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徐鲁青

编辑 | 黄月

仙人们和精灵中更纯洁的那些就住在那里，用风中摇摆的芦苇的叹息，用鸟儿的歌唱，波浪的呻吟，用小提琴柔情的泣声，哀悼我们陨落的世界。

叶芝在代表作《凯尔特的薄暮》里塑造了飘渺有灵、自然脱俗的爱尔兰美学，至今仍影响着大众文化对爱尔兰的想象——在游戏《魔兽世界》中，角色“德鲁伊”能运用自然力量来维护平衡、保护生命；托尔金笔下的《魔戒》借爱尔兰传说构造了精灵族的形象，优雅轻盈，栖居森林。

除了叶芝，经典文学的书架上还有其他许多爱尔兰作家的身影，乔伊斯、贝克特、科尔姆·托宾……颇受市场青睐的新生代作家萨莉·鲁尼也来自爱尔兰，她的书写关乎城市、物欲、阶级地位，与叶芝笔下树荫郁郁、精灵游走的旧世界相隔甚远。“我讨厌叶芝！” 她曾向媒体这样说道。从爱尔兰文学里探寻出一条连贯的线索，是否只是一厢情愿的妄图？毕竟托尔金在牛津大学就职典礼上谈到爱尔兰文化时说过：“凯尔特这个词就像是一个有魔法的袋子，你什么都能往里面塞，可是它自己什么也不会提供。”

在日前举行的《雪岭逐鹿：爱尔兰传奇》新书发布会上，本书作者、爱尔兰都柏林大学助理教授邱方哲与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戴从容、复旦大学英文系副教授包慧怡从爱尔兰传说出发，探讨了“凯尔特文化”与“爱尔兰性”是如何被民间故事文集塑造的，以及我们能否在从乔伊斯到萨莉·鲁尼的爱尔兰作家中寻到延续的母题。

在纯粹的“爱尔兰性”之外看到多种文化的碰撞

在代表作《凯尔特的薄暮》里，叶芝采集和整理了爱尔兰民间神话传说。这本书的野心不只是文学的，也是政治的，叶芝是“爱尔兰文学复兴运动”的领袖人物，这场发轫于19世纪末、绵延至20世纪20年代的文化运动，与爱尔兰政治上的民族独立运动相呼应，力求证明爱尔兰文化根植于威尔士、高卢同源的凯尔特文化，与希腊罗马文明以及当时的英国、法国文化截然不同，为塑造“爱尔兰民族”提供依据。作家们在这一时期致力创作去英国化的，符合爱尔兰文化精神的作品。

叶芝认为，古代与民间故事可以作为文化资源，用文学“为爱尔兰这块软蜡来塑形”。邱方哲指出，当前国内出版的大多数爱尔兰传奇，选材多受“爱尔兰文学复兴运动”影响，往往刻意抛去基督教与拉丁语文化的因素，追求纯粹的“爱尔兰性”，但这些被选编的故事集“对爱尔兰的呈现不够全面，爱尔兰并不仅仅意味着凯尔特薄暮式的精灵文化”。他说，“很难总结爱尔兰古代的文化到底是怎么样的文化，这像中国文化一样。你读到他们的传奇故事会发现都是多种文化碰撞的结果，本土信仰、基督教的线性历史观、欧洲大陆和远东的故事模版，也包括了英国入侵者带来的影响，所有这些文化因素兼容并收才形成爱尔兰的本土文化。”

邱方哲提到，“爱尔兰文学复兴运动”中的作家试图将爱尔兰文化打造成同阳光与微风相关，“如同金发长袍女子缓缓走过林间的美感”。实际上，爱尔兰民间传说里有许多血腥粗俗的故事，比如古代爱尔兰诸神的原野之战描绘了残暴战争场景、婚外情、野合以及血腥的大屠杀。比如《雪岭逐鹿》收录的《麦克达索之猪的故事》一篇里，主人公与人分食猪肉起了争端，大开杀戒，直到“尸体堆成山，血从七道大门汨汨流出”；《伊娃独子的陨落》描写爱尔兰最有名的英雄库呼兰为了获得国王赞叹，杀死亲生儿子康勒的经过，“康勒身上流出的鲜血，在我手上一会儿就蒸发殆尽”、“他从水中一击得手，腹矛没入康勒肚中，再一扯，他的肠子流得满地都是。”

