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要怎么做才能躲开凶暴的鳄鱼？依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之见，逃离时要呈Z字形跑动，因为鳄鱼的身形显然不便于拐弯。这是她在新近推出的散文集《紧迫问题》（Burning Questions）中的一篇文章里传达的一点人生智慧。 确切地讲，标题所谓的“紧迫问题”与鳄鱼的关系不大，它关注的更多是“我们已经面临了一个多世纪的问题：迫在眉睫的气候变迁、财富不平等以及危机重重的民主”。总之是一些最为严峻的问题。话虽如此，鳄鱼还是代表着一种贯穿始终的感受力：搞笑、冷幽默和本能性的自嘲，它们使作品既不会哗众取宠，也不至于太过一本正经。

小说家的散文集近年来已成为了一种新奇体裁。扎迪·史密斯和萨尔曼·鲁西迪就会定期推出散文集来为自己造势，但实际上我们并没有理由去期待小说作家具备评论事实的资格。一些作家证明了自己是与时俱进且才思敏捷的现实观察者，另一些令人倍感失望的作家则是有一点风吹草动就神经过敏且不乏虚荣心。阿特伍德的文章幸运地避开了这些毛病，但确实又有一丝出版商炒作的成分，他们巴不得把成名作家的各种鸡零狗碎都拿来做文章——一会儿是主题发言，一会儿又来客座演讲。即便如此，阿特伍德还是在礼貌地感谢各家东道主邀请自己在“卡尔顿新闻与传播学院”、“查尔斯·索利欧环保晚宴”与“林业部百年纪念”等场合发言时插科打诨了一把。她在诸如此类的盛大场合上表现得既亲切又诙谐幽默。

这是阿特伍德自1960年以来的第三部散文集，时间跨度从2004年一直到2021年。它总结了新千年至今的诸多艰难困苦，称得上是一本公允的指南。阿特伍德写到了世贸双塔遇袭、奥巴马时代、金融危机、特朗普时代、反性骚扰运动和新冠大流行等一系列事件的后果。书中对2019年的布克双胞胎（2019年布克奖同时颁给了阿特伍德与埃瓦里斯托）只字未提，但也有其它一些个人感想，如《使女的故事》的电视剧改编版以及丈夫格雷姆·吉布森（Graeme Gibson）的去世。在这些问题上，阿特伍德显得落落大方、光明磊落，这也完全符合读者对她的预期。

其中最有趣的几篇散文是谈论其他作家的，如海洋生物作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环保科普读物《寂静的春天》的作者蕾切尔·卡森，阿特伍德对她敬重有加。加拿大的女性也在阿特伍德的散文中得到了尤其温柔的关切——在一篇关于露西·莫德·蒙哥马利（LM Montgomery）的文章中，阿特伍德敏锐地把读者的注意力引向了《绿山墙的安妮》里性格刚强但却被忽视的收养者玛丽拉，而非调皮捣蛋、一头红发的主角安妮；她2008年关于爱丽丝·门罗的文章堪称有关这位加拿大诺贝尔奖得主的最佳读物。她还解释称，门罗不是契诃夫，而是塞尚：“你画一个苹果，反复地画一个苹果，直到这个自己实际上很熟悉的物件变得陌生、明亮而神秘。但它仍然只是一个苹果。”确实如此。

但阿特伍德也并不总会按照这个剧本行事。当世界作家协会（PEN International）邀请她讨论“作为政治行动者的作家”这一话题时，她以“因为我不认为作家就必然是政治行动者”为由推辞掉了。固守这一主张将会“破坏像我这样的作家与你这位‘神秘读者’自身之间的纽带”。不过，面对毁灭性的气候灾难，我们究竟应如何来书写文学作品，仍是一个棘手的问题。“艺术这种东西并不和我们截然分离，俨然可供任意取用或抛弃……你也许可以这么说，我们和艺术是血肉相连的。”这不是答案，但它呼吁我们要不断搜寻那些刻画我们绝望处境的故事。

如今距离她的首部散文集出版已有60年，阿特伍德似乎也有了交班的打算。“我成为了代表人物（icon），”她说，“（并且）一旦你成了代表人物，你实际上也就死了，你不得不端坐在公园里一动不动，变成青铜雕像，任由鸽子与他人在你的肩上小憩以及在你的头上排泄。”这段评语有一种阿特伍德式的、不留情面的犀利感，但也有把接力棒交给“后千禧一代”的意味，她明白这群人很快就会占据各种要职。“但愿他们能明智地运用自己手里的权力，以及尽早这样做，”她写道。与此同时，阿特伍德仍保有着她的坦率、真诚与良师益友之姿。

（翻译：林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