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毒眸 张颖
编辑|周亚波
《风起陇西》播出后，很多夸赞和质疑的声音都落在了“门槛高”。路阳不认同这一点。至少作为这部剧集的总导演，他从没想过设置门槛。
8年前阅读《风起陇西》的原著，路阳就相信这个故事，想拍这个故事。在与毒眸的对谈中，他说自己和原著作者马伯庸一样，喜欢“历史缝隙下的想象力”。
大时代的命运与小人物的信念感，是路阳作品里常常呈现的母题。这一点，在《风起陇西》《刺杀小说家》和《绣春刀》系列，及导演处女作《盲人电影院》中都有展现。
在这些故事里，“小人物”可以凭着信念和勇气不停向前，成为“英雄”，这是打动路阳的地方。路阳说自己作为普通人，会有无力感，也时常挣扎。而身为讲故事的人，故事里那些有坚定信念的普通人，也能让他获得力量。
小时候，路阳总想把那些带给他力量的故事讲给周围的人听，长大后成为导演、拍出不同的作品，路阳依然在讲那些有关“勇气”与“信念”的故事。
只不过听故事的人变多了，有人信也就有人不信，对于这一点，路阳是尊重的。他希望能和观众平等地对话：“我这次讲的故事大家不喜欢，下次就试着讲别的故事，但如果你喜欢什么我就拍什么，那不成了骗你了吗？”
路阳还是要讲他所相信的故事。从2010年的《盲人电影院》到现在的12年，路阳认为在他的导演职业里是同一个周期，他希望这个周期可以一直持续下去，到七十岁，甚至更久。
在这个漫长的周期里，路阳想要始终保持他的“相信”。
“有些故事不能只有我知道”
路阳和电影的化学反应，始于少年时的一次“交换”。
小时候有小朋友来家里做客，看上了路阳很喜欢的玩具，路阳不舍得把玩具送出去，父亲和他说：“我跟你换，你把玩具给他，我给你一盘录像带，你可以录自己喜欢的东西。”路阳答应了。他用得来的录像带录一些动画片和电影，录好了拉着同学来家里一起看。
后来，家里买了VCD，路阳发现桌子上显眼的位置总会放着一些碟，父亲并不会给建议，任他自己选择感兴趣的看。初二时，路阳看到了名为《刺激1995》的碟。“这得有多刺激啊！”路阳以为是跟《星球大战》《虎胆龙威》“007”系列一样“带劲”的电影，没想到看完之后傻眼了。
《刺激1995》在中国大陆后来的译名是《肖申克的救赎》，路阳看完发现，那是一个有关希望的故事。“希望能够让一个人如此坚韧不拔，在长达十数年的时间里，为了一个理想活下来，”当时的路阳第一次强烈地意识到，“希望真是个好东西。”
《肖申克的救赎》图源豆瓣
高中的某天晚上，路阳放学回家看到桌子上又有两张碟片，北野武的《花火》和萨布的《盗信情缘》，一口气看完后，他被震到了：这也太好看了，怎么会有这么好看的电影？这俩导演也太厉害了吧！
之后的好几天，路阳都沉浸在这两部电影带给他的感受里。也是从那时开始，他意识到拍电影是一件很厉害的事，“感觉像打开了另外一个世界的通道”。
少年时期的文艺积累，有时会将人分化到两种路上：有人选择继续听故事，当一个文艺青年；有人选择讲故事，去当创作者。
路阳显然是后者，积累了很多观影经历后，他发现自己很喜欢给别人讲故事。“通过那些电影，我接收到了很强的东西，就觉得这个东西我得告诉别人，不能只有我自己知道，别人也得知道。”
最开始，路阳没有太多的“相信”，不觉得自己有多大的机会或者能力拍电影、讲故事。于是上了大学、读了工科。与此同时，路阳心里忍不住一直想着电影的事。直到毕业后，他做了工科的工作，当自己真的从事了其他工作，在岔路口就此与电影分道扬镳，思来想去，路阳觉得不能这样：“绝对不行，这对我来说不是一个合适的工作，我还是要干点别的。”
