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原汉雅（Hanya Yanagihara）的小说处女作教会了她不要放弃旅行作家与编辑的全职工作。《林中秘族》讲述了一个科学家的故事，他的研究获得了诺贝尔奖，但之前他在某座太平洋小岛上做这项研究的时候却对自己收养的小孩实施了性侵，并因此而入狱。小说中展现出来的充沛创造力及其拒绝提供救赎或安慰的做法，给评论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2013年出版后却只卖出了几千册。

两年后，这位住在曼哈顿的作家又推出了一部篇幅两倍于前作、内容也更加“硬核”的小说。四个毕业于同一所大学的年轻人，其中一人幼时曾受过性虐待，且情节颇为恶劣，书的主题即是这件事酿下的长久苦果，该书取得了很大成功，堪称文学上的又一次罕见突破。维多利亚·贝克汉姆和杜阿·利帕（英国流行歌手）都宣称自己是这本书的粉丝，另有一群读者则怀着相似的激烈情绪指责它毫无根据，乃至于是“邪恶的”。《渺小一生》的纸质版仅在英国即收获了25万余册的销量，并得到了布克奖以及英国女性小说奖的提名。在此之后，柳原不仅没有放弃她的全职工作，还揽下了一件更大的活：去《纽约时报》旗下的时尚杂志《T》当总编辑。

去年10月，我们在伦敦的一家高档酒店碰面，当时她正马不停蹄地在各地为第三部小说《到天堂去》（To Paradise）做推介，同时还得参加为期两周的欧洲时尚秀，因而染上了“某种莫名其妙的病”，随后她又赶紧补充说那绝对不是新冠。这种短途旅行已成了两年一度的仪式：春夏季去男装和家具秀，秋季则关注女装成衣的展会。“纽约、米兰和巴黎我都去，每次跑下来都会生一场病。一般都是小感冒或者流感之类，这次的状况是我以前还没有碰到过的，”她一面说，一面挥舞着长满了小红点的双手。

她下定决心不让神秘的小病阻碍六个月前开始的推介活动，《到天堂去》的书讯以一种略带戏谑性的方式传到了图书出版界。“你还记得自己是在哪里写完《渺小一生》的吗？你是在哪里听到柳原汉雅的新小说将于明年出版的消息的？就在这里。”水石书店当时发布了这段推文。柳原在《到天堂去》校样期间表现得颇为热心，并以个人名义向所有协助她把作品送到读者手中的书商致谢。

与前作类似，《到天堂去》也是一本大部头，厚达700余页，书中大部分场景都设定在纽约，但相似之处也仅止于此。这个纽约迥然不同，它分属三个不同的时期，经历了三个版本的迭代。柳原对书商的提示背后可能还有另一层动机：这本书的要害部分在篇幅上和一般的小说差不多，但如果你没找到读它的窍门，那就会觉得一头雾水，原因尤其在于——鉴于这本书对世代相传的特权着墨颇多——各大主角的名字在三个时期里都是保持不变的，都叫大卫、爱德华和查尔斯/查理·宾汉姆。

但这本书仍值得咬牙坚持读完。“这是一部炉火纯青的杰作，它让《渺小一生》都显得有些多余了，”小说家埃德蒙·怀特说，他很早就在脸书上对《到天堂去》表示了赞许，称其“优秀程度不亚于《战争与和平》”。

在第一部分里，我们回到了1893年，身处世纪末的社会核心，带着一股明显的詹姆斯式气息（它聚焦于华盛顿广场的一个大户人家），区别只在于这个纽约是一个四分五裂的共和国，同性婚姻已成通例。“我一直以来都想写一个婚姻故事，但一谈婚姻就会扯上金钱，于是我就想，如果你写了一堆和性别规范以及性别法则无关的东西，那这个婚姻故事将会是何等样貌？推而广之，那段历史又将有怎样的改变？”柳原说道。

