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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互联网大厂,我选择了“退居”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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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互联网大厂,我选择了“退居”二线

离开一线城市的想法,通常源于生活里出现的异常。

图片来源:图虫创意

文|豹变 陈晓妍

编辑|张子睿

「核心提示」

留不下的北上广深,回不去的家乡。两难之下,居于中间的二线城市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的选择。

回家过完年,还要再回来吗?

离春节不到2周,在一线城市的互联网打工人又要面对这道选择题。

尤其今年互联网入冬,让天平上“离开”的一端又多了些许砝码。

2年前,没有寒流,大厂们还在高歌猛进,90后女孩Kris辞去了北京一家互联网大厂的产品经理,告别生活了十年的北京。

Kris说,从小要强的她向来崇尚在一线城市奋斗的生活,但没想到有一天会选择安逸休闲的成都。告别一线大都市,最难过的是自己心里那道坎儿——离开刚买下、装修好的房子,抛开在北京的生活圈子和人脉资源,去到完全陌生的城市。

走的那天晚上,Kris给北京新家的每个角落都拍了照片,放在手机里当留念,做好了长时间不回来的准备。老天很应景地下起了雨,跟她十年前来北京那天一样。

放弃大厂,退出北京,会不会后悔、留下遗憾?当时的Kris也没有答案。她唯一确定的是,围城之外,总会有新的路可走。

城市的过客

离开一线城市的想法,通常源于生活里出现的异常。

在上海工作的袁婧,就曾感受到身体给出的警告。26岁的她就职于一家互联网公司,一次在家通宵赶完方案,她从电脑前起身,眼前突然黑了几秒,心跳好像也漏掉几拍。简单洗漱后,她早上又准时出现在公司。下午开会,袁婧看人都有些重影,累得失去感知,听不到其他同事说话。

在这家公司里,熬夜加班是常事。袁婧想起来有些后怕,新闻上常见的“猝死”,也许离她并不遥远。

互联网广告从业者刘艺则失去了对生活的掌控感。每天结束近12个小时的工作,她经常冒虚汗,挤进深圳的地铁里,有时觉得自己像一条沙丁鱼,有时又像一具行尸走肉。

KPI的压力悬挂在她头顶。同事见她太过紧绷,劝她工作间隙玩会儿手机。刘艺拒绝,眼睛盯着当月的消费额单子。直到后来,老板要求他们签下协议,如果三个月完成不了绩效,就会被辞退,这时的刘艺像一条绷得太紧的绳子被突然扯断。“我不可能这辈子都这么用力地去奔跑。”她说:“看不到尽头,就觉得必须结束这种生活。”

2020年,疫情扰乱了人们的生活,让刘艺开始提前考虑“稳定”的问题。深圳显然无法提供答案。在刘艺看来,买房子,得到户口,不过是一张城市的入场券。下一代能不能在这里读书、高考,才是一个人扎根的标志。刘艺的舅舅曾为了成为“广州人”,花了将近20年的时间。想到这,她觉得无望。但这也让刘艺下定决心,如果在大城市待不下来,一定要尽早掉头。

林远也没能在大城市中获得足够的安全感。2015年,刚毕业的林远来到北京,一开始做运营,后来应聘成为一家互联网大厂的程序员。林远曾是个理想主义者,听过北京的创业故事,相信自己就是下一个罗永浩和雷军。工作了几年,他才慢慢接受,自己跟大多数人一样,只是最普通的一线打工人,靠着付出劳动获取报酬。但每年都会有无数年轻人涌入这座城市,用更低廉的时间成本取代大龄员工。

林远够不着这座城市的准入门槛。初到北京时,“繁华的街道,便利的公共交通,感觉都是我的,很美好”。几年过去,林远发现自己还是这个城市的“过客”,北京再繁华,房价涨跌,都与自己无关。耗下去不是长远之计,林远决定在28岁这年离开北京。

与林远不同,Kris在北京拥有一套房产,算是安了家,但房子不是万能钥匙。快到30岁,Kris和其他大厂员工面临相似的问题:要么往上走,要么被淘汰。但中高层岗位少,僧多粥少,意味着失败者总比成功者多。