隔绝的孤岛与偏远的乡间也是对爱尔兰的刻板印象之一。然而在许多传奇故事中，爱尔兰与城镇和物质关联密切，也是欧洲甚至远东各国频繁沟通往来之地。比如《蒙甘的身世》提到了国王与不列颠岛上盟友的密切交往，《卡里尔之子图安的故事》是不列颠的修士带着福音书来爱尔兰传道的经过。邱方哲指出，中世纪爱尔兰和欧洲以及世界其他国家交集频繁，爱尔兰僧侣在欧洲很多地方办了学校，也有很多国外学者前来进行学术交流。

爱尔兰传说也不只有轻盈飘渺、关注宇宙和精神的空灵文本，还包含许多批判时政、讽刺现实的故事。在嘲讽主教残暴、国王无能的故事《麦康格林的画像》里，一个穷书生讽刺主教施舍食物太少，主教以抹黑教会的名义抽打他，并与僧侣合计将他吊死，后来他来到被饕餮魔折磨的国王身边，这位国王因胃口巨大使得王国生灵涂炭。

从乔伊斯到萨莉·鲁尼，爱尔兰式的文学母题存在吗？

在中文世界，爱尔兰文学最初是受到忽视的。戴从容回忆道，在20世纪90年代，大多数人没有意识到爱尔兰文学与英国文学有什么不同，她博士答辩时还被质疑为何要将叶芝、王尔德等久在英国文学之列的作家特意划到爱尔兰作家的范畴。如今，爱尔兰文学作为一个独立门类已经被学界正视与尊重。

作为翻译乔伊斯作品《芬尼根的守灵夜》的学者，戴从容认为，乔伊斯的写作经历了从爱尔兰文化的出走到年老后的回归。他年轻时耻于爱尔兰落后的经济、混乱的政治制度与矇昧的文化，在巴黎生活的二十年中，仅有两次回乡小住。在最早期的作品《都柏林人》里，乔伊斯写下爱尔兰精神的迟缓和麻木，《尤利西斯》全方面表现了都柏林的贫穷和枯燥，到了《芬尼根的守灵夜》，他回到了爱尔兰文化传统，收集了爱尔兰传奇里“特里丝丹和伊瑟的故事”、奥康纳与圣帕特里克等人物的传奇。戴从容推断，乔伊斯一开始可能想写爱尔兰的史诗，后期决定把《芬尼根的守灵夜》发展成一部“世界史”。

对包慧怡来说，岛屿经验和世界经验的双向反刍是爱尔兰文学的母题。许多爱尔兰作家对故土岛屿爱恨交加，书写之中乡愁与乡痛并在。乔伊斯面对爱尔兰始终有一种被放逐感，然而他到哪里都随身带着爱尔兰的民族之书《凯尔经》。他曾说，“这是我唯一不变的行李，《凯尔经》里繁复的动物图像、被吞噬的藤蔓，就如同我《尤利西斯》里的一个章节。”托宾也在很多作品中处理了家园经验，比如在《黑水灯塔船》以及《空荡荡的家》中大篇幅描写故乡恩尼斯科西的海滩与海浪，以及离开家乡后看到的海同家乡之海如何不一样。在《空荡荡的家里》里，角色在阴暗的家乡与空虚的他乡之间游走：

 “也许这正是我此刻身在此地的原因，离开爱尔兰的黑暗，离开无情降临在我出生地的漫漫严冬，离开东风。我处在一个到处空荡荡的地方，因为这里从来没有被填满过……” 

故土情结放在萨莉·鲁尼身上并不适用，包慧怡认为，鲁尼对政治议题的关注、激进新潮的语言风格以及作品的影视改编，都让她获得了很多关注和曝光，试图从她身上寻找爱尔兰文学的脉络和历史却找错了地方。“萨莉·鲁尼只是爱尔兰文学很小的一块拼图，并且我相信她在未来要走得更远更广，一定会处理城市经验、校园生活与爱情生活之外的东西。我也很警惕让一个年轻作家去背负爱尔兰文学传统这样过于沉重的负担，”包慧怡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