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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黄月
8日下午，第一届文景历史写作奖颁奖典礼在北京举办。周思成、王元崇分别凭借《隳三都：蒙古灭金围城史》和《中美相遇：大国外交与晚清兴衰（1784—1911）》夺得首奖，并分别获得奖金8万元。
周思成的《隳三都》关注的是连史学圈内部通常都不甚熟悉的金蒙之战，评委会推荐语称：“本书展示了作者处理多语文史料的专业素质、优秀写作者的叙事功力，以及现代文化人的人文关怀与历史观。在全局把握与细节深描之间，在静穆的历史感与沉重的生命悲悯之间，周思成找到了一种颇具史诗风格的平衡。”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周思成告诉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他面向公众的写作是从《大汗之怒》开始的，从这本书开始，原本只写论文的他开始磨合自己的文笔和风格，到《隳三都》这本书有了进步。《大汗之怒》和《隳三都》是周思成阅读蒙元到宋金历史时印象最为深刻的两段故事，一开始他并没有向读者推广蒙元史知识的意识，写完之后才发现，这样的历史写作可以改变许多读者此前对这一段历史单线化、简单化的印象。他说，“我在书中没有回避那个时期蒙古对中原王朝残暴统治的方面，而是提供了更加丰富的历史细节，给大家对这段历史的立体性和其他可能性的解读。”
王元崇的《中美相遇》属于交流史写作，书中从近代早期述至辛亥革命，以长时段的眼光考察了中美两国历史、文化和观念的碰撞，以及相互的了解与误解。评委会推荐语称：“王元崇借教学经验优化公共写作，以娓娓道来的历史叙事超脱传统笔法，以此前少见的丰厚细节回应重大议题，语言晓畅且完成度高。”
王元崇：以前的知识分子什么都写
奖项评委、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刘北成说，历史写作奖在中国属于首创，不仅体现了一种文化情怀，也显示了对于文化产品的大众传播的敏感意识。他说，在近年讨论非虚构写作的氛围下，大家形成了一个共识——这里谈到的历史写作不同于只供专业同行交流的专业论著，也不同于一般的可虚构的通俗读物，比如所谓的“历史演义”或“历史小说”。“历史写作”是一个特指的概念，有一个国际性的定义，即非虚构的、面向公众的历史写作，或者说，兼具学术性和公共性的历史写作的产品。刘北成进一步解释说，所谓“学术性”，是指呈现能够得到学界认可的研究，包括主题和方法的创新、史料的征用和开掘；所谓“公共性”，是指适合非专业读者的可读性，一部优秀作品应该在论述方式、结构和文字方面有令人称道之处。
入围作品《法度与人心：帝制时期人与制度的互动》的作者赵冬梅在主题演讲中谈到，中国的史学发展史有一条非常清晰的、不断退撤的发展线索，“我们不再描述现实、记录现实，几乎彻底退出现实，我们研究、书写过去，但和现实之间其实仍然存在着一种联系。”在她看来，历史书写应该在历史研究和现实之间建立桥梁，这是让历史研究回报于社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
“现代的历史学家有可能可以通过影响社会政策、公共政策去干预现实公众的生活，”周思成说，“但我觉得，当代历史写作能够为公众提供的，就是在符合历史学规范的、对真相追求的前提下，通过对过去经验的研究，向我们展示人类的经验本身的复杂性和可能性。”
周思成在获奖发言中向近期去世的历史学家史景迁致敬，他说，史景迁以及这一类的历史写作“不断提醒我是因为什么喜欢历史。显然不是因为抽象的原则、高深的术语，我选择历史作为志业，是因为在这片星球上生活过的先人，他们所创造过的业绩，不管伟大还是卑微，他们的所思所想，他们的痛苦和幸福。这是我面对历史时最感动的东西”。