当时,Kris在公司的大多数时间,不是做好手里的活,而是忙着处理人际关系,“做人”多于“做事”。这让她能量耗尽,却得不到成就感。如果想晋升,就必须在不喜欢的事情上注入更多精力。

kris身边有在北京安家的朋友。打拼奋斗了大半辈子,全家人掏空积蓄,在北京买下一套学区家,但生活却过得并不宽裕,许多想做的事做不了,只能锻炼忍耐的能力。

危机感一直伴随着Kris,她只好不停地寻找摆脱的出路,直到离开北京的念头出现。

向往的生活

缺乏归属感、门槛高、生活成本高,这是年轻人离开一线城市的主要原因,但北京土著七七不在此列。

七七在上海复旦毕业后,留在深圳腾讯工作了八年。当程序员的日子,七七对自己的生活状态并不满意。她看重独立和自主,不喜欢上下班打卡的形式,也不甘愿在大厂里成为普通的螺丝钉。2013年,30岁的七七从腾讯离职,转型做保险经纪人,又在2017年回到了北京的家。

家人无法理解她的决定,复旦毕业,又进入了腾讯这么好的公司,一个女孩子,为什么要放弃光鲜稳定的工作,跑去卖保险?

但对七七来说,转型卖保险,不仅成为她事业转折的开始,也让她有了离开北上深的契机。在北京,七七自己有一套30多平方米的一居室。改行做保险经纪人的第二年,七七的年收入就超过了百万。在外人看来,她完全没有离开北京的理由。

但这些并没有给她带来生活上的满足感。七七的北京同学,为了能开上车,跟爸爸两个人一起参加摇号,八年才摇到一辆燃油车。七七摇到的新能源车名额,也优先让给了父母,自己出行依旧很不方便。

2020年初,疫情发生后,小区附近的按摩店、电影院、健身房等休闲场所全部暂停营业,唯一的娱乐,变成在楼下散步转圈。

原本七七以为,只要换一套更大的房子,就能解决幸福感的问题。但她出门看了一圈房子,带回来的只有更深的失落感。除了老破小,其他环境好、配套好的房子,要么偏远,要么在一千万以上。

后来,七七在朋友圈看到别人晒出成都买的房子,让她更加质疑自己的生活。七七开始有了离开北京的想法。作为保险经纪人,她的获客渠道大多在网上,并不受地域影响。

2020年,七七来到成都。南区的大多数小区都盖在公园旁边,打造“花园城市”的概念。河流、湖泊环绕,房子均价却不到两万。这让原本只是想来看看的七七动了心,决定留下。八月搬到成都,九月就买了车。在成都,七七实现了住大房子,出行自由的梦想。

互联网公司公关陈超,也在2015年之后,逐步完成了“居住城市降级”。大学毕业后,他先在北京工作了三年,接着搬到南京,最后回到了温州老家。

离开大城市,陈超也遇到过阻力。父母对他的选择感到不解:“干嘛回来?在大城市不挺好的?”在他们看来,儿子在大城市有着体面的工作,说出去,也觉得脸上有光。村里还因此将陈超的照片贴在祠堂墙上,作为“优秀年轻人事迹”宣传。

但光彩的另一面,是漂泊在外的艰辛。几年前,北京空气质量没现在好,陈超患上咳嗽的毛病,吃过多少药也不管用。陈超常常在半夜咳醒,躺在一张一米二的小床上,房间局促得只能多放下一张桌子。几个月后,咳嗽拖成了慢性咽炎。

在南京时,陈超的收入有所改善,可公司的氛围越来越差。有时候,公司副总就当着200多人的面,对某个员工破口大骂。有一次,大年三十,领导拉着陈超加班,晚上八点多都没法离开。

陈超知道,这不是他想要的生活。他告诉不理解他的父母:“日子要活给自己看。”

心安即是归处

退一步海阔天空。

从北京搬到天津,林远称之为转换“赛道”。在北京,就是与无数家庭背景、学历能力优异的人竞争,“主赛道拼杀下去,实在难以出头了”。

林远过年回到老家,发现老家的同龄人过着与他截然不同的生活:工作稳定、有房有车。反观自己,如果继续留在北京,作为一名基层的程序员,未来可能面临35岁的职场危机,如果在北京成立家庭,也没把握为孩子争取到好学区读书。等到父母年迈,也很难在他们身边尽孝。

于是,在2019年下半年,林远拒绝了几家北京大厂的面试邀请,到天津的一家公司入职。在北京待过后,林远也不愿意再回到家乡那个偏远的“山沟”。而天津距离北京只有30分钟车程。入职后,林远惊讶地发现,许多天津同事都是曾经的北漂,领导也是百度的前架构师。

留不下的北上广深,回不去的家乡。在两难境况之下,居于中间的新一线城市、二线城市成为性价比最高的选择。

事实上,很多二线城市的基础设施、娱乐场所并不比一线城市逊色。kris到了成都后发现,这里已不再只是“大碗面”“宽窄巷子”的休闲旅游之地。城南地区的基础设施已经与一线城市无异。有的互联网公司也会加班到晚上十一二点,她有时候会恍然觉得还身处北京。

