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赵孟

编辑 | 翟瑞民

20年418份议案和建议，这是全国人大代表周洪宇的履职答卷。

1982年，周洪宇从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历任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是国内研究陶行知的权威。2001年，周洪宇从学界跨入仕途，成为武汉市江岸区副区长，2003年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当年，他因提交义务教育免费建议轰动一时，该建议在两年后变成现实。

自从2003年当选全国人大代表以来，这位教育专家每年平均都会提交20多份议案、建议，有“议案大王”之称。周洪宇的议案、建议不仅数量“庞大”，而且质量颇高，他反复提出出台家庭教育促进法建议、出台长江保护法等建议，已落地成为现实。

是什么让他保持源源不断的建议热情？20年履职生涯他的收获和遗憾又是什么？适逢本届任期最后一年，周洪宇接受界面新闻专访，分享自己20年的履职感受。

“当代表不是当官”

界面新闻：作为一名履职达20年的全国人大代表，并且持续每年提出20多份议案、建议，你的动力来源是什么？

周洪宇：我们的代表工作都是兼职的，这跟西方的议员有本质的不同，但我们也要为选民服务，因为我们也是人民选出来的，要敢于为人民发声。我一开始就清楚，当代表不是当官，如果你想当官，当代表就没有意义了。我是做教育的，希望通过这样一个渠道，深入中国教育的实际，了解中国教育的国情，再提出一点自己的建议，帮助推动教育往前发展。

要把这项事业、或者说使命完成好，就必须研究它，所以我说代表工作要研究化、研究工作要理论化、理论要实践化。我们要本着做代表的初心，要经常到基层老百姓中间去，要看到随着社会及形势的变化，老百姓的想法和愿望也在变化，我们代表要努力把他们的心声传递出来，这样做代表也才有新鲜感，才会有动力。

界面新闻：你每年提的议案、建议很多，有些甚至多年反复提，你提交议案和建议的标准是什么？

周洪宇：一方面，对于重大的、不能不解决的问题，要不断地提出，直到能够彻底的解决；同时，对一些带有长远性、前瞻性、战略性的问题，也要努力把它提出来，可能在当下不能马上看得到成效，但是只要认定它有意义，那么也需要不断地提，保持有关部门和社会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度，它总有一天会变成现实。

界面新闻：今年两会你提交的议案、建议有多少份？

周洪宇：最终确定下来的是29份，我一直尽量保持在30份以内，跟往年差不多。虽然说建议数量没有限制，但太多难免给人粗制滥造的印象，29份已经不少了。

界面新闻：你今年的议案、建议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关于教育的，尤其对“双减”政策格外关注，为此你做了哪些调研？

周洪宇：毕竟我长期在教育领域工作，所以议案建议还是以教育为重点。“双减”政策实施后，我带领华中师范大学国家教育治理研究院和长江教育研究院等教育智库，在东、中、西部6个省份，对130余所中小学的1万多名学生进行调查，我们发现，一方面，“双减”工作取得明显成效；另一方面，“双减”工作还存在一些问题，或者说困难。教培市场规模正在收缩，学校作为教育主阵地的作用进一步强化，所以教师需要在工作上付出更多时间和精力，承担更多无形的职业成长压力。

对此，我提出要合理减轻教师负担，并且为教师提供有效激励与保障。针对这些问题和困难，我们专门组织专家撰写了一份4万多字的《关于进一步推进“双减”政策落地构建良好教育新生态的建议》，此外还有好几份短一些的建议，从不同方面，打出一套关于“双减”建议的“组合拳。

如何当好全国人大代表？

界面新闻：你目前担任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从学者到官员，再到立法机构工作，同时作为一名全国人大代表，你感受有何不同？

周洪宇：学者的追求是求真，但到了政府机构工作后你会发现许多事情都是错综复杂的，解决起来受制约的因素很多，并非轻而易举，你必须从务实的角度去推进，这是最大的不同。作为学者，你认定什么事有价值，就要去坚持，更多的是“单线思维”。我以前是纯粹的学者，再加上是做教育史研究的，与现实又是离得最远的。可到政府部门后，涉及到一些具体的问题，就不得不考虑它的来龙去脉，它的成因和走向，从操作层面考虑的要多些，有些可能因为财力不够，有些可能因为舆论支持不够，暂时还没有办法推动。换句话说，政府官员更多要从务实角度考虑问题。所以到政府部门工作之后，就要形成复杂的思维，“求真”和“务实”结合起来，找到一个恰当的平衡点与突破点。  

