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林子人

编辑 | 黄月

2021年12月18日，在英语四六级考试当天，一个关于王安石的梗在北京、上海甚至海外的一些高校流传开来：因为王安石字“介甫”，大学生们亲切地称这位千年以前的政治和文学大家为“Jeff”，盛传有Jeff保佑的话，四六级考试和期末考试可过。这一天也是王安石诞辰1000周年，这个年轻人之间流传的玩笑只是王安石至今仍在我们的文化和历史记忆中占据重要位置的一个小小例子。《王安石：立于浊流之人》责任编辑、《宋代中国的变革：王安石及其新政》译者张钰翰注意到，在近年来陆续出现的宋代历史人物千年诞辰纪念中——包括2007年的欧阳修、2019年的司马光——王安石的千年诞辰纪念活动声势最为浩大，从媒体报道、相关著作出版到学术研讨会，不一而足。在《宋代中国的变革》作者刘子健看来，“在中国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很少有人像北宋杰出的改革家和最富争议的政治家王安石那样重要。”

王安石，抚州临川（今江西省抚州市）人，仁宗朝庆历二年（1042年）进士及第，早年长期在淮南、安徽一带做地方官，嘉佑年间进入中央朝廷，因感到北宋国力衰颓百姓流离，呈“万言书”《上仁宗皇帝言事书》，要求对宋初以来的法度进行全面改革。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被宋神宗升为参知政事，次年拜相，开始主持变法。因守旧派反对，熙宁七年（1074年）罢相，一年后被再度启用，旋即又于熙宁九年（1076年）再次罢相。此后王安石居于江宁，直至元祐元年（1086年）病逝。王安石变法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层面，包括整顿国家财政、推出农业贷款（“青苗法”）、优化国家收入、管理与国防措施（“均输法”、“募役法”、“保甲法”）、增加货币流通、颁布国家贸易制度（“市易法”）、改革教育与科举制度等，其深度与广度堪称中国帝制时期改革之最。

然而，变法不仅未成，还深刻改变了宋代政治格局，并在一定程度上为宋朝覆灭埋下了伏笔。日本汉学家三浦家雄在《王安石：立于浊流之人》中写道，“他犹如彗星一般显现于11世纪中国的天空，其前无古人的大改革企图将旧有的社会制度连根拔起。只是不待克尽全功，王安石却又倏然从历史的天空消失了。”直至今日，王安石的成就功过依然是历史学家和普通历史爱好者们津津乐道的话题。日前，在题为“毁誉千年：多面王安石”的新书分享会上，虞云国与张钰翰与现场听众分享了他们对“王安石变法及其影响”的理解。

富国强兵还是立法度变风俗：王安石变法要变的是什么？

王安石变法的时代背景，是从仁宗朝时期就开始显现的种种积弊。宋开国之初确立了土地自由买卖的政策，随着财力雄厚的世家大族不断购买土地，小民百姓因为天灾人祸不得不出卖土地，土地兼并问题愈演愈烈。庞大的行政军事机构造成了冗官、冗兵和冗费问题，虽然宋代的经济发展水平较唐代有了显著提升，但国家未能掌握充足的财政来源。与此同时，北方的辽与西夏对北宋的边境安全时时构成威胁。意识到开国之初制定的制度已不符合社会历史发展趋势，范仲淹于仁宗庆历年间发起了一次改革，史称“庆历新政”。虞云国指出，庆历新政是当时的精英士大夫对政治体制、官僚体制以及其他一系列制度进行的有意识的自我改革，虽然庆历新政很快夭折，但我们可以看到范仲淹的庆历新政与王安石变法在很多议题上的延续性和同构性。

王安石能推动变法与宋神宗执政之初的全力支持密切相关。虞云国认为，宋神宗或许是北宋除了宋太祖以外最渴望有所作为的皇帝，他继位时只有二十岁，正是野心勃勃、渴望一展宏图的年纪。怀有富国强兵心愿的宋神宗与王安石一拍即合，发起变法。谈到宋神宗与王安石的君相关系，虞云国将其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熙宁二年到熙宁四年可以说是一个“蜜月期”，宋神宗为了全力支持变法特设临时立法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实际上就是绕开了颁布重大政令的惯常程序，直接通过制置三司条例司出台变法政策。在宋神宗的支持下，约14条变法措施没有遭遇多少阻力就被推开，变法反对派中的许多核心人物被迫离开朝堂，当时一位大臣评价称“上与安石如一人，此乃天也”。

