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赵孟

编辑 | 翟瑞民

2022年2月28日，国家统计局网站发布《202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1年全国人户分离的人口突破5亿，达到5.04亿人。

按照官方统计口径，人户分离的人口，是指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所在的乡镇街道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及以上的人口。

界面新闻注意到，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2020年中国人户分离的人口为4.93亿人。相比之下，2021年全国人户分离的人口增加了1100万，这意味着什么？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陆杰华向界面新闻分析，5.04亿人户分离人口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跨省、市的流动人口，为3.85亿人；另一部分为市辖区内的人户分离人口，有1.2亿左右。对比2020年的数据发现，2021年增加的1100万人户分离人口中，有900万属于跨省、市的流动人口，这可能与新冠疫情形势趋于平稳后，赴市辖区外工作、生活的人口增加有关。

2019年底新冠疫情爆发后，人们的出行、工作受到较大限制。陆杰华分析，随着民众对疫情认知度的提升，尤其是城市基础设施的便利和完备，2021年社会生活各方面趋于正常，这也表现在流动人口的数据变化上。他预计，未来人户分离数据还有会增加。

“七普”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人户分离人口达到4.93亿人，约占总人口的35%。其中，流动人口为3.76亿人，10年间增长近七成。而根据年度统计公报的数据，2019年的人户分离数据为2.80亿，这一增幅引发广泛的关注。

陆杰华解释，年度统计公报的数据主要来源为抽样调查，而人口普查的数据更全面、准确，不同的数据来源可能对统计结果有不同影响。因此，对比“六普”到“七普”的人户分离数据，能更准确认识人口变化的规律。

他指出，从“六普”到“七普”的数据看，在人户分离人口中，变化最大的是市辖区人户分离人口。2010年“六普”时，市辖区内人户分离人口为4000万，10年后达到1.17亿，增幅达192.7%，远高于流动人口69.7%的增幅。

他认为，城市更新速度加快，城市内部的发展与变化，是市辖区内的人户分离人口增加的主要原因。比如，因工作的需要，人们搬离户籍所在地去同一个城市另外的居住地；或因为孩子读书的需要，搬离户籍地到学区附近居住。

陆杰华介绍，大城市尤其是直辖市，市辖区内人户分离人口变化最大。以天津为例，2010年时人户分离人口占比为11.7%，2020年上升为21.2%。“六普”时人户分离人口占比为个位数的省市，“七普 ”数据也跃升到两位数，比如陕西全省，2010年人户分离人口占比为2.5%，2020年为10.1%。

不仅市辖区人户分离人口增加，流动人口增加也很快。陆杰华表示，此前有学者预计，2018年、2019年的流动人口大约为2.5亿左右，但“七普”数据一跃上升为3.7亿多，超出预料。这一较大增幅应该有其内在原因，但具体原因还需要获得更微观的统计数据才能准确解释。

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曾表示，从人口迁徙流动情况看，我国人口流动依然活跃，人口的集聚效应进一步显现。多年来，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大量进入城镇工作和生活，但他们中有相当一部分群体的户籍还在农村，于是形成了较为突出的“人户分离”现象。

从流向上看，我国人口持续向沿江、沿海地区和内地城区集聚，长三角、珠三角、成渝城市群等主要城市群的人口增长迅速，集聚度加大。

山东省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所长崔树义此前对界面新闻表示，“我们不仅要充分认识人户分离现象对公共决策、社会治理等方面的影响，还应摸清人户分离现象背后的深层次原因。”

崔树义表示，从过去10年来看，随着城镇化高速发展，人户分离规模不断扩大。究其原因，主要在于进城农民工在城市长期工作居住后，没有随迁户口。其次，城市居民的住房条件大大改善，人们在改变居住地后，也没有随迁户口。还有一个原因是旧城改造和新农村建设，导致人户分离的现象也非常普遍。

全球化智库(CCG)特邀高级研究员、人口学者黄文政曾对界面新闻表示，“人户分离数据可以说明，户籍制度已经越来越脱离时代的发展模式，目前全国三分之一以上人口的户籍都不在居住地，为了保障流动人口的权益，要对户籍政策从根本上进行改革。”

在巨量的人口流动背景下，如何满足他们的公共服务需求变得更加迫切。

2021年3月，国家卫健委流动人口服务中心组织编写发布的《中国城市流动人口社会融合评估报告No.2》蓝皮书指出，由于近年来国家义务教育阶段“两为主”方针的确定（以流入地为主、以公办学校为主），基本上解决了流动人口子女义务教育阶段上学问题以及在城市基本卫生健康公共服务获得问题，但由于社会保障的整体参保水平比较低，住房主要靠个人和家庭来保障，还没有完全纳入城市公共服务体系，这导致流动人口公共服务融合总体得分仍然偏低。

该报告副主编、国家卫健委流动人口服务中心研究员刘金伟表示，当前，中国流动人口享受的基本公共服务与本地市民相比仍存在一定差距，大部分城市仍处于初级水平，“流动人口公共服务融合度偏低是一种普遍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