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董子琪

编辑 | 黄月

《天才和天才之间》呈现了上世纪20-90年代以英国费伯—费伯出版社（Faber and Faber）为中心的文学世界，不仅收录了出版人杰弗里·费伯的日记、与诗人T.S.艾略特的书信往来，还囊括了包括詹姆斯·乔伊斯、威廉·戈尔丁在内许多与费伯出版社有关的著名作家的信件。在这些记录和讨论中，我们得以窥见新作是如何诞生的，以及伟大作品背后的作家有着怎样的性格。该书中文版日前由中信出版集团译介出版。

邀请过乔伊斯，拒绝过奥威尔 

数十年来为费伯出版社把关的人，就是大名鼎鼎的诗人T.S.艾略特。1925年费伯出版社初创时，杰弗里·费伯就邀请T.S.艾略特来担任理事，与他一同坚守底线：出版彰显一些价值的——即使不是市面上最推崇的价值——的书目。在之后的合作里，他们也对于出版书单也有一番讨论，费伯认为应当以大量的资金争取书目，因为在真正取得声誉、获得立足之地前，初创出版社永远拿不到送上门的书，只能吃大出版公司剩下的面包屑。在畅销书和长销书中取得平衡是费伯的出版策略，而为了拿到出色的小说作品，首先就得挑出作者们具有特色的早期作品。 

T.S.艾略特在鉴别书稿、邀请作家方面花费了不少精力。刚刚担任费伯的理事不久，艾略特就给F.司各特·菲茨杰拉德写信，邀请对方将《了不起的盖茨比》交由费伯出版，他觉得这是多年来所有的新小说里最令人感到兴奋的一部，可惜后来菲茨杰拉德回信说已经交给了其他出版社。艾略特在给詹姆斯·乔伊斯的信中分析《尤利西斯》出版的可能性，并在1930年春季书单中预告了这部新作。乔伊斯也曾在信中赋诗一首，表达对出版社的满意，诗里写，“买一本费伯出版社的小书，棕色封皮的那种，跟着小安娜·丽维娅去旅行……”（《安娜·丽维娅是乔伊斯在费伯出版社先前出版作品的主人公）然而，出版社工作人员没太读懂，可能令詹姆斯有些不悦。后来由于担心审查问题，《尤利西斯》还是没能在费伯出版社出版。

对于另外一些作品，费伯出版社的态度就不那么积极了。T.S.艾略特曾拒绝过乔治·奥威尔的《巴黎伦敦落魄记》，在1932年写给埃里克·布莱尔（奥威尔的笔名）的信中，他写道，这部短篇作品的缺点在于结构松散，且法语和英语硬生生分成了两个部分，中间也没有过渡。艾略特由此失去了在奥威尔事业初期帮他一把的机会，此书最终由维克多·戈兰茨1933年出版。在十多年后，艾略特又一次拒绝了奥威尔的《动物农场》，虽然他认为这是一部处理得非常巧妙的寓言，但站在出版社的角度上看，不太赞同这种批评当前局势的角度。W.H.奥登也曾被艾略特婉拒，艾略特称不敢对奥登的诗有多认同，但乐意继续关注其内容，而奥登将艾略特的回复理解为“褒奖的态度”。

艾略特的文学意见在他退休后仍然起着重要作用，在写给当时还是新人的谢默斯·希尼（199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信中，艾略特的接任者引用艾略特的观点，建议对方在出版诗集之前最好先在文学期刊上定期露面，像是《新政治家》或者《相遇》。因为重视新人新作的发掘，费伯出版社也推出了许多重要作家的首部作品，例如威廉·戈尔丁的《蝇王》——这一标题甚至就是出版社为作者拟出的。石黑一雄的处女作《远山淡影》刚写了五章就寄给了出版社，表示有兴趣听听意见，之后也得以顺利出版。

书中一些阅读报告本身就很有趣。一则关于《帕丁顿熊》的阅读报告（1957）呈现了对“滑稽”的不满。意见认为，这个中产阶级家庭收养熊的故事没有抓住重点，倒霉的总是那头熊，很难引起读者的共鸣。这一家人更全是傻瓜，他们让一只对现代便利设施一无所知的熊独自洗澡，差点被淹死，还在地铁上和商场里把熊弄丢两次……结论是：这本书最好的就是它的标题。

米兰·昆德拉在信件中展现了他“占星的功底”，他严格限定了作品修改的时间范围，因为这段时间天王星与他的星座合相——这也佐证了昆德拉传记中所说的他曾在1970年代被学院解雇、以占星专栏作家谋生的履历。菲利普·拉金也在写给出版社的信件中体现出了显著的个人风格，他极力说服对方接受芭芭拉·皮姆的作品，相比他的兜售策略，他激情陈述的文学观点更有意思——那些写普通人做普通事情的小说找不到出版社是莫大的耻辱，因为这是从简·奥斯汀留下来的传统；比起“垃圾间谍小说”、“垃圾科幻小说”还有“讲吸毒导致精神崩溃的垃圾小说”，他喜欢读那些从未成就什么丰功伟绩的人的故事，那些既不漂亮也不幸运的知识在有限范围内活到最好的样子的人。拉金说，“正是这些人物，才能在秋天落叶的瞬间看到所谓的宏大生活并不值得羡慕。”拉金讲述文学观念如此激昂，拒绝公众活动也毫不心软——他拒绝出版社的要求，不想当众朗诵他的诗歌，因为除非一个人魅力四射，否则还是远离公众视线为妙。

艾略特的抱怨：出版不如跳舞

艾略特对费伯的委以重任并不总是心怀感激，他也曾凌晨激情写信给对方抱怨工作责任太多，而薪资少得可怜。抱怨的背景是社内理事会认为艾略特与某家舞蹈俱乐部的业务往来影响了正常的出版工作。更要命的是，在出版社工作必须得体地接待无数令人讨厌的家伙，如果在舞蹈俱乐部，大可以把这些不守规矩的人赶出去，而在出版社你还得领他们去吃午餐。跳舞和出版，究竟哪一种行为更糜烂、更腐化？艾略特负气似地问。信中还透露，他有时还被迫参与图书营销活动：他花了一上午的时间，在一间废弃的教堂里，将自己交给几个“粗野的年轻人”，为了拍一部据说希望更多人来买书的电影。因为这是应费伯的要求而做，所以他可以“尽量忽略这份羞辱和身体上的不适”。 

艾略特对出版行业的抱怨延续到了50年代，他的冷酷发言——“假如我是一个外部投资者，但深谙出版业内部情况，我做梦都不会向这行投入一分钱”——刺伤了杰弗里·费伯。费伯回应，一个人说出这些话，是否主要为了达到震惊和刺痛别人的效果，而并非代表他的真实意愿？他略带酸楚地说，如果艾略特所说是真的，那对他自己而言，就是一场“灭顶之灾”，“你倒是有自己伟大的成就可以慢慢回顾（艾略特彼时已经摘得诺贝尔文学奖），而我除了费伯出版社，什么都没有。”这句话再次刺痛了艾略特，他说，一个人要是语出伤人，那是因为他曾经受到过伤害，他觉得费伯既不了解自己“充满阴郁的加尔文主义气质”、不会觉得那些成就有多么了不起，又没看到自己对费伯出版社过去的贡献以及对未来的忧虑。 二人越是针锋相对，反而越充满推心置腹的意味。他们的友谊持续到了费伯生命的最后一刻，艾略特在费伯葬礼上发言，“作为一个出版人，他心心念念的事就是出版好书，而如果书足够好，就值得在上面赔钱。”

（内文图片均由中信出版集团提供并授权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