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2月19日，也就是八十年前，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签署了9066号行政命令，把10万余名生活在美国西部的日裔人员送进了拘留营。

当时，父母都是日本人的新锐作家森敏雄（Toshio Mori，又称森寿夫）已经是美国公民，还有一份在1942年出版短篇故事集的合同。事不凑巧，这项行政命令让他也进了拘留营，出版商只好将发售时间推迟。

身为一名档案学家以及专门研究美国西部出版业的学者，我（指本文作者Alessandro Meregaglia）在一些未发表以及未获报道的档案中发现，由于美国国内当时存在对亚裔美国人的广泛歧视，森在出版自己的《横滨，加州》（Yokohama, California）一书的过程中碰上了不少困难。

坚持必有回报

森1910年出生于加州的奥克兰，为日本移民之子。后来他在某次访谈中回忆称，自己立志要做一名“正式的作家”，这对他而言就意味着出书。他以自己的邻居为主题，书写了自己所身处的主流日裔社群。森把奥克兰变成了小说里的城市“横滨”，描绘了一番“一世（issei，在此特指第一代移民到美国的日本人——译注）”及其子女的生活，后者称作“二世（nisei）”。

事实上，森没有多少时间来写作。他在自家的苗圃里做着全职工作，平日里的上班时间经常会延长到16个小时。从22岁起，森就执行着一套严格的作息表：白天上班，晚上回家，从夜里10点开始一直写作到凌晨2点。

在收了无数封拒信后，“差不多可以贴满一间屋子了，”他打趣道，森终于在28岁时在《海岸》（The Coast）杂志上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故事《兄弟》（The Brothers）。

普利策奖与学院奖得主、作家威廉·萨洛扬（William Saroyan）十分欣赏森的作品。他读完《兄弟》后对其青睐有加，并对森的作家梦表示鼓励与支持，甚至帮森的短篇小说物色了一家出版商。

一开始许多纽约书刊出版商都不买森的账，于是他把自己的小说集投给了爱达荷州的一家小出版公司卡克斯顿印刷厂（The Caxton Printers）。在自荐信里，森为自己的书做了一番推介：

 “我相信，如今正是让我们这个小世界里的某个人发声的良机……我相信在我们当下的国家危机中，美国公众想必有兴趣了解一下日裔美国人的社群生活。”

卡克斯顿印刷厂接受了手稿并准备出版。该厂创始人詹姆斯·吉卜森（James H. Gipson）很喜欢森的短篇小说集，也认可它是独具特色的。

“这本书正是你会称赞的那一型，”吉卜森在内部备忘录中这样写道，“其重要性还在于，它是第一部描写第二代日裔美国人的作品，并以简洁、易于理解并且不带任何修饰的语言讲述了日本人面临的诸多问题。”

当时名声在外的萨洛扬为该书撰写了序言，他在其中称森是“这个国家最重要的新锐作家之一”。1941年12月2日，卡克斯顿印刷厂初步确定，将于翌年秋季出版森的新书。

过了5天，日本轰炸了珍珠港。美国则于12月8日对日宣战。

一个迟迟无法实现的梦

哪怕在这场攻击之后，吉卜森也打算按日程表走，照常推进出版计划。

然而，仅仅过了几个月，罗斯福总统就签署了9066号行政命令，森和他的家人也被迫离开了位于加州圣莱安德罗的家。一开始，他们被送到被充作临时集中营的坦弗兰赛马场（Tanforan Racetrack）。后来他们又辗转搬到了位于犹他州沙漠里的一处战时安置中心（Topaz War Relocation Center），并在那里度过了3个年头。

1942年5月，在森被强行驱离加州后，吉卜森决定无限期推迟《横滨，加州》一书的出版事宜。他本来盘算着这本书可以在日裔美国人当中大卖，可惜事与愿违。就此他在1942年5月的内部备忘录里谈道，“日本人全都被送到集中营里了，他们不太可能有多余的钱来买书。”

卡克斯顿印刷厂的另一位编辑团队成员则在回应吉卜森时提到“大众盲目地厌恶”日裔美国人。“实际情况可能是，民间的怨气极重，以至于书根本卖不出去。当今最具震撼性的一大现象，就是种族与宗教歧视的迅猛发展。”