王元崇告诉界面文化，在美国、日本等国家，学术和通俗之间的界线没有那样明显，史景迁的《追寻现代中国》甚至冲上了《纽约时报》的阅读榜单。美国一些学者一边当教授，一边涉足公众史学；日本学者可以通过“岩波文库”等面向公众的系列出版物，把学术思考推向社会。而在中国，这一界线则非常清晰。“有很多人天然认为大学教师不应该涉足面对公众的写作，因为那样会被看作不务正业。”他说，一般人看不懂专业的论文，历史学者本身也很少关注不同领域段的论文。界线太清楚，和公众的隔阂也就越来越大。“从秦汉到明清，中国以前的知识分子并没有专门写论文的，游记也好，日记也好，他们什么都写。”王元崇认为，历史写作者有很多拉近和公众的距离的途径，“把知识普及到公众中去是我们价值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周思成：作品成功与否不由作者的身份决定
现在，很多面向公众的历史写作并不是由学者写就的。在活动现场“与过去相遇：历史写作的介入与超脱”主题对谈上，《发现东亚》一书作者宋念申谈到，当下，专业的历史学者和非专业读者之间的界线越来越模糊，因为大数据提供了无穷无尽的非专业人士可以接触到的历史材料，历史学者在这方面受到的传统训练其实优势并不大。另外一条界线存在于历史学和其他学科之间，特别是以历史叙述为主体的社会科学——例如人类学、社会学——甚至历史和文学之间的界线也越来越模糊。在这种情况下，历史学者在面对挑战的同时也面对着美妙的可能性，有了回到写作本源的机会。宋念申指出，“写作本来就不应该分历史写作、文学写作，新一代的历史写作者给我们开辟了一个非常大的可能性的空间，不再只面对你的博士答辩委员会或者是几个期刊评审者去写，而是面对你真正所感兴趣的话题和你要面对的读者去写。”
虽然专业历史学者和非专业写作者之间的界线愈加模糊，但非专业作者依然要面对一些来自学界的质疑。比如在界面文化之前的报道《历史学界讨论宋朝热，学者称吴钩的写作存在问题，会把历史拆得七零八落》一文中，多位历史学者对一位受众广泛的“专业写手”的学术水平提出了批评。王元崇也看到，大量非历史科班出身者的著作里会有很多不同于科班出身的写作者的解释，所以很多作品毁誉参半，存在很多争议。他谈到，科班出身的人从选题开始就可能存在一些差别，“行文、故事情节都会有差别，一些不是科班出身的甚至是爱好者写的东西，可能有这样那些的参差或者错误。但是一般人关注的重点不在细节，而在大体框架。”
“现在不是科班出身的学者垄断行业的时代。所有人都可以介入，都可以写，都有呈现的权利。标准是否一定要符合历史本身呢？”在王元崇看来，读者获取信息的“目的”很重要——比如观众看清宫剧，不是要了解具体事情是否和历史严丝合缝，而在于获得阅读或者观赏的体验，而这个目的不是历史专业学者要处理的。又例如他曾经在景点看到导游拿着大喇叭说慈禧太后是光绪皇帝的母亲，历史学者可能会想要纠正：慈禧太后是光绪的姨妈，不是妈妈。他想，这样的纠正有必要吗？“游客并不关心是母子还是姨妈外甥，只是想知道慈禧太后、光绪皇帝都在院子里出现了，发生了什么故事。”王元崇从这个经历中想到，从这个意义上说，并不存在一个一刀切的标准。
周思成则认为，虽然作者有身份上的不同，但历史写作不会因为作者身份差异就存在评判标准上的差别，作品成功与否也不由作者身份决定。“可能有很多研究宋史的前辈也想要尝试去普及专业知识，但也许他们呈现的方式不像吴钩那么轻松随意，和现代人阅读理念、阅读习惯有差别，在写作上没有那么成功。”他认为评判作品是有标准的，历史写作就要遵循历史学的基本规律，对史料需要严格地考证，不能轻信一种说法而有意地摒弃和自己说法不一致的内容，此外，对一些历史观念要有反思地使用而不是盲目地使用。例如，历史写作中会出现把现代的一些现象和古代的现象进行勾连和比对的做法，“这种写法不是不可以，但是写作者应该对自己有所限制，对观念的适用程度要有反思和批判。”
附：第一届文景历史写作奖十强作品及作者
《发现东亚》，宋念申
《第一等人：一个江南家族的兴衰浮沉》，宋华丽
《青年变革者：梁启超（1873—1898）》，许知远
《失败者的春秋》，刘勃
《中美相遇：大国外交与晚清兴衰（1784—1911）》，王元崇
《法度与人心：帝制时期人与制度的互动》，赵冬梅
《隳三都：蒙古灭金围城史》，周思成
《技术与文明：我们的时代和未来》，张笑宇
《海东五百年：朝鲜王朝（1392—1910）兴衰史》，丁晨楠
《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杨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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