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动脉橙果局

无论站在哪个维度，美国都是当今全球生物科技创新的“引领者”，但事实上，在美国之前，站在医疗技术最前沿的其实是德国。

这从美国曾经的“求学经历”就可以验证这一点。据统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每年大约有1万美国人前往德国留学，数量远远超过赴英和赴法的总和，这些“留学生”的主要目的是学习德国的先进医疗技术。

但好景不长，二战之后，德国在医疗创新领域就遭遇了“滑铁卢”。一方面是德国本土医学领域的科学家大量“流失”，光是美国就顺带“拐走”了近400位德国顶尖科学家；另一方面是联合国针对战败国家的“十年科研禁令”，这让德国在医疗领域的创新长期处于空白，成熟的科研体系逐渐崩塌，下坡路越走越远。

但德国并没有因此一蹶不振，在“十年科研禁令”结束之后，依靠着自己的原始积累，以及在医疗创新领域的巨大投入，德国很快就追了上来，并重新在医疗创新领域回到了全球领先行列，其硬实力仅次于美国。

当前，德国已成为欧洲医疗创新产业中心，拥有着完整的医疗创新链条。这一方面是有利好政策和创新环境等“软实力”作为支撑，另一方面是有先进的医学研究所、治疗技术和医疗设施等“硬件”作为底座。也正是基于此，德国医疗物科技初创企业的数量和规模都在逐年增加。

那么，德国究竟在医疗领域建立了怎样的创新链条呢？它又是如何在全球激烈的医疗创新市场环境中脱颖而出的呢？这给国内在医疗创新方面能带来哪些启示？为解答这些疑问，动脉橙果局对德国的医疗创新路径进行了深度分析。

“冷静”外表下隐藏的是对创新的“疯狂”

在欧洲人看来，德国是一个极度“冷静”的国家，这其中的“冷静”主要指的是德国人严谨且稳重的性格。

这在德语的语法上有很明显的体现。德语的语法规则很是死板，性、数、格的规律都十分井然有序，句式固定不能随意调换、更改。这样的语言习惯养成了德国人“严肃”的性格，做事有条不紊且遵守纪律，其思维的逻辑性和缜密性胜过大多数民族。这反倒让德国人在科研上拥有先天的优势。

但矛盾的是，虽然德国人性格冷静，但他们对创新的热情却是无限强烈的。根据2019年的数据显示，德国在科研上的投入为1319亿美元，其总量占到了整个欧洲的30%以上。

另外在研发强度(国内研发支出占GDP的比重)上，根据OECD在2021年公布的数据显示，德国研发强度为3.2%，排在美国、中国、日本之前，且高出欧洲平均水平近1.1个百分点。

从这些数据不难看出，德国人是真的“爱”科研，事实上，正是基于他们对于科研的重视，德国人才能一次次站在世界科技的前沿。

19世纪末，普鲁士国王威廉二世发现国家落后的原因是缺乏人才和先进技术，于是开始在全国兴办现代大学，在专注于培养人才的同时，也深度聚焦前沿技术的研发。

经过近10年的积累，20世纪初，德国已逐步走入世界科技发展强国行列，并在这一时期，诞生了诸多顶尖科学家和前沿创新成果，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德国在后来发起“二战”的信心。

但随着“二战”战败，德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遭受毁灭性打击，其在科研上的积累也随之功亏一篑，大量科学家被流入海外，又因为“十年科研禁令”导致其稳固和完善的科研体系逐渐崩塌，其科技水平很快被美国、英国、前苏联等列强反超。

但德国人并没有因此而放弃，二战之后，德国政府高度重视科技创新的复苏和发展，尤其注重工业基础与技术创新的结合。在东西两德统一后，德国政府制定了一系列促进科技创新的战略规划并辅以政策配合，不断加大科技投入，建立完善的科技管理体系和研发体系。

之后，随着欧盟的成立，在科研上逐渐完成“复苏”的德国开始进一步拓展科研力量，深度与其他欧洲国家广泛进行科技合作，并逐渐成为了整个欧洲的科技中心。

科学创新技术的发展很快延伸到了医疗领域，德国医疗创新产业生态圈也因此逐渐走向成熟。对此，德国联邦教育及研究部发起了“德国生物区计划”，在全德国范围内建立了以医疗创新为国家战略重点的网络式布局，在此国家计划的支持下，孵化器和产业园在科研机构和工业合作伙伴的聚集区域得以多处兴建，例如BioM、Medical Valley、BioTOP等，这为德国医疗创新产业打下了更坚固的基底。

