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尹清露

编辑 | 黄月

《关于告别的一切》

这是作家路内的最新长篇小说，讲述了不婚主义的过气作家李白的故事。小说的题材仍然是路内最擅长的城镇工厂生活，但他的叙事关注显然正在趋近于当下，这与路内近年来的尝试有关——他在一次采访中坦言想要摆脱成名作家的身份，与“路小路”的标签告别。于是在上一部长篇《雾行者》中，不仅故事讲述变得更为复杂，时间线也从1998年跨越到2008年，《关于告别的一切》更是从1985年开始，直抵2019年这个人人使用二维码的时代。

小说以李白和曾小然相别二十六年后的重逢开始，用一杯海盐拿铁连接起了两人久远的爱情回忆——两人在吴里县城的蓝莲咖啡厅约会，李白曾劝邻桌男人喝下据说能壮阳的加盐咖啡。爱情也同时属于李白的爸爸李忠诚和小然的妈妈俞莞之，李白和小然都来自于单亲家庭，于是，正如文学评论家程德培所说，“这种纯属巧合的缺失，使得两代人之间暴发了互补性的情感之战。”在这部小说中，爱情不断地成型又破碎，就像李白的那句独白：“不同的时代都已经消逝远去，叠加过数次的新世界一再覆盖往昔，而我们竟然还活着，尚不需要壮阳，只是不再爱着。”

《忠贞之夜》

本书是202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露易丝·格丽克的最新诗集，译者柳向阳也翻译了之前两本与中文世界读者见面的格丽克诗集。“忠贞之夜”的书名出自同名诗篇——“我”看到哥哥正在读一本名叫《忠贞骑士》的书，英文中的“night”和“knight”同音，从而创造了这个奇妙的“误读”。《忠贞之夜》部分来自于诗人的童年回忆，部分来自于对死亡迫近的恐惧，但是，与她之前的诗歌中那些从个体经验生发出的顿悟有所不同，格丽克在这部诗集中追求的是一种对死亡的创造性回应，从而发现其中依稀可见的真理。

格丽克认为自己的诗歌绝非传记，而是想要将私人性体验转化为普遍的范式，这令她的作品展现出心理分析式的深度。这部诗集也是如此，其中的大部分内容都发生在一个想象中的英国乡村，某一首诗的主角是一位年事已高的画家。这种做法让读者忽略掉背后的叙述者，得以进入更为核心的艺术问题。就像格丽克曾经说过的那样：“我不是要在写作中有一个自我被投射到意象中去，不是简单地允许意象的生产——不受心灵妨碍的生产，而是要用心灵探索这些意象的共鸣，将浅层的东西与深层分隔开来，选择深层的东西。”

《房间里的母亲》

书写母性的文学与非虚构作品在近年来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母亲”的话题终于不只出现在育儿建议手册上，而是作为一个严肃的主题被认真对待。希拉的这部作品则为其增添了新的维度，即一个自愿不生育的女性所经历的心路历程。

希拉写这本书时36岁，处于即将错过最佳生育期的年龄，那时她是一位作家，已经离过婚，和男友迈尔斯生活在加拿大。模仿《易经》中三枚铜钱的方法，希拉以一连串的卜卦开始了她的写作：“我想要孩子，是因为我想让人钦佩我是那种有孩子的女人吗？因为我想被看作是一种正常的女人，一个不仅有工作，而且有养育孩子的愿望和能力的女人？”在这本半自传性的小说里，类似的追问贯穿始终，她谈到与母亲、男友的关系如何影响到了生育的选择，并不断地在社会期待与事业追求之间寻求不可能的平衡。这种艰难的探索持续了三年，最终，希拉走向了开悟，并决定用工作——而不是生孩子——作为致敬母亲的方式。这本书的意义并不在于它的结论，而在于它诚实地展现一个矛盾而分裂的心灵，这些充满焦虑的思考或许就是同时代女性共同的低语。

《雨林里的消亡 : 一种语言和生活方式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终结》

如果一个偏远民族的鲜为人知的语言就要消失了，我们应该关心吗？这就是《雨林里的消亡》提出的核心问题，作者库里克的答案是肯定的。库里克是一名语言人类学家，曾在巴西和意大利等地展开田野工作。在这本民族志中，他在三十年间不断地返回到巴布亚新几内亚的迦普恩村，记录了泰雅博语一步步走向消亡的过程。

语言的消失往往伴随着现代化进程，泰雅博语也是同样。在殖民时代之前，迦普恩村的社会知识都是用泰雅博语编写的，直到1916年，托克皮辛语随着传教士来到这个小村庄，与白人政权的权力以及所有的丰饶事物联系在了一起，并导致了泰雅博语的边缘化。1985年，当库里克来到迦普恩时，那里的孩子已经不太说这门语言了；2009年他重回村子后发现，年轻人只会在嘲笑老人的权威强调时才会蹦出几个泰雅博语词汇，而那通常是为了让一个场景显得滑稽。

