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氨基财经

靠着fast follow策略、监管改革，越来越多药企、资本投身创新药事业，中国的创新药行业终于有了一些上得了台面的产业积累，国产PD-1、ADC纷纷登场。

回想世纪初，伊马替尼上市，国内仿制药时隔6年多方才立项研发；到2014年底，O药刚在美国获批，国内多家PD-1的临床研究已经热火朝天；时至今日，国内外新药研究的时间差更是进一步收窄。

这是fast follow的胜利。只是今日，国内药企fast follow的跟进时间点，已从上市药物悄然前移至III期、II期，甚至临床前阶段，竞争者的数量也从过去的几家扩增到十几家，甚至几十家。

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那必然是内卷。

本土创新药企的fast follow正在遭遇“内卷化”，PD-1单抗的今天，极有可能就是其他靶点fast follow的明天，如果以市场潜力判断，可能日子还不如PD-1。

我们已经历创新药繁荣的第一波，千帆竞发，但不是所有的Biotech都如愿成为Biopharma。也许，以信达生物为代表的Biotech是最后一批靠fast follow策略成功突围的公司。

产业周期正进入下一阶段，严重的同质化过剩现象迎来淘汰赛。一个时代正在缓缓落幕。

踩中时代红利的快速跟随

Fast follow指的是快速追踪新药的模式。在不侵犯专利的情况下，对first in class药物进行分子结构改造或修饰，寻找作用机制相同或相似的新药研发模式。

虽然如今fast follow模式遭受质疑，但不能否定的是，若没有这一模式，国内药企是很难在短短十年时间内跃迁为Bigpharma。

典型如以仿制药起家恒瑞医药，通过fast follow模式快速切入创新药赛道，成为Bigpharma。

不过，以恒瑞为代表的创新药企们能够依靠fast follow模式起家，不仅是因为自身的努力，更是因为彼时我国创新药正处于从无到有的转型期，时代红利叠加自身努力共同造就了恒瑞们的崛起。

正所谓，时势造英雄。

彼时，大家都在醉心于仿制药研发，仅凭仿制药，药企也能赚得盆满钵满。至于创新药，在1949-2008年近60年时间中，仅5个I类新药上市。这也与当时的大环境密切相关。

2005年原食药监总局局长郑筱萸下台后，整个药监部门被边缘化，药品审批人手不足。与此同时，大量仿制药提交上市申请，药品审批大量积压，一个创新药可能要等五六年才能审评。

国外创新药要想进入国内市场更加困难。彼时国内外临床数据并不互认，新药进入国内需要重新进行临床试验，加上进口药物临床上市审批时间长，导致进口药物海内外上市时间间隔极长。

2012年，我国患者用上进口的新药的时间要比美国晚7、8年。以药王修美乐为例，2002年修美乐在美国上市，直到2010年才在国内获批上市。

对患者来说，中外药物上市时间差无疑使患者痛失使用最新的治疗药物的机会。但对于国内药企来说，这一时间差则成了发展的机会。

国内药企可以通过fast follow模式，对海外创新药进行快速跟随研究。Fast follow相比于first in class，最大的优势在于它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因为是“依样画葫芦”，因此fast Follow药物的成药性大大提高，失败的风险降低，研究开发的时间周期也缩短，同时对人才和资金要求相对降低了。

再加上2015年开始，中国制药工业界进入大变革时代。随着国内药审提速，整体自主新药报批周期被压缩到五年左右。而对于早期安全性数据丰富或海外已获批上市的特殊品种，从临床到上市申请的周期可以被进一步压缩至3-4年。

政策、人口、成本红利……Fast follow成了药企最容易实现快速价值变现的途径，也促进了国内创新药的蓬勃发展，国内外创新研究的时间差不断收窄。在某些领域，国内药企和海外药企可达到只有2年时间差，甚至可以同期竞争。

以PD-1为例。2014年7月，O药上市成为世界上第一款PD-1；君实生物、百济神州以及恒瑞医药则在2013年先后递交PD-1专利申请。

2018年6月，O药获批国内上市，7月K药也获批上市。同年12月，君实生物的特瑞普利单抗获批为首个国产PD-1药物；次年5月，恒瑞医药的卡瑞利珠单抗也获批上市。

医药研发从分子筛选到临床试验，上市需经历漫长的阶段，最起码10年以上。如果从基础研究到最终上市，全球第一个PD-1用了12年时间，而国内第一个PD-1从临床获批（2015年）到上市只用了4年时间。

在PD-1上的fast follow，为恒瑞医药、信达生物等跟随者带来了可观的收入。仅2020年一年，四款国产PD-1的销售额已超过90亿元。

这就是fast follow的优势。

当Fast Follow遇上内卷

实际上，国产PD-1并不是国产创新药先驱，埃克替尼才是。2011年，当国内药企都沉迷于仿制药时，埃克替尼便已经获批上市。

早早上市的埃克替尼，不仅为贝达药业带来了无数荣耀，也带来了“无尽”财富。上市10年，埃克替尼累计销售额已超过100亿。凭借埃克替尼，贝达药业更是成功登陆资本市场，市值一度超过600亿。

某种程度上，埃克替尼的胜利，是fast follow策略、me too产品的胜利，PD-1则为fast follow添了一把火，但也将其带入内卷深渊。

2015年药监局做出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加上2018年港交所的18A新政出台，允许未盈利生物制药公司上市。这让曾经被弃之一隅的创新药热度逐渐上升，资本纷纷开始涌入这个充满着奶和蜜的地方。