在天津定居后,林远从点外卖,变成准时回家吃饭,那些苟且的日子,回想起来像梦境一样。

在上海时,袁婧下了班,往回走时,总能看见小区里万家灯火,但没有一盏灯是为自己亮着的。她身边许多30岁的同事,也还是独自一人在上海漂着,像极了她的未来。在她的工作圈子里,很少有男性,脱单也成了一个难题。

回老家几个月,袁婧就在朋友的介绍下,认识了现在的男友。一下班,她可以和男友约会,也能和朋友们聚餐喝酒,周末还能回家陪伴父母。

对陈超来说,回温州老家的动力,也是一种年龄带来的心理变化。年轻时总想着远走,等到父母年事渐高,就开始贪恋在他们身边的日子。

陈超在温州结婚安家,找的对象是本地女孩。下班回家,开车只需10分钟,这是以前北京通勤两小时的他不敢想象的。晚上没时间做饭,他们两口子就一起到父母家蹭饭。

二线城市的安逸,也缓解了北上广深遗留下来的焦虑与欲望。北京土著七七就是如此。在北京,物质欲望似乎没有上限,远超她的能力范围。即使年入百万,但收入比她高的大有人在,比上不足,带来了更多的焦虑感。

但在成都,无论收入高低,很多人都对生活的满足感更高。想做什么就及时去做,这是她在成都最大的收获。原本,她的精力全都耗费在工作上。现在,学油画、棒球、架子鼓等,那些原来觉得“无用”的课程,都被满满当当地排进日程表。

kris也有类似的经历。在北京十年,她见惯了路上行人忙碌而麻木的神色,在地铁里,每个人盯着手机看,脸上写满了疲惫。

“与追逐欲望,疲于奔命的北京不同。在成都,哪怕是一位捏脚小哥,也很容易对生活感到满足。”这是她到一家足疗店按摩时发现的。

足疗师傅告诉Kris,等捏完脚,自己还约了朋友们吃宵夜、打麻将。对方脸上流露出的愉悦神情,让Kris看到了另一种生活态度,一种无关乎金钱、地位,不内卷,活好自己的态度。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均为化名)

本文为转载内容,授权事宜请联系原著作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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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互联网大厂,我选择了“退居”二线

离开一线城市的想法,通常源于生活里出现的异常。

图片来源:图虫创意

文|豹变 陈晓妍

编辑|张子睿

「核心提示」

留不下的北上广深,回不去的家乡。两难之下,居于中间的二线城市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的选择。

回家过完年,还要再回来吗?

离春节不到2周,在一线城市的互联网打工人又要面对这道选择题。

尤其今年互联网入冬,让天平上“离开”的一端又多了些许砝码。

2年前,没有寒流,大厂们还在高歌猛进,90后女孩Kris辞去了北京一家互联网大厂的产品经理,告别生活了十年的北京。

Kris说,从小要强的她向来崇尚在一线城市奋斗的生活,但没想到有一天会选择安逸休闲的成都。告别一线大都市,最难过的是自己心里那道坎儿——离开刚买下、装修好的房子,抛开在北京的生活圈子和人脉资源,去到完全陌生的城市。

走的那天晚上,Kris给北京新家的每个角落都拍了照片,放在手机里当留念,做好了长时间不回来的准备。老天很应景地下起了雨,跟她十年前来北京那天一样。

放弃大厂,退出北京,会不会后悔、留下遗憾?当时的Kris也没有答案。她唯一确定的是,围城之外,总会有新的路可走。

城市的过客

离开一线城市的想法,通常源于生活里出现的异常。

在上海工作的袁婧,就曾感受到身体给出的警告。26岁的她就职于一家互联网公司,一次在家通宵赶完方案,她从电脑前起身,眼前突然黑了几秒,心跳好像也漏掉几拍。简单洗漱后,她早上又准时出现在公司。下午开会,袁婧看人都有些重影,累得失去感知,听不到其他同事说话。

在这家公司里,熬夜加班是常事。袁婧想起来有些后怕,新闻上常见的“猝死”,也许离她并不遥远。

互联网广告从业者刘艺则失去了对生活的掌控感。每天结束近12个小时的工作,她经常冒虚汗,挤进深圳的地铁里,有时觉得自己像一条沙丁鱼,有时又像一具行尸走肉。

KPI的压力悬挂在她头顶。同事见她太过紧绷,劝她工作间隙玩会儿手机。刘艺拒绝,眼睛盯着当月的消费额单子。直到后来,老板要求他们签下协议,如果三个月完成不了绩效,就会被辞退,这时的刘艺像一条绷得太紧的绳子被突然扯断。“我不可能这辈子都这么用力地去奔跑。”她说:“看不到尽头,就觉得必须结束这种生活。”

