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潘文捷

编辑 | 黄月

岁末的最后一天被称为“岁除”，意为旧岁至此而除，另换新岁。受疫情影响，很多人无法回家过年，界面文化编辑部也有几位伙伴留在自己平日工作的城市里，将独自或与朋友一起度过这个特殊的除夕。如果你已经与家人团聚，那祝你和家人团圆吉祥；如果你也一样在异地度过春节，也愿你有一个想家但仍有些许快乐自在的春节假期。

在界面文化春节例行停更之前，赶在牛年的最后一天，我们还要为大家奉上一份春节书单，无论你是在打扫、烹饪、聚会、抢红包的间隙还是等待春晚的过程中，都不妨一览——《符号里的中国》把我们目之所及的各种中国符号背后的故事娓娓道来；《北京的春节》则是一幅展现北方春节民风民俗的画卷；《古代中国的节日》让我们知道，在汉代中国的一年可以有五个不同的起始日期，这背后是古代中国人独特的宇宙观和世界观；《革命与节日》讲述的是我们今天熟悉的节日是如何受到革命话语的影响，和今天的生活关系尤为紧密；《逐鹿春晚》一书为我们揭开春晚一个节目从创意阶段到与观众见面为什么会经过无数次的筛选，各种视听符号如何最终得以呈现。

《符号里的中国》

关于春节的起源有各种各样的假说，而这一期间的民俗事项在千年的时间里产生了诸多象征性的文化符号——吃年夜饭、贴春联、换黄历、剪窗花、贴“福”字、放爆竹、挂灯笼，当然，人们还会津津有味地讨论生肖和本命年。即便你没有刻意关注这些符号，也可能会在走街串巷的过程中看到各种各样的龙凤祥瑞图案或狮子、貔貅装饰，以及寓意吉祥的蝙蝠纹样、门口贴的财神门神福禄寿众神，还有可能在乡间的小路上偶遇城隍爷和土地公。这些符号是怎么来的？背后有着什么样的传说或者传统？

虽说辛亥革命规定1月1日为新年之后，公历对农历产生了不小的冲击，但由于诸多传统因素，公历元旦还难以完全替代农历新年，春节正是对我们自己的传统进行深入挖掘的好机会。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文学院教师、文学系主任赵运涛的《符号里的中国》为我们理解传统民俗提供了一把钥匙。这本书既讲解了当下的文化常识，也从历史的角度梳理了各种符号的演变。他不仅联系了读者耳熟能详的《西游记》《红楼梦》等作品，还能够结合时事——例如近年来频频“上新”的三星堆——来讲解民俗中的符号，有很强的可读性。

《北京的春节》

老舍写过一篇有名的《北京的春节》，从腊八写到正月十九，展现出了一幅老北京春节的民风民俗画卷，也对比了新旧社会的春节，强调了新社会的移风易俗。而这本《北京的春节》来源于作者何大齐在《北京晚报》连载的北京风俗画系列。

麻雷子、炮打灯、大钟花、耗子屎，这些都是什么？空竹、琉璃喇叭、噗噗噔儿，这些有什么好玩的？何大齐以老北京从“腊八”到“二月二龙抬头”的春节习俗串起相关民俗和生活记忆，其中一些习俗可能就连本地人都说不出门道。随着生活的富足，新衣服、糖果、压岁钱好像已经没有从前那么令人向往，但在不断往前进的同时，我们也忽略了不少富有趣味的生活细节。只要翻开八十多岁的何大齐与他的儿子、孙子三代人共同创作的这本书，一代代人共享的年味儿依然扑面而来。千年的民风民俗可能会因为疫情有一时的暂停，但也必将有更兴盛的传承。

《古代中国的节日》

在美国汉学家德克·卜德 (Derk Bodde) 看来，通过对中国节庆的研究，可以更好地了解中国的传统思想。卜德对中国节日以及中国民间信仰和风俗的兴趣持续了四十年。他看到，中国的文化精神并不仅仅体现在儒家经典中，也体现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里，因此他把节日看作了解百姓生活和信仰的突破口。中国思想家认为，人存在于包涵万物的宇宙中，人是宇宙的中心，相对于万物是独立的存在，而宇宙是循环的生命体，死亡意味着重生，这个特点也体现在四季的循环中。卜德提到，中华民族比任何民族都更加重视节庆，而且中国人进行仪式都是露天举行，不是在建筑物里，这并非巧合。