在第二部分里，我们来到1993年，一场无名的瘟疫粉碎了大卫、查尔斯和爱德华三家后人的志得意满。第三部分则是2093年的反面乌托邦，大卫、查尔斯及其孙女查理的个人与社会自由都被牺牲掉了，以服从一波又一波的流行病之下的管控需要。这一切都无比合理：我认为这本小说汇集了“如果……我们应该怎么办（what if）”以及“当……之时……我们又该如何（what when）”这两大主题。“以及现状是怎样的（what is），”柳原补充道。

这本新作并不是对新冠疫情的回应。柳原在2016年就开始构思这部小说，并在特朗普当选总统不久后迅速启动前期准备工作，这一时间点的性质用她的话来讲就是“历史突然开始快速运动，引发了诸如我们的根本处境是否还与早先的认识相符之类的问题”。她无法解释自己为什么开始就下一次传染病大流行的可能性与后果四处找科学家请教。“但我可以说它肯定不来自什么特别的神灵启示，”她在给书商的提示里这样写道。到了纽约实行封闭管理的时候，小说的框架、人物和主题都已经就位，第一部分已经写好，剩下的两个部分也局部完工了。

“当然，在疫情之下写关于疫情的小说，我不时会生出古怪之感，但不算强烈，”她说，“这么说可能会显得有点没心没肺，但新冠疫情确实让我有了许多空闲时间。这对我而言并不是一段焦灼的时间，因为我运气足够好，有一份还算安定的工作。我有医疗保险，也有些存款，有一处安全的居所。作为一个每天需要睡八九个小时的人，我一下子就有了时间。”

《林中秘族》以科学的分类与命名为核心，具有一种解剖学式的精确，《渺小一生》则专注于内在，其中的外部历史就像是“喷绘”（airbrush）而成的，不受裘德、JB、威廉和马尔科姆等角色三十余年来的痛苦与幻想之干扰，名字与身份的紧密关联在《到天堂去》里几乎完全褪去，这是其引人注目之处。

大卫家的某个人其实是夏威夷皇室的后裔，此人无可奈何地被卷入了持续不断的主权以及对人与物的占有之争。这种匿名性并不局限于小说里的角色：在19世纪的宾汉姆一家的世界里，根本就没有“男同性恋”这个词，而后半部分来势汹汹的疫病也从未有过名字。鉴于柳原刚刚收获了一大波读者，且他们对下一部作品主角的预期极可能还是一群命运多舛的朋友，她迈出的这一步无疑是大胆果决的。

对柳原而言，这种命名游戏本身就代表着围绕美国的自我观而展开的诸多讨论之一。“在美国，我们经常重新为事物命名，无论是为了抹除一段不好的记忆还是为了把这段记忆与特定的某个人——这个人在历史上可能没有被善待，或者理应获得更多的尊重——分离开来。这当中的想法是，为某个东西命名将会从根本上改变它的性质，但是，为我们之所是命名，真的能让我们比别人更真实吗？也许这只是一种让我们更真诚地面对自己的办法。”

总的来看，《到天堂去》对民主社会的理念提出了深刻的挑战。柳原说，天堂这个概念本身就不是面向所有人的，它只向少数被拣选者开放。“所谓为某种自由而牺牲，与社会自由相对的个人自由，以及只面向部分人而非所有人的自由——这些问题都与美国的建立与存续息息相关。”

如今，面对一波又一波疫情的冲击，防疫措施上的种种乱象印证了她的观点，也为这部小说投下了一片阴影，且这片阴影在我第一次读到它之后的两个月里似乎还在不断地变形以及拉伸。与此相呼应，书中的一位年轻女性的经历尤其让人不寒而栗，为了维持她的生命，医生祖父牺牲了她的独立性以及建立成年人之间关系的能力。

柳原是否可能会因此而被划分到疫苗反对者的阵营当中？“我不是那么想的，”她明确表示，“我父亲是一名肿瘤学家。他没有医治过小孩，但据我所知，某些形式的治疗手段可以救小孩一命，同时也会伤害到他们并造成长期的并发症：我在思考那位祖父以及失去意识的查理为保全性命所做出的牺牲是否值得。早在她生病之前，祖父对何谓有意义的生活便持有一种更加冷酷也更少同情心的看法。”

