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毒眸 刘南豆

编辑|张友发

“我记得我的老师曾经跟我说过一句话，他说，‘你拍过了《药神》之后，你要记得，你一辈子都要以拍处女作的精神去拍你之后的电影’，我一定会这么做的。”

这是2019年文牧野在金鸡奖的颁奖典礼上留下的话，如今，第二部作品《奇迹·笨小孩》面世，他完成了两年前的承诺。

豆瓣评分9.0、票房30.99亿，横扫华语电影奖，《我不是药神》对任何导演都是绝对的高起点。一名新导演的前几部作品，往往反映了其个人风格沉淀和明晰的过程。走到半途的《奇迹·笨小孩》对导演文牧野来说是一种继承与进化，也是个人品牌的新阶段。

《我不是药神》的重要价值是对现实与商业的兼顾。作为内地影史票房排名第十三的国产电影，《我不是药神》打破了国产现实题材电影票房的天花板。这一创作理念延续到《奇迹·笨小孩》之后，现实题材的表达更加温暖与平和，也为主旋律影片提供了另一种书写方式。

现实题材并不意味着背对市场和主流。符合主流价值的电影，也需要反应普通人的现实遭遇与关注，并获得商业成功。文牧野，是中国电影市场少有的，能为这一道命题提供解法的人。《奇迹·笨小孩》的成功不仅在于票房和口碑，更在于其在主旋律、现实题材、商业性这三个维度中取得的最大公约数。

在电影的口碑效应更加明显的当下，新生代导演需要个人风格去提升电影的影响力，而这种“取最大公约数”的能力，正在让文牧野成为影迷和普罗大众共同认可的导演品牌。

01 主旋律的另一种书写

主旋律题材创作，正在成为中国电影市场的新主流，《奇迹·笨小孩》或许提供了当中最含蓄的一个样本。

从早期的《大决战》、《建军大业》，到去年创内地票房新高的《长津湖》，战争片一直是我国主旋律电影创作的主要方式。通过弘大的战争场面提供视觉奇观，同时在历史事件中完成主旋律精神的传递，这种主旋律类型在近几年的内地市场，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除了保家卫国的历史战争题材，当下平凡人的生活也是主旋律创作的重要路径。比如电影《当幸福来敲门》，所传达的便是通过个人的不懈奋斗才能达成理想与追求的“美国梦”模式，这便是一种“美式主旋律电影”的创作。

从《我和我的》三部曲开始，国内电影也逐渐开始从平凡人的生活入手，建立起主旋律表达语系。三部曲对不同时代普通人命运的展现与群像刻画颇受好评。而《奇迹·笨小孩》则是这一道路的新范例，通过个体创业的故事，展现新时代下人民对于幸福生活的追求。

文牧野曾在采访中谈及创作基点时表示，“首先我们放低视点，就是我们讨论的不是成功，讨论的是幸福。成功是一个更高大上的事情，更远的事情，但是幸福很近。我们在追逐幸福的过程中，如果能够达到成功，那也是幸福的附加值，而幸福不是成功的附加值。”

反映在《奇迹·笨小孩》中，主人公景浩为创业数次铤而走险，其行为动机并不来自于对“成功”的渴望，而只是为了把妹妹病治好的“幸福”生活。这个动机的设定，让创业这一母题中“急功近利”的色彩被洗刷，反倒多出了温暖的底色，形成了更为精准和妥帖的主旋律表达。

同时，对于群像的刻画和使用，也成为了主旋律表达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我不是药神》到《奇迹·笨小孩》，文牧野的电影在刻画难以达成的现实任务时，从来不会让主人公孤军奋战，而是有一群互帮互助的“好战友”。

他们或许因为自身利益诉求而结成合作伙伴，但最终都会因情感连结而相知相守。这样“集体闯关”的元素不但是商业电影中常用的表现手法，同时也是中国主旋律气质中一贯强调的集体主义精神，更是在拼盘电影之外，对中国人的另一种群像描绘方式。

