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1期主持人 | 林子人

作为高考中分值高达150分的三大主科之一，英语在高考中的重要性显而易见，可近年来英语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却有些尴尬，以至于社会上频频出现“高考取消英语”的呼声。今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许进认为，90%以上的人在日常工作中用不到英语，让大家花费那么多时间去学习一门“工具性的知识”，有点得不偿失。建议孩子去学习音体美这种“对身体对健康对成长有好处的知识”。

前两日读卡尔·克劳的《四万万顾客》，书中对民国上海的描述中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上海的中国男孩个个都挤破脑袋想进外国公司，好比洛杉矶的美国男孩都想闯好莱坞一样。”要入职外国公司，英文读写和口语表达是必备技能之一，上海每个有此打算的男孩都会尽早开始学习，再不济就先掌握能够给公司留下好印象的单词，只学那些最实用的词语，先拿下工作机会再说。这种将英语能力和个人前途紧密相连的观念，我作为一个“90后”其实非常熟悉。

事实上，每当开始强调“对外开放”或“与国际接轨”的时候，人们就仿佛发自本能地重视起英语学习来。我小时候家里最早出现的英文书是一本英汉词典和旧版的《新概念英语》，当时我妈妈在自学这套教材。她一直很得意的一件事是，90年代末去美国考察时遇到了一个问题，她曾代表整个考察团用蹩脚的英语与美国人交涉成功。她也一直羡慕许多上海同行能够不用同传直接参与国际会议，于是在我读书的时候她总是百般强调一定要学好英语。我相信许多90年代出生长大的城市孩子都曾肩负过这样的期望。英语能力还联系起了个人前途与国家的国际化发展——我记得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2010年上海世博会前夕都曾号召市民学习英语常用语。

近年来，随着国际化的发展和中国国际地位及发展水平的提高，汉语作为国际交流语言的地位有所提升，在“全世界都在说中国话，孔夫子的话越来越国际化”的民族自豪感中，学习英语的价值在遭遇质疑，高考英语改革的呼声就是价值观转变的一个信号。之前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采访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教授但汉松，他提到大学英语系如今有一种“浓厚的末日感”，随着越来越多优秀的学生不愿意就读语言类专业，中国大学的英语系会面临越来越严重的合法性危机。在将来，学习英语真的会是一件可有可无的事吗？

英语学得好是小时候对现代都市女性的一种想象

潘文捷：我从小学五年级开始学英语，因为不怎么上心成绩一直很差。直到班上来了一位十分有魅力的英语老师，气质非凡，谈吐利落，打扮时尚次次不重样。第一次上课是发之前的试卷，我分数很低，老师递来的时候笑了笑什么也没说，我却莫名感到了丢脸。从此发愤图强，在家也好好听录音做练习，成绩也慢慢好了起来。说实话，其他科目的老师也可能是穿着凉拖上课的大叔，唯独英语老师往往都是洋气的、自信的，是楷模一般的女性，这样的印象一直在脑海当中存留了下来。英语学得好确实是我小时候对现代都市女性的一种想象。

徐鲁青：我小时候也最爱上英语课。英语老师确实比其他科看起来更时髦一些，常常很亲和也很好打交道。课堂上除了学英语，还会和我们聊国外的流行文化。我第一次知道“gay”这个单词是从初中英语老师那里，她告诉我们是什么时全班都在起哄，男生们开始坏笑。我印象很深的是，英语老师告诉我们歧视gay是错的，在当时是很少有老师会去说这些话的。

林子人：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我的一个好朋友去上了英语培训班，我们的课间娱乐活动就变成了她来教我和另外一个小伙伴英语单词。从各种水果到人体器官，我们跟着她一遍遍地练习发音，还相互比赛谁记得更快。竞争心被激发以后，我求着爸妈也送我去上英语培训班，所以我和当时很多小学同学相比早一年学英语。我的中学以外语教学为特长，英语老师会用各种生动的教学方法让英语学习更有趣好玩，比如课前演讲、角色扮演、电影配音比赛、演话剧等等，英语就成了我最喜欢也学得最好的科目。

《黑箱》作者伊藤诗织曾说过，她觉得自己在说英语和说日语的时候感觉完全不同，说英语的时候更自信笃定，更有自我主张。在这一点上，我和她挺有共鸣。仔细想想，可能和我中学时接受的英语教育有关：英语课非常强调口头表达能力，英语文法本身重视清晰的逻辑与结构、论点与论据，会潜移默化地影响我在使用英语的时候更直接清楚地表达观点，同时也反过来影响了我的汉语写作与表达。

语言不只是工具而已，还是一整套文化和思维方式

潘文捷：语言不只是工具而已，还是一整套文化和思维方式。把一种语言当做工具，那可真是把路走窄了。我接受过译员的训练，非常了解的一点就是，译员是可以很容易做到把字词翻译出来，但是很可能并不知道这个字词背后真正的涵义。可以描述冰山一角，却难窥其全貌，这样也会导致翻译出现问题。