2003年，24岁的路阳考了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趁着还年轻、还有时间，他“一定要去试一下”。因为他希望自己做的，是自己喜欢的事：“要是不试一下，我肯定会后悔的，怎么着也得试一下。”
从动摇到时间不够用
2010年，31岁的路阳完成了处女作《盲人电影院》。如果要划分职业生涯关键节点的话，这之前的十几年，是路阳的第一个周期。
在这个周期的结尾，路阳还是“挺慌的”。他不知道自己每天都在做什么：没有收入，“信念感”也时强时弱，伴随着结婚、成家带来的现实生活压力，路阳不太确定自己要做的事情有没有意义。
虽然《盲人电影院》在国内和国外的电影节都拿到了奖项，让路阳得到了肯定，但并没有给他要做的事提供多大的便利。路阳觉得自己“并不文艺”，从一开始，他接触的、想要表达的，就都是“通俗”的东西，希望能得到观众的回应和反馈。
但商业上的成功，需要最初的杠杆和作用力。
《绣春刀Ⅰ》之前，路阳一直找不到钱。“前面拍了一个100多万的电影，突然说拍个3000万的电影，确实有点费劲。”
路阳形容当时的自己是“缺乏说服力的”。只有一个剧本，要说服投资方、说服演员，难度太大，连他自己心里都没底。两年的时间里，路阳一直处在未知的状态中，也曾动摇过。儿子出生后，他开始担心自己一直坚持的事是自私的：“我要养家糊口，得顾家。”
他想过放弃《绣春刀》，去写点别的挣点钱，妻子却不同意：“你这个事儿做了这么长时间，现在要去写别的东西？好歹得把它（《绣春刀》）做出来。”家人的支持让路阳觉得安心，他决定“再坚持坚持”。
回忆到这里，路阳才终于对毒眸说出“运气好”这个词。31岁，路阳拍了自己的第一部电影，等到35岁《绣春刀Ⅰ》全国上映、得到了观众的好评时，他完成了当时的自己最想做的事，这种“梦想成真”已经比很多人都幸运了。
当时的中国电影，处在饱满的“相信”状态中。路阳成为宁浩“坏猴子72变计划”一员、入选了“中国电影新力量论坛”，与宁浩、郭帆、陈思诚等人一起去好莱坞学习——雪球滚动了起来。十几岁时想做的事，都在一点点梦想成真。这一切与时代相关，若没了当时那份“再坚持坚持”的勇气，便没了根基。
路阳的“相信”开始得到回报，他想起一位“很厉害”的同学。上语文课时，老师要求每个同学每天上去讲一首诗，那个同学经常讲一些连老师都不知道的东西，他的文科成绩是最好的，但最后却从事了计算机科学。
这位同学跟路阳说，如果一年读50本书的话，一辈子也看不完世界上所有的好书。“他说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你的时间相对于你想做的事情来说，实在是太短暂了。”
这时候的路阳，也终于有了那位同学所说的感受：想做的事特别多，时间开始不够用了。
讲故事的成本变高了
和刚刚爱上电影时一样，路阳在做的事，仍然是“把好的故事讲给别人听”。只不过，听故事的人在变化，讲故事的路阳同样在成长。
2021年春节档上映的《刺杀小说家》是他成为导演十年后的一部重要作品。光剧本筹备就花了接近两年的时间，视效制作又做了两年多。
不少媒体都曾罗列过一系列的数字：“影片中异世界和角色的概念图画了2000多张；‘分镜’做了4个多月，分镜头故事板有2095张；整个场景搭建耗时5个多月，建了20多个摄影棚，搭建面积17万平方米。还用到了如动作捕捉、面部捕捉、虚拟拍摄、虚实结合拍摄等技术，是国内电影第一次大规模使用虚拟拍摄技术。”