没有宏伟的场面，细腻暖心的小人物情感，同样也展现了大时代的美好。于是，当追求幸福的景浩遇到了一群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工友，齐心协力最终度过难关之后，主旋律没有直接“张口”，但却已经内蕴于人物的成长历程之中，传递给了观众。

02 温和的现实题材

从事现实题材创作的内地导演并不少，但能平衡作者性与大众性的不多。

许多现实题材创作者受困于题材困境中，时常将现实题材与批判性合二为一地认知，但文牧野认为这并不绝对。他喜欢看《请回答1988》，每当看到这样的作品时，他就会想，那些优秀的艺术创作与所谓的审查其实并不对立，但为什么我们没有做出来？

“无论什么题材，无论何等空间，无论哪国主流，又无论电影在过去、在现在，还是在未来，都是要提供一束光。那束光，就是对真善美的赞扬。”

从《药神》到《奇迹》，“对真善美的赞扬”造就了文牧野温和的现实题材，他总是先扎到泥土里，再开出温暖的花来。

创业电影是传记类电影的一个分类，而《奇迹·笨小孩》特殊的地方在于，它的人物是没有现实原型的。一个没有原型的现实题材影片如何能让观众感到不悬浮，不虚假，这十分考验导演和编剧对现实的体察能力。

首选是空间。在故事发生地深圳，文牧野深刻地感受到了“深圳速度”。影片背景定于2013年到2014年，讲的是在这一年跨度中发生的故事。但在导演团队去深圳找华强北时，“我们发现都已经改成卖美妆的了。所以深圳的发展速度非常快，从2013年华强北开始进入转型期到现在，基本上它已经把一个集中化的电子城分散到整个深圳各地了。我们想找2013年的东西就已经都找不到了。”

现实的困难没有让文牧野停下脚步，消失的华强北从留存的影像中得以恢复，“我们找了很多当年的照片，当年的影像资料，然后还特意去找了一些当时拍打工者以及深圳生态的一些社会摄影师。去他们的家里看他们的影集，去搜索这些能够支撑我们美术风格、影像风格、音乐风格的资料。”

团队还去当地的工厂做了大量的采访和田野调查，积累下来的资料用以支撑人物的创作。恰恰是在这样的调查之后，文牧野找到了剧情走向的支点，“我们想到的创业，很多时候可能是坐在办公室里或者进行商业谈判这种，但其实，真正的创业者经历的东西是无奇不有的，无论追逐打斗、大生大死都有，这个电影里呈现了相对比较真实的最烈性的、有动作感的一部分东西。”

到拍摄阶段，实景拍摄下对空间叙事的精准设计，更是增强了影片的现实质感。据片方发布的创作特辑透露，影片95%的部分是实景拍摄的。文牧野尤其注重影片空间的塑造，用空间的转换来推进故事前进。比如影片前期的高潮部分追车戏，景浩用30分钟穿越小半个深圳，遍体鳞伤地换取到了在火车上与老板对谈的10分钟。惊险刺激的同时，展现了小人物在面对机会稍纵即逝时，没有后路的无奈。

空间是塑造现实感的重要维度，而在这个地基之上，考验的是戏剧冲突和日常生活的平衡选择与平衡。相比于处女作《我不是药神》在题材上的奇观，《奇迹·笨小孩》中的文牧野，证明了自己离开题材红利之后仍具有成熟的文本驾驭能力。

《我不是药神》讨论的是“资本家维护版权收入，老百姓吃不起药”的长期性社会难题，这一难题广泛存在于人民生活之中，但却鲜有影视作品加以展现，因此其题材本身具有的共鸣性给影片带来了一定程度的“滤镜”。

《奇迹·笨小孩》并不依赖于某个社会议题展开，而是聚焦景浩的个人处境，需要的是更加细腻内化的情绪展现。比如景浩与妹妹之间的兄妹情谊，运用了大量的篇幅展现二人日常生活中的相处细节，使观众逐渐相信人物，与人物产生感情，从而让观众尽可能带入角色的视角之中。

