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5期主持人 | 尹清露

五一劳动节如期而至，你正在悠闲度假，还是被隔离在家、对着电脑继续加班？

劳动节本来是为了纪念美国芝加哥工会争取8小时工作制、反抗资本剥削的节日，然而时至今日，我们的工作时间却越来越长了。导致这一情况的原因之一，是关于工作的理念发生了变化。当宗教和社区逐渐消失，工作不再只是谋生手段，而变成人生意义的来源。政治家把“努力工作”视为理想，科技公司则说服员工24小时不间断的工作就是一种新型自由。工作，成为了自我赋权的方式。

但是当工作彻底主导并渗透进日常生活，反而造成了新一轮剥削，新自由主义的竞争观念让人们自愿加班，信息通信技术则要求人们全天候检查电子邮件。作为媒体工作者也是如此，虽然为读者带来价值和慰藉的成就感和满足感非常重要，但是当看剧读书刷微博变成了工作的一部分，也时常会觉得疲惫；对于其他人来说，这种影响更为严重，比如需要额外承担照顾孩子和家务职责的女性，以及随时保持待命状态、“自雇飘零”的零工经济从业者。疫情更让这一状况雪上加霜，居家办公模糊了上下班的界限，而抢菜囤货和长时间居家则折磨着本就脆弱的神经。

近年来，缩短工时的呼声越来越高，欧洲各地正在制定“断网权利（right to disconnect）”法，规定雇员在休息时间不必回复工作相关的消息。在中国，豆瓣的热议话题“上班与下班的割裂人生”也可以看做是一种打工人为了切割工作、夺回生活的姿态，参与话题的人通常会贴出两张照片，上班时蓬头垢面素面朝天，下班后立刻变身为充满活力的辣妹酷哥。可是，仅仅是保持工作和生活互不干扰就万事大吉了吗？近期的Apple TV+美剧《人生切割术》就以一个极端的高概念暗示了这样做的后果，公司雇员的记忆通过技术实现了彻底隔离，上班的自己负责赚钱和承受压力痛苦，下班的自己只需享受生活就好，但其结果却是自我的彻底异化，以及人格完整性的丧失。

这令人深思，当私人与职场的边界消失，这到底是值得欢呼还是警惕？如果无论工作是否渗透进生活都会导致相应的问题，那么这两者还能分开吗，或者说，还有必要分开吗？

不坐班并非闲在家，家务分配和家暴问题值得警觉

潘文捷：在家工作很容易被别人看成很舒服甚至是“闲着”。“既然你不用坐班工作，那正好做饭做家务”，这种气人的话很多无需坐班的女性可没有少听。本来应该全家共享的家务劳动，很容易一下子就被扣在你头上。这次疫情期间，可能不少人对居家办公有类似的误解。

我认识的一位朋友就吐槽他们在上海的合作方：闲着在家没事做，尽给我们挑刺。甚至说对方既然在家歇着，怎么还天天在朋友圈叫苦叫累？问题是，居家办公并不单纯是宅在家里看书玩游戏这么简单的事情，它也意味着工作与生活界限的消失。也许在有些人看来你是24小时都可以在家放松，实际上你也是神经紧绷24小时都要待命工作。更何况，长期居家难以出门本身就是不符合人的生理和心理诉求的。

林子人：女性在居家办公时要承担更多家务劳动这一点我可太有感触了，典型表现就是突然发现自己每天要为三餐吃什么付出很多认知劳动（通常前一天晚上就要开始盘算如何搭配冰箱里剩下的食材、每天关注小区团购群的动向）和实际体力劳动。我先生不会下厨，以往如果我没时间或没心情做饭我们就点外卖或出去吃，但如今家务外包给市场的所有途径都被中断，没有“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以外的选项了，对职业女性来说真是艰难。我记得有一天我赶稿忙到过了晚餐时间，又饿又累，但晚餐还无着落。瘫倒在沙发上想摆烂，但还是得爬起来擦干眼泪准备做饭。不过，经过这段时间的磨合协商，我先生做下厨之外的家务更积极主动了。

上野千鹤子老师说得好哇，日常生活就是反抗父权的战场，“在逼迫丈夫妥协的过程中，女性会发生改变，而且必须要求对方也发生改变。为了让他改变，首先要建立起彼此不逃避的关系。不逃避的关系必须由女性来建立，因为男性一有风吹草动就逃跑！”（笑）

徐鲁青：居家办公有很多种情况，有的人住房空间大，在家办公不一定有太大烦恼，但也有人住八人一间的群租房、没有窗户的阁楼、潮湿阴暗的地下室。上海很多人因为工作时间长，回家后只是睡觉，于是租住在狭小简陋的房子里，但疫情居家办公后就很不方便，长期处于狭小的空间也容易产生精神问题。弱势群体居家时会有更多麻烦，比如文捷说的女性一般承担了更多家务劳动，前段时间一份隔离家暴求助手册在朋友圈流传，更大的背景是疫情居家后全球家暴量上升，许多女性在丈夫居家工作后遭遇到更高频次的伤害与虐待。