虽然和卜德同一时期的西方汉学家对中国的节日研究多集中于现代，但是卜德认为，汉代发挥着中国封建制基石的作用。他讨论了汉代儒学的社会观和宇宙观，以及民间信仰、价值观和哲学世界观的融通。在汉代时，人们的一年有多个开端——有五个日子可以被用来辞旧迎新，都可以作为一年的开始，这是怎么来的呢？答案就在《古代中国的节日》一书之中。

《革命与节日》

老舍在《北京的春节》里谈到了旧社会和新社会过节的不同感受，文章结尾写道：“现在过年没有以前那么热闹了，可是多么清醒健康呢。以前，人们过年是托神鬼的庇佑，现在是大家劳动终岁，大家也应当快乐地过节。”旧社会进入新社会之后，节日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这些变化有着什么样的意味呢？《革命与节日：华北根据地节日文化生活（1937～1949）》一书作者韩晓莉看到，近代民族国家建立后，传统节日被视作现代文明的对立面，成为改造的对象。中华民国成立伊始就宣布废除夏历纪年，取消大多数传统节日，推广一套具有鲜明政治色彩的新节日，借以打造崭新的国民意识。虽然民国政府对节日文化除旧布新的强势改造并未收到预期效果，但是节日本身受到了来自官方越来越多的关注。

抗日战争爆发后，随着根据地的建立，节日作为社会动员的媒介和孔道逐渐被中国共产党重视。通过改造传统节日、引入和创造新节日以及改变旧有节日文化活动的形式和内容，将革命与生产的现代主题融入节日中，使民众在热烈的气氛里受到教育。根据地的节日文化建设体现了以文化为中介对根据地社会的“治理”，经过这样的文化“治理”，节日被赋予更多政治意义，组织和参与节日活动不再只是民众的自发行为，而是成为政府领导下的革命工作。

韩晓莉认为，一方面，民众正是在参与节日活动的过程中“了解了时事，受到了教育，提高了觉悟，进而强化了集体的价值取向和行为规范”，从这个角度讲，对根据地节日的改造无疑是成功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这些战争年代社会动员和社会教化的经验被继承下来，在此后的很长一段时期，革命性和现代性一直是官方组织节日文化活动的主要标准。但是另一方面，过分强调节日的政治与现实意义也带来了文化符号与文化内涵的断裂，造成传统节日与其赖以生存的社会土壤的分割，“这种断裂和分割延续到今天的最直观的感受，恐怕就是传统节日的节味越来越淡。”

《逐鹿春晚：当代中国大众文化和领导权问题》

春节的一大传统活动大概就是一家人围坐在一起看春晚，这也是国家级晚会和改革开放创造出来的中国“新民俗”。不过，沉迷于相声小品歌舞杂技的你有没有想过这些问题：春晚的主题是怎么定的，选谁做主持人，选哪些明星登台，背后都有什么样的玄机？为什么春晚舞台上几乎没有知识分子的身影？节目的筛选和审查是如何进行的，对各种视听符号进行“清洁过滤”的标准是什么？要知道，一个节目从创意到与观众见面，可能会经过无数次的审查，这也显示出了主导文化符号生产的谨慎。

《逐鹿春晚》一书作者师力斌认为，春晚体现了中国特色的文化领导权实践。他看到，过去很多研究一边倒地把观众看做是法兰克福学派意义上的“上当受骗者”，但春晚并不是观念的牢笼，而是意义协商、谈判和争夺的场所，涉及民族文化的争夺、地域文化的争夺、社会各阶层文化的争夺、资本的争夺、权力的争夺、时尚和观念的争夺、文艺样式之间的争夺等等。从历史的角度看，在以春晚为代表的娱乐化思潮中，中国故事被表征为从告别革命到消费革命的转变，主导文化的运作从单一僵硬的管理转为对文化符号生产的弹性掌控，从波及全社会的大规模运动转变为润物无声的娱乐消费。央视大量吸收资本主义娱乐产业的编码方式和营运策略，有效配置官方、民间、国际等多重话语资源，也显示出了主导话语的灵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