这本书与柳原先前的所有小说的差别虽然不小，但三部小说仍有一个惊人的共同点：它们几乎都没有触及女性的意识。在抗病毒药物的影响下，查理丧失了生育能力并且永远像孩子一样，缺乏能动性。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缺失？“你明白，”柳原说，“在你写完第三本书之后，某些你没有意识到的模式和主旨就会开始凸显。它们有时和你的人生经历有关，但有时候则没有。我不知道为什么每本书里都谈到了祖父母，因为我和自己祖父母的关系并不紧密。我的书里从来没提到过母亲，我也不太清楚原因，因为我和母亲的关系是非常好的。其中的女性不多，我还是说不清原因，但疾病与身体的分崩离析却是一以贯之的。简单来讲，我也不清楚为什么查理是小说里唯一的女性。”

如果要采取精神分析的路径来解读，我们可以援引她在多次访谈中广泛提及父亲的影响这件事，当10岁的她表现出对艺术的兴趣时，父亲把她带去了病理学家的实验室，这样她就能临摹一具尸体。“我向来对疾病感兴趣，而不是人本身，”她告诉访问者说。

“我总是说，我的父亲属于上一代准知识分子（quasi-intellectual），他们的开放性很强，主张女儿和妻子所做的事情不必雷同，”如今她这样说道，“我不想成为妻子和母亲，对母亲不得不教给我的那些东西不屑一顾，对此我感到遗憾。所以我有意不去学习诸如下厨或者打扫卫生之类的事情。对一个青少年而言，一切似乎都是二元对立的：你要么在家下厨和打扫卫生，要么出去做自己想做的事，而我想出去做自己想做的事。”

柳原出生于洛杉矶，是两个孩子之一，家里有三代人都在夏威夷生活，但没有夏威夷血统。她的童年是四处漂泊的，随父亲在美国的工作地点而变动，她在火奴鲁鲁的一所私立学校读完了三年高中，巴拉克·奥巴马是比她早十届的校友。普纳荷学校（Punahou School）建立在一片给予美国传教士宾汉姆的土地上，他的孙子是一名探险家，后来成为美国参议员，著名校友的名单上便有他的名字（可见柳原小说里的所有姓名都来自夏威夷这个著名的19世纪传教士家庭）。

她认为自己是美国人吗？“是的，百分百，”她说，尽管她有日本血统并且认为日本是“心目中的祖国”。她坦承，“（出门在外）就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尴尬过程，大部分时候我都显得不太擅长社交。我在自己身上看到的这种丑陋的美式做派，恰好符合了人们的期待。如果你是一个非白人美国人，你回归祖籍时就尤其会有一种前所未有的‘美国感’，就像我回到日本时那样。”

柳原长大的时间段正逢夏威夷主权运动的鼎盛期，她的父母是“典型的自由派婴儿潮世代”，支持较为温和的“国中之国”这一解决方案。在《到天堂去》的第二部分里，一系列具有无可救药的天真性的分离主义运动对岛屿提出了主张。“我希望这本书不至于对盼望回归——这个让一切看起来都更简单、也更加高尚与可敬的想法——有什么道德上的论断。它只是表明了历史的车轮总是滚滚向前的，要回到过去乃是异常困难的，”她说道。宾汉姆的家里满是各种夏威夷工艺品，这属于有关文化保育之伦理（ethics of protectiveness）的更广泛争论的一部分：或者用她的话说，“关乎谁有资格决定什么是对人民以及文化最有益的。”

柳原的作品里有一股不屈不挠的意气（unflinchingness），它像是一种莫名其妙的执拗——令我们回想起那个对疾病而非人类更感兴趣的小女孩。在《到天堂去》的第三部分，夏威夷已经毁于一旦。在《渺小一生》里，她把律师裘德的苦痛与自我挞伐写得活灵活现，以至于有些读者都被吓退了，另一些读者则抱着忐忑的心情痴迷其中。“这本书及其拥趸之间的羁绊似乎来自相互的恶心与不适，”丹尼尔·门德尔松（Daniel Mendelsohn）在《纽约书评》上写道。“很少有文学作品会讨论到这种不和谐的狂热以及令人着迷的困苦，”澳大利亚评论家比杰·西尔柯克斯（Beejay Silcox）在一篇总结《渺小一生》何以如此热门的评论里谈道。