2020年,疫情扰乱了人们的生活,让刘艺开始提前考虑“稳定”的问题。深圳显然无法提供答案。在刘艺看来,买房子,得到户口,不过是一张城市的入场券。下一代能不能在这里读书、高考,才是一个人扎根的标志。刘艺的舅舅曾为了成为“广州人”,花了将近20年的时间。想到这,她觉得无望。但这也让刘艺下定决心,如果在大城市待不下来,一定要尽早掉头。

林远也没能在大城市中获得足够的安全感。2015年,刚毕业的林远来到北京,一开始做运营,后来应聘成为一家互联网大厂的程序员。林远曾是个理想主义者,听过北京的创业故事,相信自己就是下一个罗永浩和雷军。工作了几年,他才慢慢接受,自己跟大多数人一样,只是最普通的一线打工人,靠着付出劳动获取报酬。但每年都会有无数年轻人涌入这座城市,用更低廉的时间成本取代大龄员工。

林远够不着这座城市的准入门槛。初到北京时,“繁华的街道,便利的公共交通,感觉都是我的,很美好”。几年过去,林远发现自己还是这个城市的“过客”,北京再繁华,房价涨跌,都与自己无关。耗下去不是长远之计,林远决定在28岁这年离开北京。

与林远不同,Kris在北京拥有一套房产,算是安了家,但房子不是万能钥匙。快到30岁,Kris和其他大厂员工面临相似的问题:要么往上走,要么被淘汰。但中高层岗位少,僧多粥少,意味着失败者总比成功者多。

当时,Kris在公司的大多数时间,不是做好手里的活,而是忙着处理人际关系,“做人”多于“做事”。这让她能量耗尽,却得不到成就感。如果想晋升,就必须在不喜欢的事情上注入更多精力。

kris身边有在北京安家的朋友。打拼奋斗了大半辈子,全家人掏空积蓄,在北京买下一套学区家,但生活却过得并不宽裕,许多想做的事做不了,只能锻炼忍耐的能力。

危机感一直伴随着Kris,她只好不停地寻找摆脱的出路,直到离开北京的念头出现。

向往的生活

缺乏归属感、门槛高、生活成本高,这是年轻人离开一线城市的主要原因,但北京土著七七不在此列。

七七在上海复旦毕业后,留在深圳腾讯工作了八年。当程序员的日子,七七对自己的生活状态并不满意。她看重独立和自主,不喜欢上下班打卡的形式,也不甘愿在大厂里成为普通的螺丝钉。2013年,30岁的七七从腾讯离职,转型做保险经纪人,又在2017年回到了北京的家。

家人无法理解她的决定,复旦毕业,又进入了腾讯这么好的公司,一个女孩子,为什么要放弃光鲜稳定的工作,跑去卖保险?

但对七七来说,转型卖保险,不仅成为她事业转折的开始,也让她有了离开北上深的契机。在北京,七七自己有一套30多平方米的一居室。改行做保险经纪人的第二年,七七的年收入就超过了百万。在外人看来,她完全没有离开北京的理由。

但这些并没有给她带来生活上的满足感。七七的北京同学,为了能开上车,跟爸爸两个人一起参加摇号,八年才摇到一辆燃油车。七七摇到的新能源车名额,也优先让给了父母,自己出行依旧很不方便。

2020年初,疫情发生后,小区附近的按摩店、电影院、健身房等休闲场所全部暂停营业,唯一的娱乐,变成在楼下散步转圈。

原本七七以为,只要换一套更大的房子,就能解决幸福感的问题。但她出门看了一圈房子,带回来的只有更深的失落感。除了老破小,其他环境好、配套好的房子,要么偏远,要么在一千万以上。

后来,七七在朋友圈看到别人晒出成都买的房子,让她更加质疑自己的生活。七七开始有了离开北京的想法。作为保险经纪人,她的获客渠道大多在网上,并不受地域影响。

2020年,七七来到成都。南区的大多数小区都盖在公园旁边,打造“花园城市”的概念。河流、湖泊环绕,房子均价却不到两万。这让原本只是想来看看的七七动了心,决定留下。八月搬到成都,九月就买了车。在成都,七七实现了住大房子,出行自由的梦想。

