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胡亮宇

编辑 | 黄月

正由于其时间上的独特性，春节档的价值在于，它往往成为新旧故事竞争、耦合、交接的地带，特别是在“新主流大片”逐步统领中国电影市场的前提下，春节档电影或许最能含蕴时代脉动，兼具娱乐、庆典和引领的功能。而在今年春节档的数部作品中，《奇迹·笨小孩》（以下简称《奇迹》）无疑是符合以上标准，且完成度和流畅度最高、极具讨论价值的一部作品。

一部有话题性的电影往往首先从发生在观影现场的不同体验开始。从身边观众的反应判断，这部电影有效地抚摸并触碰到了人们的情感需求，仿佛是经过精细的计算，在煽情的音乐和画面尚未出现之时，已有部分观众提前发出笑声或哭声。亦有观众无法进入故事的情感表达，对剧中人物产生认同，像是被什么东西隔着，刚感到吸引就又被弹了出来。

01 都是钱的问题

与其他直接表达深圳和改革开放主题的故事不同，电影《奇迹》展开的时空并非常见的改革开放之初，也不是“只不过是从头再来”的上世纪九十年代，更不是《中国合伙人》所想象的中国和世界之辩。在影片中，那些升格/降格镜头下不断校准锁定的城市大全景，似乎是对观众的反复提醒——故事的起点不是过去，而是此刻的深圳及其所有物质现实。人们要面对的不是那个叫宝安的渔村，而是在40年的狂飙突进、利益分配、踩着石头过河后，最终把一块块石头垒作摩天大楼的现代巨兽，它是中国最富有的、房价最贵的、外来人口最多的城市之一，是南海边上的圈圈和大湾区的桥头堡，也是打工者、程序员、企业家等各色人等所置身并亲手形塑的时空体，它一边吞吐着年轻人的梦想和身体，一边将其转化为不可计数的经济指数与历史能量。

那么，如何述说当代的劳动者、特别是普通人和底层人的故事，如何在逐渐成形的阶级社会中，将他们的生命经验继续有效地整合进改革开放所确立的时代神话和叙事逻辑中，就成为2013年——这个故事肇始时刻——所需要处理的迫切问题。当然，这也是新时代的大哉问。

因此，那种与电影产生隔膜的感觉，不在于观众和影片无法分享同样的问题，而在于对问题有着不同的答案。不难发现，在电影中，所有的问题都是钱的问题。易烊千玺扮演的景浩的妹妹生病做手术，需要钱；抄底买翻新机，需要钱；交房租，需要钱；开厂招工，需要钱。所有关于钱的问题，都会遇到新的追问：钱好使时就罢了，钱失灵时怎么办？电影的答案是，这取决于你生活中遇到的人，取决于他们的品格和对钱的态度。

景浩是幸运的，无论是负责招揽清洁工的越哥、本地科技大佬赵总，还是身兼数职艰难糊口的“车间主任”梁叔，景浩每次出问题时总能遇到好人，得到他们的帮助。可见，要么是社会同温层之间的互助和帮扶，要么是大资本遥远且微弱的善意，构成了电影中问题的解决之道，除此之外，普通劳动者可以获取帮助的其他路径可谓极其有限。影片让这些脱离了组织保障的劳动者与人才市场、企业、资本贴身肉搏，也使得民间、社会、政府力量在讲述中完全隐形，因此，钱的问题和社会无关，和结构无关，只和朋友和老板的人品有关，和深圳这座城市的“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信条有关。

02 苦情范式的浮现？

即便勤勤恳恳地工作，景浩的生活还是十分辛苦，甚至是悲惨的。他交不起房租，数次被房东驱之门外，为了在有限的时间内为生病的妹妹攒够手术费，只得将一批高价买回却无法在翻新机市场继续流通的残次品进行零件拆解后售出，以求获得回报。在无法获得定金的前提下，他需要自筹资金雇佣人员进行工作，并保证85%的合格率卖给本地头部通讯公司。

种种设置难度堪比地狱，而悲惨的命运让人数次产生错觉，仿佛在他身上看到两个时代的银幕重影。一个是《一江春水向东流》代表的1940年代，一个则是《小街》代表的1980年代，二者的共同点在于将世间所有的不幸倾倒在一个人的头上（往往是女性）。与《奇迹》不同之处却在于，前两者都将时代沉疴追认为剧中人不幸之根源，但对于景浩而言，时代依旧提供着所有不幸的解决方案。“努力=成功”颠扑不破的公理，向上的通路一目了然，未来提供着持续的许诺，拼搏也就可以赌上全部身家性命。的确是一种所谓“残酷的乐观主义”，召唤并支撑着主人公在手指受伤变形、过度劳动、双眼昏花之际，仍然咬牙工作，在白天做摩天大楼清洁工，在夜晚拆手机赶工期。

在这一点上，电影把所有的情绪和戏剧性以十分准确的节奏有规律地投放给观众。联系文牧野的前作《我不是药神》，可以说，一条植根于家庭内部的苦情叙事范式似乎浮现成形，借助“看病难”这个可见、可说的社会问题，得以重返当代中国电影所不断圈定的情感场，而在《奇迹》这部作品中，它又成功地与个人拼搏的励志故事套路连接起来。“苦情+励志”背后是一条可依托的公理，那便是银幕内外对市场和资本、对个人奋斗的允诺的信任，这份信任也免除了对所有剧中人社会位置的构成性因素的继续发问，比如影片中一笔带过的走失的父亲，也比如在相片中二维化的母亲。