界面新闻：你每年都能提交议案、建议超过20份，有哪些经验可以给别的代表参考？

周洪宇：我从2003年开始做全国人大代表，当年就提了19份议案、建议，尤其是提出义务教育免费的建议，引起很大关注，并在两年后变成现实，给了我很大鼓舞。一般来说，刚当上代表的第一年，基本上很少发言，也不会提什么建议，更谈不上提出立法议案，主要是观摩老代表们如何履职，处于学习观摩阶段；第二年看出点门道，开始在小组会上讲一讲，提一两个建议；第三年有了更多经验，敢在全团大会上发言，写几份建议；第四年不仅敢大会小会发言、提建议并且会提议案，第五年就各方面都比较成熟，但一届任期也就满了。所以，他们说，为什么没有在你身上看到这种缓慢变化，为什么你一开始就能提那么多，而且“出手不凡”，能提出应实行义务教育免费、司法公职人员应入职宣誓、促进中部大崛起这些事关国计民生的大建议。当时，作为中央分配给地方的代表名额，全国人大常委会负责代表培训工作的副秘书长何晔晖同志正好被安排在湖北代表团履职，参加活动，她留心观察了一段时间，找我谈话，让我给全国人大代表讲讲课，还建议我总结履职经验，撰写实践体会，现身说法，以更好发挥代表作用。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进中央主席许嘉璐先生也鼓励我试试，我表示自己也是一个新代表，没有资格做这件事，最后推辞不过，只得勉强披挂上阵。

由于这个缘故，我就试着将自己第一个五年履职过程写成一本书，后来写着写着发现容量太大，就分成《怎样做人大代表》和《怎样写人大议案》两本书于2008年分别由人民大学出版社与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被全国人大培训中心提供给代表培训使用。这些年经常有领导和代表建议，应该系统总结一下这20年个人的履职经验，重新撰写出书，给新代表参考，这就有了最近交给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如何当好人大代表丛书》（包括《如何做好人大代表》《如何提出人大建议》《如何写好人大议案》）。

提建议顺应国家大趋势

界面新闻：当年你提出义务教育免费，为提出这项建议你做过哪些工作？

周洪宇：我是做教育史研究出身的，知道近现代我国一批教育界有识之士早就在呼吁义务教育免费，比如民国时期教育家陶行知、舒新城等人就在倡导推动此事。但那个年代条件不成熟，没有实现。新中国成立后，国家积极普及义务教育，使实行免费义务教育具备了条件。就我个人经历而言，2002年中央统战部组织我们到香港考察培训，当时香港理工大学刘佩琼教授给我们介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教授的政府基本公共职能理论，其中就包括提供义务教育，义务教育是纯公共产品，经费必须由政府承担，而不能由民众自己筹措。我又联想到2001年我在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做高访，也去了不少美国中小学实地考察，义务教育经费都是政府承担的。于是我就将这些理论与中国教育实际结合起来，向人大提出实行免费义务教育的建议，主张义务教育是纯公共产品，应该由政府公共财政出钱全额承担。现在，政府公共财政理论已经成为一个常识，但那时我们许多人包括我自己并不是太清楚。

当选全国人大代表需要先到基层调研，我在湖北孝感考察农村教育时，发现这里有的学校跟20多年前还是差不多，改革开放都这么久了，为什么有些地方的基础教育依然变化不太大？引起了我的进一步思考。

界面新闻：回顾这次建议，你认为它变成现实的关键是什么？

周洪宇：很重要的一点，我认为是建议的可操作性，实际上在此之前也有人提出过义务教育免费的建议，但都没有引起波澜，因为当时没能系统论证其合理性和可操作性，所以我在提建议的过程中，从任务书、路线图、时间表、责任人四个方面，都给出了具体操作步骤。考虑到实际情况，也提出“分类承担，分步实施”八个字作为工作推进原则。