互联网公司公关陈超,也在2015年之后,逐步完成了“居住城市降级”。大学毕业后,他先在北京工作了三年,接着搬到南京,最后回到了温州老家。

离开大城市,陈超也遇到过阻力。父母对他的选择感到不解:“干嘛回来?在大城市不挺好的?”在他们看来,儿子在大城市有着体面的工作,说出去,也觉得脸上有光。村里还因此将陈超的照片贴在祠堂墙上,作为“优秀年轻人事迹”宣传。

但光彩的另一面,是漂泊在外的艰辛。几年前,北京空气质量没现在好,陈超患上咳嗽的毛病,吃过多少药也不管用。陈超常常在半夜咳醒,躺在一张一米二的小床上,房间局促得只能多放下一张桌子。几个月后,咳嗽拖成了慢性咽炎。

在南京时,陈超的收入有所改善,可公司的氛围越来越差。有时候,公司副总就当着200多人的面,对某个员工破口大骂。有一次,大年三十,领导拉着陈超加班,晚上八点多都没法离开。

陈超知道,这不是他想要的生活。他告诉不理解他的父母:“日子要活给自己看。”

心安即是归处

退一步海阔天空。

从北京搬到天津,林远称之为转换“赛道”。在北京,就是与无数家庭背景、学历能力优异的人竞争,“主赛道拼杀下去,实在难以出头了”。

林远过年回到老家,发现老家的同龄人过着与他截然不同的生活:工作稳定、有房有车。反观自己,如果继续留在北京,作为一名基层的程序员,未来可能面临35岁的职场危机,如果在北京成立家庭,也没把握为孩子争取到好学区读书。等到父母年迈,也很难在他们身边尽孝。

于是,在2019年下半年,林远拒绝了几家北京大厂的面试邀请,到天津的一家公司入职。在北京待过后,林远也不愿意再回到家乡那个偏远的“山沟”。而天津距离北京只有30分钟车程。入职后,林远惊讶地发现,许多天津同事都是曾经的北漂,领导也是百度的前架构师。

留不下的北上广深,回不去的家乡。在两难境况之下,居于中间的新一线城市、二线城市成为性价比最高的选择。

事实上,很多二线城市的基础设施、娱乐场所并不比一线城市逊色。kris到了成都后发现,这里已不再只是“大碗面”“宽窄巷子”的休闲旅游之地。城南地区的基础设施已经与一线城市无异。有的互联网公司也会加班到晚上十一二点,她有时候会恍然觉得还身处北京。

在天津定居后,林远从点外卖,变成准时回家吃饭,那些苟且的日子,回想起来像梦境一样。

在上海时,袁婧下了班,往回走时,总能看见小区里万家灯火,但没有一盏灯是为自己亮着的。她身边许多30岁的同事,也还是独自一人在上海漂着,像极了她的未来。在她的工作圈子里,很少有男性,脱单也成了一个难题。

回老家几个月,袁婧就在朋友的介绍下,认识了现在的男友。一下班,她可以和男友约会,也能和朋友们聚餐喝酒,周末还能回家陪伴父母。

对陈超来说,回温州老家的动力,也是一种年龄带来的心理变化。年轻时总想着远走,等到父母年事渐高,就开始贪恋在他们身边的日子。

陈超在温州结婚安家,找的对象是本地女孩。下班回家,开车只需10分钟,这是以前北京通勤两小时的他不敢想象的。晚上没时间做饭,他们两口子就一起到父母家蹭饭。

二线城市的安逸,也缓解了北上广深遗留下来的焦虑与欲望。北京土著七七就是如此。在北京,物质欲望似乎没有上限,远超她的能力范围。即使年入百万,但收入比她高的大有人在,比上不足,带来了更多的焦虑感。

但在成都,无论收入高低,很多人都对生活的满足感更高。想做什么就及时去做,这是她在成都最大的收获。原本,她的精力全都耗费在工作上。现在,学油画、棒球、架子鼓等,那些原来觉得“无用”的课程,都被满满当当地排进日程表。

kris也有类似的经历。在北京十年,她见惯了路上行人忙碌而麻木的神色,在地铁里,每个人盯着手机看,脸上写满了疲惫。

“与追逐欲望,疲于奔命的北京不同。在成都,哪怕是一位捏脚小哥,也很容易对生活感到满足。”这是她到一家足疗店按摩时发现的。

足疗师傅告诉Kris,等捏完脚,自己还约了朋友们吃宵夜、打麻将。对方脸上流露出的愉悦神情,让Kris看到了另一种生活态度,一种无关乎金钱、地位,不内卷,活好自己的态度。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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