这些理论性的、通过数学和计算机模拟测试得出的结论，事实上与现实生活相符，那么它们说明什么呢？许多人推测，对社交媒体的改变——如打破信息茧房，确保用户看到与他们持不同意见的人的帖子——将改善民主进程。然而，每个社会学习者都受到其他学习者影响的模型版本，似乎与限制学习者之间交流的版本没有什么不同。人们发布的内容比哪些人看到哪些帖子更重要。

在你能想到的任何类型的组织中，有相当数量的人需要为自己评估信息，但他们也需要对这种判断保持灵活。这是因为，正如杨和她的同事所发现的，“如果个别学习者从未根据新的证据改变他们的想法，他们所选择的选项可能会在整个社会网络中传播。”而且，不管怎样，这意味着 “坚定的少数人可以对民主选举的结果产生重要影响”。

集体思维可以是一种智力上的懒惰，但并非所有智力上的懒惰都必定导致集体思维，也并非所有社会学习都是智力上的懒惰。杨的研究小组表明，信息顺从可以是一种有效的决策策略，可以减少努力，甚至规范性顺从在适度的情况下也有效。真正的问题在于，有时群体中的成员不愿意或不能根据新的信息重新考虑他们的意见。

杨的研究表明，缺乏反思不仅破坏了个人的成功，也破坏了他们所属的团体的成功。杨指出，“当决策团体的成员为了避免对其领导人或同事的想法做出过于严厉的判断时，就会出现集体思维的症状。”成功的团体鼓励一种文化——在这种文化中，正如格兰特所说，他们“拥抱错误的喜悦”，并重新思考。

本文作者Joshua Holden是罗斯-豪曼理工学院（Rose–Hulm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科学、工程和数学教育创新的讲席教授，同时也是一位数学教授。

（翻译：王宁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