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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黄月
“很多人都说，我们终于意识到，只要手中有粮食、有蔬菜，一家人在一起，就是最大的幸福。”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韩茂莉在日前举行的三联·新知“农为邦本：中国农业一万年”主题大会上说。疫情封控之下，越来越多居住在城市中的人开始意识到自己与农业之间的关联。
农业是中国人送给世界的礼物，韩茂莉说，无论在世界何处，任何一碗米饭都可以追溯到水稻最早的驯化地中国。中国既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也是世界上三大农作物最早的驯化地之一。
农业是中国人送给世界最大的礼物
农业并非自人类出现以来就存在。韩茂莉说，在农业诞生前的200多万年间，人类通过渔猎和采集谋生。她谈到，早期人类的渔猎采集行为与其他动物直接从自然中获取食物的方式无异，是一种“利用型”经济。新石器时期，人类制作工具的方式不断进化，也有了新的食物获取方式——农业。这种生产方式被称为“生产型”经济。
那么人类缘何放弃了“利用型”经济而转向需要付出大量劳动的“生产型”经济？学界主流观点认为这与人口压力有关，韩茂莉引用研究狩猎采集文明的人类学者贝廷格（Bettinger）的模型进行了解释。经计算，采集渔猎的生产方式每平方公里可以养活0.001-0.05人，而养活一个五口之家至少需要100平方公里的资源。如果将中国人常说的“三十亩地一头牛”照此换算，中国小农传统五口之家的基本土地需求仅仅0.02平方公里。与采集渔猎相比，农业生产对于土地资源的利用需求大幅减少，土地的人口承载力大大提升。
如今，农业已经成为整个世界上占地面积最大的生产部门。据统计，在当今地球可利用土地中，农业占地64%以上，而在农业起源的时代，农业生产仅仅分布在有限的几个地方。韩茂莉谈到，世界上三大最早的农业起源地，一处在西亚北非，人类大约在1万多年前将野生小麦、驯化为人工栽培小麦；第二处是在中国，大约在1万年前中国北方先民将野生植物驯化为谷子、黍子，而在南方长江中下游地区，人类将野生水稻驯化为人工栽培水稻。除此之外，还有北美洲的墨西哥一直向南到南美洲安第斯山区的区域，人类大概在距今7000年以前将野生植物驯化为玉米、甘薯、马铃薯等等。
世界之大，最早的农业驯化为何仅仅出现在这三处？“农业的起源不是在一个最优秀的自然地理环境之下，而是在整体环境近似于恶劣但在小范围内有河流、有灌溉、能够发展农业的地方，”比如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尼罗河、中国黄河流域。韩茂莉指出，在这些地带，随着人口的增加，单纯依赖渔猎和采集产出的资源难以满足需要。在这种情况下，种子落地、猎物圈养启发了先民，农业就此诞生。
20世纪70年代初，河北省武安市发现了磁山文化遗址。仅第一阶段，考古工作者就在磁山文化遗址发掘出100多个储粮窖穴，根据其容积推测，这些窖穴可容纳粮食约1万斤。这意味着，在距今1万多年左右的华北平原上，这里的先民就已经将野生植物驯化为人工栽培作物谷子和黍子。韩茂莉说，从此之后，谷子以“粟”，黍子以“稷”，成为中国人特定的表达方式一直延续到今天。除了谷子和黍子，中国也是水稻最早的原始驯化地。据统计，如今世界上以小麦作为主要食材的占全世界总人口的70%，以水稻为主要食材的占世界总人口同样达60%~70%，在韩茂莉看来，农业是中国人送给世界最大的礼物。
农业塑造中国文明
在对谈中，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曾雄生援引中国饮食文化史研究学者筱田统的观点“主食作物的种类往往决定耕种这种作物民族的命运”指出，我们也可以从历史细节的角度观察农业对中国自身文明的影响。韩茂莉也提到：“农业诞生之后，必然就有工具的制造、水利的修建等等。所有这一切需要思考、需要创造，文明就产生了。”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就已采取有关农业的战略。越王勾践借口饥荒向吴国借粮，却将蒸煮后的粟返还，导致“吴种越粟，粟种杀而无生者，吴民大饥”。曾雄生还例举了秦统一六国的农业原因，如《战国策》记载的“决裂阡陌，教民耕战”、“秦以牛田，水通粮”等等。