学者孙歌的《从那霸到上海》一书收录了《竹内好两次关于翻译的论战——兼论翻译的主体性与政治性》一文，她给出实例，说竹内好屡次批评日共翻译的毛泽东著作。例如，其中有一段话，竹内好翻译成“正是这主要的方面，才是在矛盾中起指导作用的方面”，而日共译本为“所谓主要的方面，是指在矛盾当中起主导作用的方面”。听起来没有什么大问题吧？至少也没有什么译错的地方啊，可是竹内好却很不喜欢日共的译本。他解释说，这个译本的态度是：世界已经完结，让我们来说明吧。是一种静态的说明。可是竹内好自己的译本的态度则是，像毛泽东的《矛盾论》这样的著作，本来就是应该向那些认为世界应该变革、为此我们需要发现矛盾的人推荐的，应该有一种跃动着的主体表达。孙歌看到，竹内好的毛泽东和日共译本中的毛泽东，前者是战斗的、未完结的，后者却是绝对化的、固定化的、神格化的。没有想到吧，几个字之差，背后的问题却有那么深刻。说实话，如果只是把一种语言当做工具，这样看似没有错却实际上犯了大错的译本就会存在，而我们甚至不会发现其中的问题。

徐鲁青：歌德在面对语言逐渐失去多样性的时候说过，“没有一个单语者真正了解自己的语言。”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好好想了想一下自己，普通话和方言是母语水平，英语虽然做不到但也能读能说，或许勉强蒙混过关不算个“单语者”。和方言相比，英语更给了我审视中文的一扇窗，中文里许多词汇可能因为同声字，或者因为概念划分本身比较模糊，常会出现概念的混淆，而用英语可以做到更好的澄清。比如在我们谈到权力（power）和权利（right）这两个在公共讨论中常出现的关键词时，因为口头表达很难区别，人们在书写使用上也常混淆使用，进一步使得这两个词本身的概念更不清楚了。权利是人生来享有的，而权力则是被授予的，应该得到监管和控制的，这两者的区分或许在英语中就更明显。

从更实用的操作上来说，翻译和同传也很难深入到个人生活中，再加上翻译的薪酬又是那么低，很多句子难做到精准的校对，哈贝马斯书里的“后自由主义”（Post-Liberalism）甚至曾被翻译成“邮政自由主义”。世界上或许有70%的信息都是由英文写作与传递的（必须承认这是语言多样性的不幸），如果失去了英语这个“工具性的知识”，只是看中文世界的消息，是不是很有可能以偏概全，进而影响到人的思维呢。

叶青：但凡尝试过文学或影视作品翻译的人，都知道翻译技术的局限性。翻译是一项脑力活，机器再怎么学习，是无法理解一句话想表达什么，再经过思考，用符合人物口吻/语境的词句表达出来的。译者陈以侃之前在回应毛姆作品《绅士肖像》译文争议时谈到，“翻译翻的是一个意图，一个概念，一个画面，它和某种特定语言在字面上的联系是偶然的，是牵绊，一定要尽可能忘记它。”这句话我很认同，而机器翻译恰恰着重的就是在字面上的联系，出来的译文是死板的、千篇一律的、丧失了原文韵味的。翻译技术可以作为辅助手段，但这不是说使用者就不用再学习英语了，恰恰相反，作为使用者的我们需要更高的语言水平，才能甄别出机器的不足之处，加以改进。

林子人：虽然我大学读的是英语系，但我当时的确是心存“英语只是工具”、“以后绝对不想做和翻译有关的工作”之类的心思。讽刺的是，我现在的工作倒是有很大一部分内容和翻译有关（苦笑）。在遇到采访非英语国家的采访对象的时候，光是“双语能力”还尤嫌不足，恨不得自己有“多语种能力”才好。根据我的经验，目前的翻译/同传技术再先进都会丢失一部分信息或存在错译情况，其有效性是远不如自己直接用英语交流的。多掌握一门语言，你就会多一种信息和知识获取的渠道，而弗朗西斯·培根早就告诉过我们“知识就是力量”。所以，包括英语在内的外语是一种非常宝贵的技能，在可预见的未来我不认为它的重要性会降低。

董子琪：时过境迁啊，当年鼓励学外语的时候不是说多掌握一门语言就是多一种灵魂吗，人们不希望灵魂的充盈吗？语言就是思考的介质，不仅英语需要掌握，别的语言也多多了解才更能了解这个世界的丰富与复杂。就以英文写作的华裔作家来说，以前听一些批评家说英文表达是次要的，特别的经验传递才是主要的，可这也是一种语言工具主义的思考方式，我还是会怀疑某些以简易英文写作的华裔作家能否精确传达自己的思考和感受，而不陷入粗陋幼稚、过度戏剧化的圈套——至少我在读那些作品时发现惊奇感大过美感，对语言的要求已经丧失殆尽了，这应当是海外华语文学的样貌吗？就像我们会嘲笑迪士尼对中国气与八卦的浅显理解一样，对于文化的系统性理解是需要通过语言学习才能达成的，看起来迅捷的替代物只能接近而不能真正抵达。 