区分职业和个人边界，在空间和时间上做出划分

叶青：我没体验过朝九晚五的办公室生活，公司在成都是没有办公室的，工作以来一直是居家办公，总共只因为年会去过一次北京办公室。疫情以来，连这一年一次的机会也没有了。对我而言，生活与工作似乎从来就交织在一起，因此做出一些行动来为二者划分界限就更为重要了。以前没有疫情的时候我喜欢去图书馆工作，我知道，这对一个居家办公者来说似乎有些讽刺和本末倒置，朋友常常吐槽我这是“闲得慌”。但相信我，只要你居家工作超过了一段时间，你就会知道在物理空间上把工作与生活分隔开来的重要和必要性。疫情以后我把书桌设置成了工作区，这一块就是专门工作的地方，和工作无关的事不会拿到这个桌面上，工作完了以后也会尽量远离这个区域——尽管它离我的床只有0.5米。

姜妍：我从毕业开始就一直在媒体行业里面，经常感受和思考职业和私人边界的问题，最夸张的时候是游个泳每隔十分钟就要上岸看一眼手机，很怕错过突发新闻。每次坐飞机没有信号的时候，心里多少都会有不安感，一降落马上第一时间确定这段时间没有漏掉什么新闻，虽然登机前其实都会和同事沟通好。怎么能做到既不耽误工作，同时还能保持一种心态上不过分紧绷的状态，对我来说始终是一门功课。

现在越来越多的行业都很难真正保持私人与职场的边界，或者说边界越来越模糊。我自己既然选择这个行业做了这么多年，肯定是接受了这里面的模糊性，达成心态上的一种“和解”。在这个大的基础上，再去争取一些边界。比如说，我是早起型的人，现在这个季节大概5点多就自然醒。那如果早上起来看一圈没有什么突发新闻的话，我可能出门去练个拳，这个时候就尽量做到心无杂念，去享受比较私人的一段时光。等到大部分人都起床了，再投入到工作的状态里。

阅读也一样有这个问题，我有个前同事是书评的编辑，每周会收到很多新书。她就感慨过，以前以为来了书评可以看很多书，结果发现来了之后只能是翻很多书。因为营销编辑们会追着你要一个反馈，但是手头那么多书，一页一页都看完是不现实的。这个是我做记者后期一样面临的问题，而且会发现自己的阅读总是被工作里需要的阅读牵着鼻子走，很难静下来去读一些完全出于兴趣想读的书。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的做法也是在时间上面进行区分，比如晚上7点以后的阅读时间就都留给私人阅读，其他时间给到一些新书的翻阅。现在因为主要做编辑工作，一线对接的出版社非常少了，反而会因为读的新书少而觉得惭愧。

更多人“工作生活无法分开”并非生活方式，而是受到侵害

董子琪：原来确实是认为不必分开的，因为相信学而为己，所谓“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像古之学人一样怀有信念，将所学与自身融为一体，读书与心性结合是非常高尚的境界。这并不是空话，正因为这种结合是严肃的，才能实现“修辞立其诚”，从自己真正的兴趣点与关切出发，进行更有人味也更能长久的批评与写作，而不是成为热点或理论的投机分子——像是戴维·洛奇在小说里写的那种滑稽的文学研究者，为了研究简·奥斯丁将所有研究路径都穷尽，不是出于研究热情，只是为了让他人无路可走；或者是夏济安吐槽的美国学院研究文学的路数，生搬理论不顾美学与人性，把人训练得“呆头呆脑”。

以理论生搬硬套或是投机，倒正是将职业与个人完全切分开的结果，这些人可能既不欣赏自己分析的文本，也不相信自己套上的理论，只是像切芝士一样把工作冷酷地完成。我也欣赏杰夫·戴尔非常具有清教伦理主义的工作观，他说人不应该总是虚无缥缈地追梦，而应当把自由建立在刻苦地践行之上，就像仓鼠喜爱它的笼子，有退路的人总会选择退路，一条路走到黑反而可以实现工作中的自由。

当然这些说的都是比较特别的、至少有师道传承的工作。问题是，对一般的职业来说，这种结合是可能的吗？比如说将螺丝拧得更快，对一个工人来说也许是进步的，对一个人来说是否也是进步的，而非堕落？如果说这个问题对同一个人的不同身份而言有不同的意义，那么强行让本来被切割开的个人与职业完全融为一体，也是虚伪的。

徐鲁青：有时会开玩笑吐槽，作为记者工作和生活从来就没分开过，但事实上这更像一种自主选择，因为我们工作和爱好的重叠度是很高的。但更多人的“工作生活无法分开”并非是在选择一种生活方式，而是基本权利（八小时劳动制、休息权睡觉权）受到侵害，比如我租房时的中介小哥告诉我，自己教培行业被裁后开始干这行，几个月下来神经衰弱，夜里总想着客户消息，回复晚一点就被别人抢单了，很明显工作和生活分不开正在蚕食他的健康。即使是非灵活工作时间，学者潘毅写过生产流水线每天工作十二小时的女工，回到宿舍后她们也并没有和工作、和劳累分开，甚至辞职几年后，工作带来的疾病与疼痛也一直住在她们的身体里，无法分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