对于自己引发的这些强烈感受，柳原本人是如何看待的？“我没看过什么书评，也不上推特，据我所知绝大部分讨论都不会有什么结果，”她说道。她对#ownvoice运动尤其不耐烦，这可能会引发一种质疑，即她作为一个女性是否有资格讲述男同性恋的故事。“这非常危险。我有权写任何我想写的东西。读者能论断的事情只有一件，那就是我写得好还是不好。”

《渺小一生》讲述了一群朋友试图通过自己组建家庭来防止历史与制度性的恶的青春期童话故事，而《到天堂去》则对亲密关系持有一种更传统的观点。例如一个来自查理家的人认为，人们归根结底总是会选择家人而非朋友。虽然柳原自称不同意这个立场，但我仍好奇——作为一个坚定的单身且独自生活的人——她自己的友谊观念在疫情之下是否有所变化。

“我想，如果人们的确与某些人共同生活了较长的时间，那么不论对方是自己的伴侣还是家庭成员，抑或是别的什么角色，他们几乎都总是会把这些人放在朋友的前面，”她说。这是否意味着她私底下丧失了一些朋友？“这会引起一些有意思的讨论，”她答道，“……然后我和一些朋友就变得更亲近了。”她戴着一条粗大的金项链，上面有她的处女座星座符号，那是一位在知名时装屋担任艺术总监的朋友送给她的。

“我没有家庭，”她沉吟半晌又纠正道，“其实也有，但他们都在夏威夷并且过得很好。”（疫情期间她在那里度过了两个夏天，看到各种野生动物回到了旅客稀少的沙滩上，随着生产的恢复又消失不见）她澄清说，自己的要点是“我认为人群划分的依据在于恐惧程度的差异，以及必须保护的对象的不同”。

很难想象这位47岁的作家在从事如此高调、阔绰的工作之际还能写出这样的大部头著作，但她认为，做老板有一大优势，那就是你在工作上不用去将就别人。“我并不属于最聪明、最努力或者学历最高的人，但我在时间管理上做得最好，”她说，“这是我努力培养的一项技能，这并不是说我很自律。我真的没有那么自律。但一旦我为自己腾出了时间，我就明白该如何坐下来利用好它。”

此外，她还补充道，新闻业的阅历对她的写作有莫大的贡献：“它教会你如何在语法与拼写上做到精益求精，这些事项看似很琐碎，其实不然。它教你如何谋篇布局——认为这项技能的重要性被低估了——它还教导你如何按时交稿，也教你在某个时间点上一定要学会听之任之。”

写完三部小说，她的规划也日渐明晰：如埃德蒙·怀特所言，她在为自己的国家写一部编年史，这与托尔斯泰有相似之处，并且两人都坚信自己的故事是富有意义的。“坦白讲，我觉得美国作为一个国家而言还是太年轻了，”柳原说，“除开挫折与绝望——甚至于像法国这样的国家也一样，只不过他们假装不在乎而已——对美国的钦慕之情总还是存在的。我们的活力、我们那些孩童般的品质——我们乐观而慷慨，我们被娇纵，我们爱发脾气，我们内向，我们短视。我认为美国就是一个早熟并且调皮捣蛋的孩子，即将进入青春期，这个孩子身上每一项令你羡慕、令人失望的品质，都同时存在于美国。”

难以否认的是，目前美国对一些全球性问题的处理不无年少轻狂的粗暴感。“我们的争论聚焦于强制性疫苗接种、为推动更广泛的全球变革以及对抗气候危机我们应当做出怎样的牺牲、如何重新书写历史——特别是在种族与移民方面——等话题。如今这些问题的紧迫性可谓有增无减，因为来自气候变迁与疾病的威胁更趋密集了，”柳原说。这些问题恰好就是小说必须直面的，因为它们事实上没有简单的答案。

（翻译：林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