但新法推行过程暴露出了种种弊病，新法条规在执行过程中也出现了种种偏差，引起朝野强烈反对，让宋神宗不得考虑反对派的意见，于是在熙宁四年之后，这对君相进入了一个比较微妙的阶段——一方面，王安石希望雷厉风行地继续深化改革，但宋神宗利用自己的君权在某些方面做出回调甚至是暂停。这一阶段到西宁七年王安石第一次罢相结束。之后变法派内部产生纷争，王安石很快又回到朝堂。而在接下来的一年里，爱子兼变法重要助手之一王雱英年早逝，王安石受到沉重打击，再加上君臣裂痕越来越深，最终发生第二次罢相。

张钰翰指出，从宋神宗的角度来说，支持王安石变法也有私欲的考量。在他继位之初，实际政事由韩琦、富弼、欧阳修这些经历了仁宗朝和英宗朝的老臣主持，要提高自己的皇权，宋神宗需要借助另一股力量来与这些老臣抗衡。王安石思想中恰恰有加强君主专制的倾向：王安石认为，在政治体制当中，皇帝最为位高权重，所有的臣民需要向皇帝看齐，这种思想对宋神宗加强皇权有非常大的助力。

王安石是唯一支持宋神宗推行富国强兵政策的大臣，但张钰翰提醒我们注意，王安石本人其实对变法抱有不同的愿景。对王安石来说，变法的终极目标是恢复上古尧舜时代的完美政治秩序，让“先王之道”重现人间。因此变法核心是“立法度”和“变风俗”，所谓立法度，就是在各种典章制度层面恢复上古圣王时期的实践；所谓变风俗，指的是改变官僚体制和士大夫的风俗，再通过士大夫影响普通百姓，最终改变整个社会。虽然从变法实际措施来看，涉及财政和富国强兵的内容较多，且是对整个社会影响最广的方面，但张钰翰认为“（王安石）在经济方面没有太多的理论和思考，很多层面其实是需要依靠吕惠卿、曾布等人去帮助推行的”。

刘子健的理论贡献：用行政学和政治学方法研究宋史

刘子健是20世纪的宋史专家，在他的《中国转向内在：两宋之际的文化内向》引进近20年后，其早期代表作《宋代中国的变革》也终于译介面市。刘子健的学术轨迹非常特殊：在1946年赴美之前，他研究的是西洋史和外交史，赴美之初的研究对象依然是现代中日关系，于1950年以《1933-1937年姑息政策时期的中日外交》的论文获得匹兹堡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1950年代起，刘子健将研究重心从现代中日关系转向宋史。虞云国认为，这使得刘子健在历史研究中善于运用其他社会学科的研究方法。在《宋代中国的变革》中，他运用了行政学和政治学的方法来剖析王安石变法的一系列问题，为之后的研究者提供了许多新的思路。张钰翰指出，刘子健的许多洞察——比如变法派大多来自南方，守旧派大多来自北方，前者多受佛教影响，后者多受道教影响——留给我们很多思考和进一步研究的空间。因此，虽然这部作品问世已有60多年，至今依然有学术生命力。

在虞云国看来，《宋代中国的变革》有三个值得称道的亮点。首先，刘子健对王安石改革期间的官僚进行了类型学研究，将官僚分为三个类型：第一是理念型，即像王安石、司马光、程颐、苏轼、苏辙这样的理想主义者，无论对变法的态度如何，他们都希望对君主官僚体制加以制约，是官僚士大夫当中少之又少的杰出代表；第二是仕进型，这类官僚占官场中的绝大多数，他们现实地将仕途晋升置于首要考量，其中既有因循型官僚（只能被动执行上级条令，没有创新和精进业务的动力和能力，他们是官场中绝大多数），也有才干型官僚（有卓越的才能和进取心，推行新政不遗余力），曾布、吕惠卿就属于此类；第三类是最糟糕的渎职型，这类官僚无原则、无道德，为了一己私欲无所不用其极——渎职型官僚还可分为贪污型和弄权型，后者比前者更糟，因为他们富于野心急于进取，但会通过非常规手段和不道德的手腕获取权力，进而大肆贪污。在才干型和弄权型之间有时也有模糊地带，比如章惇、蔡确就介于两者之间，他们是蔡京的先驱。随着新法派和旧法派之间的党争愈演愈烈，官场逐渐也被渎职型官僚把持。