吉卜森还更进一步，给森写了一封信解释称战时出书是很难卖出去的：“我已经有了些也许是更明智的想法，这既是为你也是为我自己着想，我们或许可以把你这本书的发行时期推迟到未来的某个时候……现在就出版的话，从方方面面看都会一败涂地。”

萨洛扬对推迟之举表示强烈反对，他敦促吉卜森赶紧想办法把书推出来：“如今机不可失，《横滨，加州》要赶紧出版。”而森也请求如期出版自己的书，但他最终还是接受了卡克斯顿一方的决定。

在一封单独写给森的信里，萨洛扬以恳求的口吻让森千万不要放弃写作：“你务必要写一到两个故事出来，或者就你和朋友乃至于坦弗兰的人们写一整部短篇小说。它今后肯定会是人们想要去读的……简言之，保持忙碌，当前你从事写作的紧迫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

在安置中心里，森扮演了集中营历史学家的角色，致力于记录各种大小事件。尽管条件高度受限，森仍把写作的习惯坚持了下来。他回复萨洛扬说，“手里的素材足以让我忙活很长一段时间。”森完成了一部小说初稿，内容与拘留的经历有关，以及若干发表在安置中心内部的文学杂志《跋涉》（Trek）上的短篇故事。

二战结束后，森回到了加州，继续在苗圃里做全职工作。他结了婚并有了一个儿子。

短暂的认可

《横滨，加州》的手稿在战争期间一直坐着冷板凳。在1946年，卡克斯顿印刷厂的编辑找出了手稿，继而恢复了与森的联系。这位作家向小说集里再添了两个新故事，它们都与日裔美国人在美国介入二战后的经历有关。

《横滨，加州》最终于1949年3月上市，而森也成了首位发表虚构类作品的日裔美国人。书的开头依旧是萨洛扬写的序言，另有一段简短的补遗，萨洛扬在其中提到这本书因战争的缘故被“耽误”，略去了过去一些年的复杂历史。

该书虽然在全美范围内收获了不少好评——森被冠以诸如“原生态作家”、“清新的声音”以及“天然去雕饰”等标签——但销量并不好看，其中很大一部分后来就逐渐被下架了。如诗人劳森·稻田房雄（Lawson Fusao Inada）在为森较后面的作品撰写的序言里所说，那部小说集“以尘封告终”。

一场运动的诞生

在接下来的二十年里，森依旧坚持写作，但却难以为自己的小说找到出版商，也没有遇上多少知音。直到下一代日裔美国人——也就是“三世（sansei）”——的来临，森才终于以其在日裔美国人文学这一领域的开创性工作而获得了认可。

1975年，首届“二世作家研讨会”（Nisei Writers’ Symposium）在旧金山召开，日裔美国人文学运动正是自此开始萌芽。森是与会的4名作家之一。1976年，第二届研讨会在华盛顿大学举行，森再度作为贵宾应邀参会，并在会上宣读了自己的作品。

这些团体的努力为森以及其余的二世日裔美国人作家赢得了一波新的关注。借助这股东风，森在1978年出版了小说《来自广岛的女人》（Woman from Hiroshima），又在1979年推出了第二部短篇小说集《沙文主义者与其余若干故事》（The Chauvinist and Other Stories）。1980年，森敏雄以70岁之龄去世。

森并不是唯一一个在处女作问世许多年以后才得到认可的日裔美国人作家。约翰·冈田（John Okada）的《不-不仔》（No-No Boy）的出版历程也是一桩心酸往事。冈田在自己的小说得到至关重要的肯定之前就逝世了，其遗孀甚至找不到愿意协助保存手稿的档案馆，只好把这些手稿都毁掉。

在华盛顿大学出版社将其列入“亚裔美国人文学经典”并于1985年重印它之前，《横滨，加州》已经绝版了35年。此后这本书就不至于找不到出版商了，并在2015年再版。

离开犹他州战时安置中心数十年后，森曾访问过另一处拘留营的遗址，并表示“我的许多同代人都不太愿意讨论这些事，因为他们为自己被怀疑不忠诚而深感羞耻”。但他自己却克服了这股阻力：“我感到留存这段记忆对于防止此类事件重演至关重要。”

（作者Alessandro Meregaglia系档案学家、美国博伊西州立大学助理教授）

（翻译：林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