03 整编为生产力的“弃民”

在可见的边界之内，批评者无法苛求电影创作者做得太多。影片的可贵之处是，它努力去展现一幅由普通劳动者所组成的群像，并一度似乎以肯洛奇（至少是周星驰）的标准，力图接近某种现实主义的、同时也是庄谐并出的效果。因工伤戴助听器的女工，救助流浪狗的拳击爱好者，上过战场的老表匠，甚至连“干一天玩三天”的“三和大神”也被整编进来，共同拼凑成了一支临时的工人队伍，开始工作，整顿生活。

他们显然指涉着那些被高速发展的离心力所甩出去的，所谓“不稳定劳动阶层”。完全可以想象，他们曾经和许立志们一起，置身于那个能够清楚听闻一枚螺丝钉掉落地面的夜晚，“咽下一枚铁做的月亮”；也和“南山必胜客”及其捍卫的东西一道，共享着一个个加班的周末。不过他们的故事也只能点到即止，影片所不能触及和再现的，是对他们何以抵达此处的追问，以及他们可能曾经代表过的那些代工厂中的产业工人。

这支队伍的设定，反而让故事主人公景浩显得格格不入。他不能被称作“笨小孩”——他有敏锐的商业感觉，强悍的意志和执行力；他不是一个循规蹈矩，遵守全部安全规范的好工人，但又是办事公道锱铢必较的好老板；他出身底层，但又完全熟悉和内在了成功的全部法则。所以也只有他，能够去引领众人，将各种“弃民”重新整编为生产力，同时不断地缝合自身内部企业家和打工人的天然紧张。

这样一支精心挑选的队伍构成了电影意图去表达、再现和赴魅的人群。归根结底，电影的目的是为他们命名、为他们画像，在这个时代确立他们的位置，并为改革开放的社会基本共识呐喊，提振信心。特别是在疫情所困扰的当下，在实体经济遭遇挑战的时刻，深圳确乎代表着当代中国经济奇迹的起源性“神话”，它语法的成立建筑在一系列的历史事实之上，比如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积累的工业基础和建设经验，对马克思主义信条的“实事求是”的实用主义校准与修正，以及对中国在晚期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分工中的深度参与，等等。在这些历史被推入后景的同时，电影选择了其中一条绵延的复线作为入口，即以华强北为代表的，从山寨、复制国外品牌到逐步实现自主创新，成为全世界电子零件供应地的历史性转变。对于正处在制造业转型期的深圳乃至中国来说，这显然是需要迫切去正名的一段历史。

04 谁的奇迹？

可以继续思考的是，能否在有效讲述这段历史的同时，同样去积极地想象和言说它的未来？能否想象一种体面的、有温度的劳动者的生存状况，有尊严有保障的劳资关系，乃至一种超越性的生产方式？当这群劳动者最终在赵总面前站定、被景浩介绍为“合伙人”时，这一陈旧的语言顷刻间又把那种生成于电影全部过程之中的理解、共情和认同降解殆尽，再次落入它意图跳出的框架，并完成了对当下社会和人之状况的循环论证——即便“中国合伙人”这一意味深长的能指已经在故事中完成了从第三产业（教育培训业）向第二产业（制造业）的迭代。

呼应着时代的要求，在电影的最后，片名“奇迹”被围拢在“创业”二字之上，也将劳动者正式确认为“创业者”：好景工厂的工人们成立了绿色零部件产业链、老年公寓、拳击俱乐部、打工人帮扶中心……他们的努力得到了回报，实现了阶层的跃升，也成就了所谓的“奇迹”。结尾银幕上打出一行字，“每一个拼搏奋斗的你，都是奇迹的创造者”——似乎可以多问一句的是，拼搏在什么领域是可能的？拼搏可以选择吗？如果景浩不是成功的创业者，而是一名普通大厂工人，被困在算法中的快递员，面对被“优化”的35岁程序员，承担繁重家务劳动的女性，奇迹的内涵仍是如此吗？不过对一部上探空间极为有限的春节档作品来说，这些追问可能都是过载乃至无效的了。

走出电影院时，我仍然能够回想起作品的影像所带来的一个期待错位：景浩所凝视的集成电路板上密密麻麻的电路单元，与摄影机鸟瞰下城市火柴盒般的楼群，不断在影片中进行着相似性的视觉呼应，但二者却从未被剪辑进入同一个连贯的镜头段落中，不分享空间，也不在表达上共享意义。这种错位或许是一个技术和美学的问题，但也同样可能植根于创作者的无意识中。

其实，诱发观众对二者进行明确关联的视觉渴望的，正是“创业者”和“劳动者”及其各自活跃的界面（电路板和楼房）之间的同构性，以及二者都属于城市“建设者”的基本历史共识。不过在电影中，“奇迹”明确地只属于前者，而这或许才是那个最终将那些挑剔的观众隔开的东西：在人们的记忆中，是每个强劲的生命维持着城市的运转，他们呼吸着同样的空气，填充着城市的物质空间，并将自我成就为城市故事的最小语义单元。归根结底，是每个活生生的人本身而非讲述他们的神话，构成了深圳乃至改革开放的全部历史，他们之间从未因成败而彼此区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