库里克的笔触诙谐幽默，所处理的问题却极其严肃，就像马歇尔·萨林斯的评价那样，它是一部“通过个人经历讲述全球史的独特之作”。库里克认为，语言是通往当地文化的最佳途径，语言的消亡则无疑揭示出一个文化走向末日的无尽悲哀。

《荒野上的大师：中国考古百年纪》

鲁迅曾经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地指出，当海外的地质学家和考古学家在中国各地奔波，中国学人却还沉浸在“安乐椅上”的博古家时代。然而就在此时，一批接受过海外现代学术训练的学者们已在尝试从书斋走向田野，试图亲自发掘古老中国文明的价值。

时任《生活月刊》副主编的作家张泉重拾了这段历史，为我们讲述了1920年代考古学在民国时期的发展历程。本书以四大机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地质调查所、清华国学研究院和中国营造学社——为线索，勾勒出丁文江、陈寅恪、傅斯年等我们早已熟识的学者的考古故事。他们首先要面对观念上的不被理解，考古学在当时是新式学科，经常受到各方干涉，勘探现场也总会遭到破坏。除此以外，古迹考察工作在外忧内患和时代巨变之际也变得更为艰难，比如梁思成在广元勘察千佛崖时，大半造像已经因修建公路而被摧毁；林徽因取道天津到达长沙后，却要同时面临日军的追袭。在这样的时局下，这批学者们重建了中国古史，并为中国在世界考古舞台上争取到了话语权。

《许倬云十日谈：当今世界的格局与人类未来》

薄伽丘在佛罗伦萨的鼠疫流行期间写下了《十日谈》，《许倬云十日谈》则是以新冠为背景，由历史学者许倬云的十次线上授课整理而成。除了对疫情的忧思，本书还以中外文明在各个时代的关键节点，借古喻今地谈到了中美摩擦和日渐衰落的美国民主体制，以及人工智能主题，甚至是人类未来在宇宙中的位置。

许知远曾在《十三邀》中称许倬云为“新旧世界之间的人物”，接受过中美两种治学方式的许倬云认为，当下比疫情更严重的是“政治瘟疫”，是美国在个体的膨胀后爆发出的社会性病症。而中美之间的冲突主要是文化间的不协调，中国人的理想从来不是得到一个至高无上的上帝的认可，而是通过照顾他人、体会自己与普罗大众的关系从而走向大同世界，这也是他认可的处世之道。但他同时提醒读者，这种理想是永远无法到达、也无需到达的，在新技术来临之际，人类需要不断寻求变化和进一步的可能性，才不会变成行将终结的文明系统。

《美丽之味：侯麦电影随笔》

喜欢侯麦的人大概都热爱生活吧，这位法国新浪潮的导演被誉为日常生活的大师，但他同时也是一名出色的电影评论家。近日出版的《美丽之味：侯麦电影随笔》是其唯一的一本电影文集，收录了侯麦于1948—1979年间撰写的重要评论文章，包括对于电影美学的探讨，制作电影的个人经验，以及对伯格曼、希区柯克等电影导演的评价。

侯麦还在本书中回应了一些重要的问题，在《有关“道德故事”》一节中，侯麦谈到了自己电影中的文学性，他早年想成为作家，后因灵感枯竭而转向了电影。但是他认为，自己并不是在用图像讲述，而只是将画面“展示给人看”，这也是电影的目的所在，即在不改变其生命力的前提下捕捉生活。相比于新浪潮的另外几名旗手，侯麦的作品或许没有激昂的情绪或煽动性的视觉刺激，他更擅长的是把握画面流转之间的人性幽微，以一种旁观和不做评价的姿态介入，这种态度也如实地反映在这本随笔集中。

《当我们谈论科学时，我们在谈论什么》

麦克尤恩对于社会热点的关注，从他创作生涯后期的作品中就可见一斑，比如在《我这样的机器》中讨论人工智能与人类的爱恋，或者在《追日》中虚构一名理论物理家的生平。相比于科幻作家，麦克尤恩更倾向于将想象的细节扎根于可感的现实，不是预测未来而是回望过去。在这部最新的科学随笔集中，麦克尤恩回顾了从达尔文到道金斯的科学发现史，将科学、文学与人性之间的关系以一种富有哲思的方式讲述了出来。

在书中，麦克尤恩并没有将科学家当成客观知识的制造者，而将之视作有血有肉的人。他提到，《自然》杂志上那些克制的语句背后，潜藏的分明是科学家的欢欣雀跃：“快看呐！我们找到了地球生命复制的机制，我们激动得要死，一分钟也睡不着！”在科学界，成为原创第一人事关重大，而这与小说家和诗人对于创造的渴求无比相似。然而，科学与文化的观念分歧仍然难以弥合，人性究竟如达尔文说的那样有着共通的基础，还是可以受环境和文化的影响？对人类基因组的了解是会让我们不断进步，还是将导向更大的未知？麦克尤恩穿梭于种种观点之间，为读者带来了别样的智性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