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西部城事 西部菌

日前发布的《西安市202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1年末西安全市常住人口（含西咸共管区）为1316.30万人。

这意味着，2021年西安常住人口增长20.3万。这一数据，在目前已经公布2021年人口增长数据的23座GDP万亿城市中，仅次于武汉、成都、杭州，居全国第四位。

从主要城市的人口数据来看，今年的城市人口增势，除了增量在整体上较往年明显回落，另一个明显特征就是，一批二线城市，尤其是强省会城市，在人口增量上碾压了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一线城市。

属于省会城市的时代，或才刚刚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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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全国24座GDP万亿城市中，除深圳外，其余都公布了2021年人口数据，具体情况如下：

来源：城市进化论

可以发现，2021年常住人口增量在20万以上的万亿城市有四座，分别为武汉、成都、杭州、西安。

其中，武汉高达120万的人口增量，创下了破天荒的记录，也应该很难再被打破。不过，这属于特殊情况，主要与2020疫情后的人口回流有关。

成都、杭州、西安，这三座城市的人口增量则都在20万左右。

再加上接近20万的长沙，以及不属于万亿城市，但人口增量达到18万的南昌，2021年人口增量前六名的城市，都被“强省会”给包揽了。

这里面，武汉、成都、西安是最具代表性的“强省会”城市，不仅GDP过万亿，在首位度上也位居全国前列。

杭州的首位度虽然不算突出，但就综合实力来讲，也算是不折不扣的“强省会”了。

来源：顶端新闻

南昌和长沙，则都明确提出了“强省会”战略。

除了增量排名前六的几座省会城市，郑州、南京、福州的人口增量也在10万以上。

与一批“强省会”的强势表现相对的是，一向被视为人口增长绝对高地的一线城市，在2021年却集体哑火。

其中，深圳人口数据尚未公布，而北京、上海、广州合计仅增长了7.7万人。

毫不夸张地说，2021年，在人口增长上，一批“强省会”城市完胜一线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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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菌认为这种情况应该不是偶然的。至少有以下几个值得注意的原因。

首先，全国流动人口规模连续下降，降低了一线城市的人口导入规模。

此前，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我国流动人口总数量自2014年达到峰值2.53亿人后，到2019年已经连续5年呈下降趋势。

而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2020年，省内流动人口和省际流动人口分别为2.51亿人和1.25亿人，比2010年分别增加了1.15亿人和0.39亿人，但省内流动人口的增速要显著高于省际流动人口的增长速度。

同时，省内流动人口基数较大，占全部流动人口的比重由2010年的61.2%进一步提升至2020年的66.8%。也就是说大约三分之二的流动人口属于省内流动人口。

并且，受疫情影响，人口的省内流动趋势或将更明显。尤其是今年以来，上海、深圳都出台过高强度的封控措施，不排除在短时间内将进一步减少外省人口的流入规模。

与此对应，一些中西部省份则迎来可观的人口回流。这里面，省会城市自然是最大受益者。

其次，近几年省会城市纷纷加大了“抢人”力度。像福州、南昌、昆明、济南等，均推出了零门槛落户政策。

并且多数省份明确提出了强省会战略，进一步强化了省会城市对省内人口的虹吸能力。

所以，我们看到，尽管全国人口增长规模快速下滑（2021年，全国仅增长48万人），2021年全国有16个省份出现了人口负增长，但这并没有影响到相当一部分省会城市的人口增长。

来源：国民经略

比如，陕西40多年来首次出现人口负增长，但西安常住人口依然增长了20来万；湖南人口自然增长率首次为负，但长沙常住人口也增加了近20万。

此外，省会城市正在迎来一波新的政策红利。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目前国家批复的5大都市圈——南京、福州、成都、长株潭、西安，都是省会城市领衔。

可以预见，都市圈时代，一些“强省会”将继续巩固并提升自己的人口承载能力。

而前几年，济南、沈阳、哈尔滨、南京等省会城市，还被国家点名“龙头作用不够”、“引领带动作用不够”“中心城市作用不够”。

种种迹象表明，国家对于省会城市的作用越来越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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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会城市的人口吸引力增强，也符合我国城镇化的发展趋势。

2019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0%，这意味着城镇化正式进入下半场。

其中一个重要表现，就是中心城市、城市群将成为人口的主要流向。但是，同样在区域内扮演着中心城市的角色，一般省会城市却相比一线城市有几大优势。

一是，省会城市拥有天然的“腹地”，在吸纳省内人口上，有着“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优势。

过去二十多年，一线城市主要靠着产业优势，源源不断地吸纳着全国人口的涌入。

但是在人口增速放缓，一批二线省会城市也开始崛起，同时一线城市房价水涨船高的大背景下，二线省会城市在吸纳省内人口的“比较优势”正在突显出来。

二是，相比一线城市，多数省会城市具有更大的政策变通优势。

无论是近几年持续降低落户门槛，还是最近多座省会城市放松楼市限购政策，都直接表明省会城市有更大的政策弹性空间。这可以为吸纳人口，创造更多的条件。

而一线城市，由于“目标”太大，政策调整上往往会更慎重。

三是，城镇化下半场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从过去的偏常住人口城镇化逐步过渡到更加重视户籍人口城镇化，让更多的人能够真正“市民化”。而这方面，一线城市还有着很大的存量消化空间。

相对来说，省会城市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的差距要更小，这也意味着它有更大的空间去接纳更多“新人口”。

此外，在人口规模上看，一线城市已经逼近人口增长的天花板。

如根据2035总规，北上广深的人口总余额仅有400万左右。而成都、武汉、杭州等，都分别还有300万以上的人口增长空间。

当然，“强省会”与一线城市在人口增势上的变化，并不是意味着一线城市失去了人口吸引力。而是仅就人口增量看，省会城市还有更大的潜力可以挖掘。这也是一种后发优势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