其次，刘子健对宋代吏役次官僚制进行了深入研究。他指出，宋代文官制度的运转离不开大量的下层官僚，此类官僚与以科举制度为基础的士大夫政治是绝缘的，他们无法进入官员队伍，但又长期扎根基层，对地方社会的运转与治理有着重要影响。由于仕途无望，许多下层官僚在面对百姓时上下其手，中饱私囊，有时会与上级官员联合起来鱼肉百姓。虞云国表示，“这种胥吏阶层在宋代以后成为（帝制）中国官僚体制运转的重要润滑剂，也是（帝制）中国官僚体制腐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另外，刘子健揭示了在君主集权体制下士大夫政治的失败是注定的。虽然儒家的政治理想是规范整个君主体制和官僚体制，但士大夫只有依附君权才能推行改革。因此，王安石变法无论是在理念构想层面还是政治实践层面都存在强化专制主义的倾向，而且君权越强大，推动改革的力度就越大。然而这会构成一种矛盾：一方面君主集权的加强能够推动改革，但在改革推动以后君主集权也越来越强大。君权壮大后，势必会与相权产生冲突，君主会对领导改革的官僚领袖产生怀疑，进而对改革的目的产生疑问。“古代的任何改革只可能是半途而废，”虞云国说，“从王安石之后到西方列强轰开中国大门之前，任何官僚体制的改革是从来不可能成功的，这是刘子健留给我们最大的启示。”

如何评价王安石？提供历史资源，无法盖棺定论

王安石主持变法期间面临重重反对和责难，去世之后受到的评价也一直未有定论，甚至在不同的朝代和时期都有不同的看法。两宋之际，由于蔡京在北宋灭亡之前还打着变法的旗号，靖康之变、北宋灭亡后，当时的宋人就把蔡京和王安石等同起来，对王安石产生了极大的误解，认为北宋的灭亡源自王安石变法。

张钰翰认为，从历史后来者的眼光来看，这种责难固然是站不住脚的，但王安石变法的确标志着宋代政治生态的转折点。北宋开国之初形成了一个相对完善的政治环境，君权较为克制，士大夫掌握的权力能有效地与之形成制衡。然而王安石主持变法期间加强了君权，他本人的确是获得了超过普通宰相的权力，但这种非正常相权其实是专制君权的一部分，对北宋的政治生态造成了非常大的破坏。在元祐更化时期，守旧派上台，却没有扭转这一趋势，反而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反过来打压变法派。这加剧了政治恶化的趋势，最后才会形成宋徽宗、蔡京时期的体制性官僚腐败。

虞云国指出，从王安石变法开始以后，非常相权就成为了动摇宋代君主官僚体制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前文提及的制置三司条例司破坏了中书省行政决策程序；王安石主政期间还将批评新政的台谏官逐出，选拔完全支持新政改革的官员进入监察系统，监察系统对君权和相权的制约与平衡就名存实亡。此后，部分朝廷高官借用王安石的思路弄权，比如在徽宗朝前期拜相的蔡京曾在宋徽宗的授意下设立讲议司，同王安石变法时期的制置三司条例司一样直接制定推行治国方针。南宋后期不断出现权相，如韩侂胄、史弥远、贾似道，也是因为他们得到了皇帝给予的非常相权。王安石的改革主张中强调“定于一”，即只有意见统一了才能在皇权支持下雷厉风行地推进改革，这种思想在变法过程中越来越重，给官风造成了不良影响——占据官场多数的仕进型官僚只会按照主政者的意愿行事。“上梁不正下梁歪，官风不正世风也不会正，世风不正民风怎么会正呢，这是王安石定于一的主导思想带来的负面影响，这也是给我们政治文化最大的教训。”

在虞云国看来，王安石变法不仅是宋史当中，而且是整个中国史中最有诱惑力的研究课题，但它也像一个斯芬克斯之谜，永远找不到定论——事实上，历史从来不存在盖棺定论，后人对历史的解读势必会融入后世的价值观和方法论。回顾王安石变法的重要意义，实际上是思考它对我们当下的社会变革有何启发，为之提供某种思想资源。“每当一场改革到了要求进一步深化和向前推进的时候，我们都会不断地叩问王安石变法的成败得失。这大概就是王安石改革给我们的最大的启示。”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