对原产于中国的水稻和黍粟而言，小麦是一个后来者和闯入者。曾雄生说，在小麦最初传入中国时，人们依然采用传统的种植技术和烹饪方式，直到汉代人们开始秋种小麦、磨面加工后，小麦的食用品质才得到提高。汉代以后，小麦逐渐成为人们的主要粮食之一，中国的历史也进入了“小麦时代”。三国时期，曹操屯田许下，保护小麦生产，借此奠定了统一北方的基础。
冬小麦的原始驯化地位于地中海式气候的西亚、北非，在那里，直到秋天雨季当地人才进行播种。传入中国的冬小麦生长期依然如此，于是人们开始在秋季复种粮食。韩茂莉谈到，约春秋战国时期，今山东一带的北方地区已有轮作复种的两年三熟制存在。随着劳动力的提升，轮作复种逐渐变成了北方大地上普遍的一种种植制度。东汉发明了插秧技术，到唐朝插秧盛行，同一块土地上的水旱轮作成为可能。北宋这一技术趋于成熟，江南地区每年收获两次，土地利用率达到200%。她认为，种植制度的发展伴随人口迁移等因素，让中国古代经济中心的南移得以实现。
中国南方成熟的稻作技术也回馈着北方，北方地区的水稻种植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曾雄生谈到：“唐朝仰江淮以为国命，水稻扮演了关键的角色。”隋朝建造大运河也说明了北方对稻米等南方农业的依赖。明清时期，美洲作物传入，进一步促进了中国土地的开发利用，粮食增产使得中国人口不断增涨，在道光年间达到约4亿。
谈及农业与历史、文化的关系时，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周飞舟说，中国的延续性和文化的统一性与农业种植关系紧密。他引用费孝通的观点指出，中华文明延续、融合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农业，以至于农业成了中国人骨子里的基因。“中国人无论走到哪里都想种东西，”在他看来，中国的农业文明是一个“养育”的文化，培养着人性中的善和韧性。
农业出现是一种失误吗
《枪炮、病菌与钢铁》的作者贾里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曾提出，农业是人类演化历史上最大的失误。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教授陈胜前在对谈中将戴蒙得的批判总结为农业的三类影响。其一，农业的起源影响了人类健康，农业时代人的饮食不再均衡，人的活动也大大减少。其二，农业影响了人与人的关系，带来了社会的分化。与采集狩猎文明相比，农业文明的战争规模也显著扩大，造成的死伤也更多。其三，农业还影响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为了开荒耕种，森林被砍伐，沼泽被排干，大量土地被开辟为耕地。
对此，陈胜前认为，实际上采集狩猎社会中往往存在着一些原始的遗老、弃婴行为和生育禁忌，以此限制人口的增长。不仅如此，狩猎采集社会在消费上也面临着限制，比如为了共享食物，猎人不被允许吃自己捕获的猎物，人们也难以进行大量的食物储备。基于以上提到的种种限制，他认为狩猎采集社会是无法发展的，没有农业起源也将不会有文明出现。
农业的出现是打破原始社会秩序的颠覆者，陈胜前提到，当人口突破采集的极限之后流动性得以提高，标准化的便携工具也逐渐出现。此外，农业还带来了食物的“广谱强化”。所谓“广谱强化”是指人们逐渐将原本不能直接食用的动植物经过加工变为可食用的食品，比如将坚硬的橡子加工为可食用的坚果，农业让人们有了更广泛的食物来源。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唐晓峰也回应了戴蒙德对农业起源的批判。在他看来，农业的起源是一个历史性问题，人们应接受历史所创造的文明形式，考察农业基础怎么样影响了文明的发展。唐晓峰例举了古代中国北方的三种典型经济形态——农业、畜牧业和游牧狩猎，包括秦汉的农业与匈奴的游牧。虽然在历史进程中一些生产方式归顺了其他方式，但这三种形态都是在发展着的。而人们恰恰是在特定的情境中做出了历史选择，他说：“如果问匈奴人类的农业选择是不是巨大的失误，我想匈奴的答案一定和戴蒙德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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