界面新闻：这次建议对于你此后的代表工作有何启发？

周洪宇：这次建议给我的启发是，首先要做一个有心人，善于把各方面的知识、经验联系起来，我接受的教育和在美国、香港地区考察的收获，共同构成了这次建议的理论基础；其次，要善于反思，总结自己建议的得失，在建议过程中不断学习、反思、完善自己的建议同样重要。凡是成功的建议都不是偶然的，都是有规律的，要去发现规律，运用规律。

当然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顺应国家大趋势，因势而谋、顺势而行、乘势而上。当时国家财力增长，对教育的投入也在增加，新一届政府也希望有所作为，在这样一个历史的重要时期，我们提出这样的建议，可谓天时地利人和，虽然中间经历了一些波折，但最终落地了。后来，我提出建立国家宪法宣誓制度、制定长江保护法等，也是顺势而为的结果。

界面新闻：作为教育专家，你也提出了不少非教育领域的建议，包括长江保护法在你多年的呼吁之下变成现实，你是如何跨领域研究并提出建议的？

周洪宇：我并不是学法律的，一开始是学历史，后来研究教育史、教育政策，然后去政府，再后来到湖北省人大工作，分管教科文卫委员会，所以对这方面的法律知识就更熟悉一些，但本质上我并不是一个法学专家，也需要“借脑、借手”。实际上，西方的议员虽然是专职，但他们也并非对任何领域都熟悉，也有自己的助手和团队。我在2006年就组建了教育智库，代表工作、省人大工作和智库工作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才能提出具有一定价值，具有可操作性的建议。

20年履职经历是否有遗憾？

界面新闻：除了两会期间，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平时你们跟政府各部门沟通吗？如何传达你们日常的声音？

周洪宇：当然有，而且我们的声音，只要具有可操作性，很快就会得到回应。我举个例子，去年12月，我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开会，正好碰到教育部怀进鹏部长，我向他提了两个建议。一是，华中师范大学国家教育治理研究院和长江教育研究院在每年两会前夕，都会邀请教育界代表委员和教育界专家学者出席座谈会，我希望教育部也能安排领导出席加强与教育界代表委员们的会前沟通，以促进工作。二是，教育部每年两会前夕都会给我们代表委员寄送教育部年度工作要点、教育热点问答以及年度建议提案选题参考，以帮助人大代表议政建言，但是文件寄到我们手上大约是2月20号左右，距离两会开始还有十多天，我希望他们能提前一些时间寄出。怀部长非常重视这两个建议，重视与代表委员的会前沟通工作，当天回部里就做了安排。果然，今年过完春节2月9日我就收到了他们的文件。他们还安排司局领导出席我们举办的会前座谈会加强沟通，而且教育部自己也组织了一个规格空前、内容扎实的教育界代表委员座谈会，那天怀部长亲自带领全体在京部长及各司局一把手三十余人听取十余位代表委员的意见建议，还邀请我出席。我感到这给各部委重视代表委员建议提案办理带了一个好头。

界面新闻：两会代表委员们的建议除了书面答复，国家部委跟你们还会有进一步沟通吗？

周洪宇：不仅是书面答复，之前我连续几年提过有关南方供暖的建议，涉及到的部委就给我打电话沟通。后来我去北京，他们几个司长和副司长专门跟我见面，听取我的意见，并告诉我他们下一步工作安排。目前总体来看，很多重要的议案、建议，有关部门都是认真对待的，作出的书面答复也比以前更认真、负责，以前有些答复是几百个字，现在一般都是两三千字，有的还是四五千字长篇回应，从各个方面都做出了解释。

界面新闻：回顾20年全国人大代表履职经历，你有什么遗憾吗？

周洪宇：如果要说遗憾，可能是一些建议暂时还没有变成现实。比如我很早就一直呼吁，建议确立教师的国家公务人员地位，将其作为特殊公务员或者说教育公务员对待。在日本、韩国等国家，教师都属于国家公务员。经过努力，这项建议往前走了一步，2018年中央发文，确立了公办中小学教师作为国家公职人员的特殊法律地位。但是，国家公职人员并不等于公务员，两者的社会地位、政治地位、法律地位、经济地位还是有差距的。希望后来的代表们能继续努力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