姜妍：所谓语言是不是工具要看从什么层面理解吧。如果从文化研究层面，当然每种语言都有自己的特点、艺术性、价值等等，比如纳博科夫精通三种语言，俄语、英语、法语，他在写作生涯里面也是随着时间和空间的变化，在这三种语言中间切换。但是他也在采访里说过，他认为英语是一种生硬、不够自然的语言，用来描述日落或昆虫没什么问题，但当需要表述货栈与商店之间的捷径时，英语就难以掩饰其句法和日常用词的贫乏。他说，一辆老式的劳斯莱斯并不总是优于普通吉普车。

从现实沟通层面理解，我觉得英语有作为工具的一面存在。在一些国际化的项目中——比如我很喜欢的古典音乐和网球——圈子里可以说没有人不会英语，因为大家需要便捷地沟通，刚好国际化程度最高的语言是英语，所以就变成了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这些音乐家也好，网球选手也好，很多在年幼时就去到国外的音乐学院或者俱乐部里面求学，成年以后又一直全世界演出和打比赛，所以很自然地需要一种方便的沟通交流工具，但除非是自己对语言有兴趣，否则不会说要去把英语研究得多透彻多好。在网球场的赛后发布会和采访中，你如果想去挑球员的口音或语法错误一定有的挑，但人们会忽略掉这些，李娜一样可以用英语开玩笑，引得大家会心一笑。

工具主义的学科建设思维会影响未来几代人

陈佳靖：一个语种对于外人来说或许只是交流的工具，但母语者却将其视为民族身份、历史与文化的载体。即使再简单易学的语言，在我看来它的出现本身就是一种奇迹。很多人只将语言看作是由一些符号拼凑出来的代码，这是对语言非常可悲的理解，这种观念正在使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小语种被边缘化，走向衰落和消亡。一个很讽刺的例子是，每年无数人去冰岛、瑞典等北欧国家看极光，还有人自称是精神上的北欧人，却找不到几个人在学冰岛语、瑞典语。人们会说，在当地说英语就够了，这等于在说，我们的好奇心只有这么多。

上学的时候我的英语学得还不错，但当时只知道学好了能考高分，不懂学习这门语言的内涵。反而是成年之后，当英语学到了一定程度，实现了所谓的工具性之后，才发觉我学到的英语是多么匮乏。我想“90后”普遍都有一个转折期，就是突然发现我们过去学到的很多英语固定用法到了英美国家的真实环境里完全不适用。你会发现老外们平时不是这么说的，而且他们还会说很多你听不懂的俚语和新鲜的流行词。世界在变化，语言也会跟着变化，学习难道可以停下来吗？即使站在功利性的角度，我们学到的真的够用了吗？翻译软件真的够用吗？我对此非常怀疑。

徐鲁青：政协委员的提案是从日常工作中用不到就很浪费这个角度来说的，这样来看，基础教育阶段难度极高的数学物理不是更大的“浪费”吗？我高中是理科生，大一学的是统计，现在虽然完全用不到这些具体知识，但它们始终在影响着我的思考方式。

姜妍：其实我关心的不是“有用”或者“没用”，而是这里面体现出来的是一种学科建设的思维，这个思维会在若干年后影响一代人，甚至更久远。比如，有时候我会想，假如说中医在今天的课程设置里是一门必修课会怎么样？假如体育课里考的不是800/1000米而是太极拳会怎么样？其实是这样的某些选择，会造成一些影响和变化。

董子琪：但汉松老师说的语言学习的浓厚末日感好有意思。让我想起同样是讲英语系故事的电影《文科恋曲》（不过，影片中的英文系应该相当于中文系），大龄失意的男主回到系里跟年轻学妹交流时说过一句话，“我兼修了英文和历史专业，就是确保我将来找不到工作。”这不就是在区分有用与没用的知识吗？这种自嘲在“没什么用”的院系里相当常见。在国外读东亚文学更是经常被问到“学这个有什么用啊”的问题，那时候就回响起“为了确保我将来找不到工作”这种回复。

在小说《斯通纳》里，斯通纳最开始学的是家里人希望他学的农学，之后背叛家族期望选了没什么用的文学系，父母在他毕业时才知道，他将不和他们一起回家了。这种转折是极其残酷的，听到儿子的最终决定后，他们在黑暗中痛苦地啜泣，仿佛这是对于农民身份和有用前途的双重背叛。我很熟悉《斯通纳》中描写的美国中西部景象，因为地点就在密苏里。冬季雾气弥漫的校园，长长的显得孤寂的走廊，那也是我在被问“学这个有什么用”的问题时所看到与感受到的。小说里斯通纳的朋友讽刺说，学院是留给那些老弱病残的庇护所，而也许庇护与安抚正是它存在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