“四大名院”为创新筑牢护城河

德国除了德国人多，第二多的应该就是科研机构了。

据悉，德国当前拥有世界上最密集的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和完整的科研体系。首先从高等院校来看，德国有近400多所高等学府，其中综合大学近120所（包括全科、理工、师范等），应用技术大学220多所。

其次从科研机构来看，德国有著名的四大科学联合会（马普学会、弗劳恩霍夫协会、赫尔姆霍兹协会、莱布尼茨协会），也有利奥波第那科学院、德国科学与人文学院联合会、青年学会和国家工程与科学学院等知名学院。

然后从资金来源看，德国既有公共资金支持的大学、协会和著名学院等，又有私营部门支持的工业研究联合会（AIF）等产业界自发的研究组织。

最后从研究范围来看，各类研究机构涵盖了从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的各个方面，形成了庞杂严密的科研机构网络体系，这保证了德国在基础科学研究、技术创新和工业领域等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在这之中，最受关注的就是德国著名的四大骨干国家科研机构，即亥姆霍兹联合会、马普学会、弗劳恩霍夫协会、莱布尼茨协会，它们是德国前沿科研的象征。

这“四大骨干”在科技创新领域贡献了无比重要的力量，不仅是德国最重要的基础和前沿领域研究的科研力量，还是国家长期战略性重点基础研究项目的主要承担者。

那这四大科研机构究竟有何独到之处呢？

·亥姆霍兹联合会：德国的“中科院”

亥姆霍兹联合会是德国最大的科学组织，德国唯一能提供对科学界、社会和经济界具有重要意义的复杂性问题解决方案的组织，其地位等同于我国“中科院”。

亥姆霍兹联合会共有18个独立的科技中心，每一个中心都专注于不同的细分领域，且都有着各自的“五年绩效目标”。之所以要以五年为考核单位，也是充分考虑到科研事业的长周期性。另外在获取科研经费方面，亥姆霍兹联合会制定了“量力而行”的原则，即科技中心均以自身实力和计划内容为标准，与其他科技中心公平竞争，以此来获得由国家拨款的科研经费。

除此之外，亥姆霍兹联合会还非常注重与外部创新势力的紧密链接，在科研项目的合作上，在科研硬件的搭建上，在科研人才的培养上以及在科研项目的商业化上，亥姆霍兹联合会都与外界都有深度合作。

·马普学会：德国科研领域的“签证处”

马普学会全称是马克斯·普朗克学会，简称马普学会，它是德国“四大名院”之中最先成立的，同时也是德国科研实力二战之后快速复苏的关键性跳板。马普学会的工作重点是基础研究，通常采取跨学科的方式研究生命科学、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问题。据悉，马普学会当前拥有84个研究所，在120个国家里有4500个研究项目，工作人员近23000名，科学家近6500名，其中近半数为海外人才。值得一提的是，自1948年成立以来，马普学会先后有18位科学家获得了诺贝尔奖。

马普学会的目标是招募世界上最优秀和最有创造力的科学家，因此协会的核心原则是确保研究的绝对自由，即科学家享有最佳工作条件，能够自由选择工作人员、主题和合作伙伴。正是基于此，马普学会吸引了众多顶尖的国际参与者，持有外国护照的博士后研究人员甚至超过70%。

·弗劳恩霍夫协会：德国的“科技搬运工”

弗劳恩霍夫协会成立于1949年，是欧洲最大的应用科学研究机构，现设有81个独立研究机构，拥有超过29000名雇员，年预算多达20亿欧元（折合人民币143亿元）。弗劳恩霍夫协会定位于应用研究，深度聚焦与未来相关的关键技术以及对商业成果的开发。协会实际上是在学术研究和工业生产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将从事基础研究的高等院校与从事产品开发的企业紧密连接在一起，形成合力，共同推动产业创新和转化。

截至2020年4月，弗劳恩霍夫协会共拥有专利数13942项。这与其拥有可持续发展的技术转移模式有着很大的关系，主要包括合同科研、许可证、衍生孵化公司、人员交流与合作、创新集群6种技术转移途径。