2018-2021年，国内一级市场生物制药领域融资额近2000亿元，随之而来的是如雨后春笋一般生长出来的创新药企。

但与此同时，新的靶点和新的药物并没有迎来同样的飞速增长。

根据《中国新药注册临床试验现状年度报告（2020年）》显示，临床试验数量最多的前几个靶点依然是PD-1、 VEGFR等耳熟能详的靶点，其中PD-1更是有75个药物在申请登记临床试验。

靶点扎推导致的后果便是真正的创新药稀缺、创新药价格竞争激烈、临床资源浪费。

Fast follow策略本身并没有问题，但时移势易。如今的fast follow正在遭受三方围剿，已不再安全。

第一重围剿，来自海外创新药物的正面冲击。

2017年，中国正式加入国际人用药品注册技术协调会（ICH），国内外的药物临床试验、生产标准等得以趋向一致，将可以按相同的技术要求向多个国家或地区的监管机构申报。

对于国内患者来说，这意味着他们将有望比原来更快使用国际新药，但对于药企来说，则意味着fast follow的窗口期正在逐渐缩短。

具体来看，在2013年时获批上市/进口的生物药审评时间在1600天左右，而如今则仅需300天。

除了审评时长缩短外，国内与海外药物获批时间差也在缩短。比如罗沙司他胶囊在中国实现了全球首发上市；默沙东九价HPV疫苗更是在受理8天后就有条件获批上市。

随着国内外药物审批时间窗口的缩小，fast follow模式下的国产创新药，难以继续抢占国内的先发优势。

第二重围剿，来自自身跟随节点前移的风险。

随着国内外创新药获批时间差缩短，不少国内fast follow的药物，跟进的时间点已经从国外上市药物悄然前移至first in class药物尚处于临床Ⅲ期、Ⅱ期、Ⅰ期甚至临床前研究阶段。

跟随节点的前移，也意味着药物研发所面临的风险增大。根据弗若斯特沙利文数据，药物从临床一期到上市成功率19.3%，而从临床三期到上市成功率则有51.3%。

国内药企也已经开始尝到fast follow所带来的风险。

就拿PD-L1/TGF-β这一药物来说，在ASCO 2018年会上，默克的M7824展现出优秀的临床一期数据后，国内诸多创新药企立即跟随布局。

但在随后的几年中M7824临床遭遇四连败，PD-L1/TGF-β变得生死未卜。随着first in class药物失败，国内选择跟随的众多玩家也处在进退两难的位置，继续研发失败概率大，放弃研发前期投入打了水漂。

第三重围剿，则是来自license in（授权引进）的降维打击。

2013年再鼎生物成立，开启了一条license in的新路线。具体来说，就是通过资本支持获得药物授权，直接引入创新产品管线，从而大大缩短创新药研发周期。

和fast follow相比，license in 打的也是时间差，只不过这种模式更快，几乎可以和国外药物研发进度保持同步，快速跟随变成了慢速跟随。

典型如同RC48。RC48是荣昌生物通过跟随策略布局的第二代ADC，在2021年获批上市。但尴尬的是，国外ADC已经迭代到了第三代。国内第二代ADC刚刚入场，云顶新耀便已经通过license in将第三代ADC药物Trodelvy引入，不出意外的话2022年这款产品将会获批上市。

三重围剿之下，通过fast follow模式跃升为Biopharma的通道几乎关闭，fast follow模式也在争议声中走向黄昏。

Fast Follow时代正在落幕

时来运转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

药企扎堆fast Follow，意味着同质化产品对存量市场的激烈抢夺。

利润压缩后，药企是否具备强有力的销售渠道，成本是否足够低能够支撑企业继续创新与拓展，是所有想靠fast follow逆袭的药企需要思考的。

尤其是2019年来医保局启动的4+7药品集采，倒逼医药行业意识到创新是趋势，突破性的创新药才是有价值的创新。

时代呼啸而过，经历创新药繁荣跃进后，不是所有的Biotech都如愿成为Biopharma。某种程度上，以信达生物为代表的Biotech可能是最后一批靠fast follow策略成功突围的公司。

眼下，药物研发靶点扎堆，真正的创新药稀缺，fast follow黄金时代随之落幕。那么国内创新药又要走向何方？

复盘美国Biotech发展历程，我们或许能找到答案。

就以吉利德为例，从1987年成立至今吉利德成立至今只有三十年时间，却成功迈入全球制药top10行列。

实际上，在成立的前五年时间，吉利德都没有收入，前八年时间一直都没有盈利。

直到2011年11月，吉利德通过收购Pharmasset公司，获得了治疗3个慢性丙肝药物，其中Sovaldi和Harvoni创造了丙肝治愈率升至90%以上的神话，在2014年这两款药物为吉利德带来了179.75亿美元销售额，也将吉利德推向了Bigpharma的行列。

从吉利德的案例中，我们可以发现，爆款产品对于一家Biotech来说，至关重要。

当然这也不仅限于吉利德一家，复盘绝大多数药企的成功，背后都有一款爆款产品作为支柱，这保证其有足够的现金流建立自己的销售队伍并支撑后续研发管线。而这些产品，几乎都是First in class或Best in class产品。

回到国内也是如此，恒瑞医药、信达生物能有今日，也离不开fast follow大单品PD-1的助力。而如今的大环境，已无力使fast follow将更多Biotech送上Biopharma或Big pharma的位置。

对于一个靶点而言，Big pharma和Biotech同时跟随，Biotech完全不占优势。即便在进度上稍微领先，但在后期的药物商业化之路上，由于没有Big pharma那样广泛的资源，Biotech也难以放量。

换句话说，小药企继续做fast follow很难出头。对于它们而言，想要翻身农奴把歌唱就只有瞄准first in class药物或者Best in class，做出真正的临床有效性，才能有机会崛起。

往前看，创新药的狂欢派对还将继续，只不过将不再属于fast follow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