正是有了成熟的创作手法与严谨的创作态度支撑，文牧野才得以在“赞扬真善美”的同时，不丢失对现实题材的真实体感，同时也能让大多数观众心领神会。

03 有共鸣的商业电影

对于文牧野来说，现实题材从来不是一种孤立的类型，而是类型化呈现的一个基础。诚如他本人所说，“现实题材是一片土壤，类型是长在上面的花。这个土壤越肥沃、导演的功力越强，花就会越美。”

如何理解花与土的关系，文牧野有更确切的解释，“现实题材我认为是一种材质，比如打造一张桌子的时候，用的木头或者是金属。比如现实题材的科幻片可能会让你觉得对于身边的科技更有一些连接感。所以我在确定一些类型段落的时候，也会强化现实的材质感，让类型段落相对来说踩在地上不那么的失真。”

简单来说，现实是文牧野类型化表达的养料。而文牧野之所以是文牧野，不仅在于他和别人有着同一块“土壤”，更在于他“种花”的能力。这种“种花”的能力从《我不是药神》开始已经初露头角，在《奇迹·笨小孩》中又进一步升级了。

《我不是药神》的剧本最早交到文牧野手中时，还是一个文艺片的剧本。“最开始是一个相对文艺、素气的故事，平淡里孕育着巨大的力量。但呈现出来对大众来说就比较沉闷。”文牧野表示，“这个剧本给到我的时候，我就只有一个想法，要把它市场化。所以，去做大众化的表达，它相对要通俗，要有共性。”

于是，文牧野将主人公的名字从故事原型的陆勇改为了程勇，原本白血病患者的身份也替换成了没有患白血病的男性保健品商贩。在文牧野的理解中，“把主角的阶层下压到一个印度神油店的老板，让他身上充满问题。那这个时候，人物起点之低和后面结尾时落点之高，就会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弧光。另一方面，观众通过程勇这个非病人的视角，可以更容易进入到病人群体的世界，不会有隔阂感。”

而在《奇迹·笨小孩》中，导演对角色设定与人物关系的把握更上一层楼。它没有营造传统爆米花电影中正反的二元对立，在整部影片中没有明确的、脸谱化的、刻板的反派角色，每个角色只是站在自身立场上作出符合自身利益的抉择。在《我不是药神》中，反派是贪婪的资本家，而到了《奇迹·笨小孩》中，最大的反派其实就是生活本身，这也是大部分观众现实生活的映照。

没有依赖惯常的商业片展现手法，通过强设定、强情节进行推动，而是用自身细腻的情感表达和丰富的视觉语言来拉近与观众的距离，这是导演能力的展现，也是现实题材商业电影更贴切的表达方式。

平衡术，是一直扎根于文牧野心底的创作理念，他时常强调电影创作中社会性、灵魂性和娱乐性之间的平衡。社会性是指影片与当下这个世界的联系；灵魂性是指放在任何一个时代皆准，对人性、对希望、对自由、对爱和美等等，是人在根上的一种向往；同时电影也要有一定的观赏性，看的时候不至于从头到尾累得不行。“有的时候它们之间会有一个此消彼长的关系，娱乐性越高，可能社会性和灵魂性就会越低，要好看要热闹，严肃的部分就会淡一点。”文牧野说。

这“三性”之间的平衡，在国内电影市场的语境下，恰巧构成了主旋律现实题材商业电影的创作要求，而《奇迹·笨小孩》也正是这一要求下结成的果实。作为一名新人导演，文牧野用他的第二部作品证明了自己不是昙花一现，同时也用更成熟的解法填补了国内市场的一块空白。

12年前，在综艺《我要拍电影》当中，文牧野就说过自己要拍偏文艺的电影但不失商业性。彼时的评委表示，中国市场是要站队的，要么文艺导演、要么商业导演，于是他被节目淘汰了。

12年后，这条鲜有人能走成功的路，正在文牧野的脚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