·莱布尼茨协会：研究领域最为广泛的科研机构

莱布尼茨协会共有91个独立研究机构，18500名员工，其中包括9500名研究人员。协会研究范围从自然科学、工程和环境科学到经济学、空间科学、社会科学以及人文学科，是“四大名院”中涉猎最为广泛的科研机构。据悉，莱布尼茨协会的研究重点是知识转让，关心的是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研究基础设施。

德国在医疗创新上究竟做对了什么？

前沿技术的突破为德国医疗创新产业带来了无限的可能。

首次从诺贝尔医学奖这个维度来看，先后就有16个德国人获此殊荣；其次从企业质量来看，德国诞生了包括拜耳、西门子医疗、默克、勃林格殷格翰等在内的多个全球细分领域的“领头羊”；最后从孵化能力来看，光是德国的一个小县城图特林根，就孕育着400多家医疗技术企业，其中就包括Aesculap（蛇牌，贝朗医疗集团子公司）和KLS Martin（马丁，医用内窥镜全球市场的领导者）。

德国人究竟是如何做到的呢？

第一是对医疗原始创新技术的执着追求。依托于完善的科研体系，德国人将更多前沿技术与临床需求紧密结合，在两者之间不断找到结合点。

第二是完善且严苛的医学人才培养体系。德国医务从业人员素质比较高，博士学历比例高达90%，从进入高校到医学院，到最后成为临床医生，需要经历12年，其中包含7年的博士学习，3年的驻院医生和2年的专科医生训练。

第三是领先全球的临床服务能力。德国是大多数名人就医的首选，这主要是因为德国人将临床做到了极致。在德国，医生主观失误率为8%，全球最低；手术死亡率为1.2%，全球最低；癌症5年生存率为86%，居世界最高水平。

第四是在医疗领域巨大的市场份额。德国拥有众多最新科技医疗设备和国际领先的医疗手段，据悉，从注射器材，到整形耗材，再到尖端的电子测量仪器，德国一直在全球医疗器械市场上占据95%以上的市场份额。

第五是拥有完整的医疗创新产业链。高校及国家级科研机构进行研究创新；专利办公室对知识产权管理和回报的专业运作；研究创新商务拓展部协助科研人员筹备商务计划；国家级基金对具有应用价值的项目或分拆初创公司进行早期非稀释性扶持和投资；种子基金及天使投资人介入，风险投资介入；最终被大型制药及工业企业收购或者上市运作。

在德国人身上，我们能借鉴什么？

当前，创新与转化正成为我国医疗产业发展的主旋律，无论是科研界，还是产业界，这都是共识。但必须认识到的是，我国医疗创新领域当前还处于早期阶段，无论是在原始创新力上，还是在转化率上，都与国外有较大差距。

这必然是阻力，但同样也是动力。

因此，站在当下，我们在不断打磨自身创新能力的同时，也急需去探索全球在医疗创新方面的先进经验，以此突破固有定式，在医疗创新领域实现全面性进展。

那在德国人身上，我们究竟能学到什么呢？

首先是打破藩篱，建立开放式创新。德国人在医疗领域注重知识传播与流动，以此形成最优化的研究配置技术。这具体体现在德国人在资金、信息、技术、人才等核心生产要素之间，建立了最优化的链接平台，以此打破独享和垄断的“封闭式创新”模式，让医疗创新生态链的每一个参与方都深度参与。

其次是坚持创新源动力，将专业做到极致，并瞄准高精尖研发。对于原始医疗技术的创新，德国人从政府端、科研端再到企业端，都格外重视并做到了极致。以企业为例，德国很多医疗企业都有投入大量资金，用于建设行业领先的实验室和科研室，其主要瞄准于前沿技术与临床痛点的结合。

最后是建设科研与产业链接平台。在面对如何让科研成果面向市场这一关键问题上，德国人从上到下、从浅到深建立了一个国际化、市场化且信息高效的技术交易平台。这让技术创新者、企业投资者、政府机构等医疗创新生态链的深度参与方，能紧密地链接和合作，以此推动更多科研成果顺利落地。

在医疗创新转化这条艰难的道路上，德国经历了从0到1，再到100，再跌到0，再重新回到100的跌沓起伏。但无论身处怎样的处境，德国人对于医疗创新永远是热忱的，也永远是坚定的，这正是德国人能站在医疗创新中心前沿的核心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