而在毒眸曾经对话《刺小》的美术指导李淼时就获知，电影里战争开始的祭祀场面，最终呈现上虽然只有几分钟，却花了团队几个月的时间。“由于这场戏是异世界和现实世界特别大的转折点，要让观众身临其境、甚至“嗨”起来，就需要花这样的功夫。”
这与路阳的观念是一致的。在他看来，所有的技术手段，都是在帮助叙事，帮助观众进入到故事里。“如果不依靠技术手段，只是按照我们以前的经验，是不足以支撑起我想呈现的故事的。”路阳认为，如果用传统的皮套人、简单视效来表达，那么这个故事本身过不了他作为导演的这一关。
简而言之，他“不相信”。
最初《刺杀小说家》的小说打动路阳的就是一种情感力量：一个人不相信命运，一定要找到自己的女儿，为此对抗、挑战着命运。“战胜命运无异于凡人在挑战一个神，那我得拍出来，得让大家看到。”路阳说。
少年时只是单纯地想把看到的故事讲给别人听，成本很低，而拍《刺小》的路阳，必须通过技术手段和投入，才能把那个震撼他的、关于“相信”的故事讲得好，他注定要为自己想讲述的故事付出更多。
这一点，与他玩游戏的状态是一样的。他玩《战神》、《黑魂》系列、《血源诅咒》《只狼》，最近也玩《艾尔登法环》，而后几个“魂类”游戏上手难度并不低。“有时候游戏玩家是这样，因为难，反而会在这些难当中获得乐趣。”
虽然并不是所有观众都能理解路阳的大费周章，但他却始终认为自己和观众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不存在谁伺候谁，而是互相尊重的、诚恳的关系。“我诚恳地去讲一个故事，这次不喜欢，下次我试着讲别的故事，但如果是你想听什么我就说什么，那不成骗你了吗？”
刚刚完结的《风起陇西》，成为了这种理念的最新表达。
路阳通过自己的美学风格，打造出一个和原作气质匹配的“三国”，小人物们的命运在那里起起伏伏，这些都只是他想讲的故事的外化手段：普通人有了信念和勇气支撑，同样可以成为英雄。
这才是震撼到路阳的故事内核，也是路阳在2014年读到这个故事时的最大“嗨点”。他想把这种力量传递给观众，也很早就提过“与其拍成电影，不如拍成剧”。2020年，当新丽将金海曙完成的剧本交给路阳，执导《风起陇西》便成了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
尽管《风起陇西》是一部市面上少有的古装谍战剧，也是少有的三国不拍大英雄拍小人物的作品，观众此前没有太多相似的类型观看经验，但路阳依然认为，市场上有的内容足够大家选择，所以，他想“弄点别的，提供给观众一些其他的选择”。
无聊是路阳的天敌。但与此同时，路阳与无聊的对抗，并不体现在先锋与实验当中。他不希望呆在所谓安全的模式里，不论是《绣春刀》系列、《刺杀小说家》，还是这次的《风起陇西》，创作的起因都是路阳被故事打动，他想要传递这个故事，并相信自己的相信是对的：
“我没有在特立独行、标新立异，只是在想如何把故事讲得有趣，有趣非常重要。”
电影成为时间计量单位
路阳靠电影标记自己做导演之后的人生。
2014年《绣春刀1》上映，2017年《绣春刀2》上映，2021年《刺杀小说家》上映，他的计量单位不是年月日，而是那几年他拍过的电影。“我对时间概念特别清楚，每年发生了什么、那段时间我们为要做的电影做着什么样的工作，我都记得非常非常清楚。”
从2010年《盲人电影院》到现在的12年，是路阳导演的第二个周期。但这第二个周期，路阳不想给它预设终点，也不想用未来会拍出的某部电影作为划分职业生涯的另一个节点。他希望第二个周期可以持续到七十岁甚至更久，希望有一些东西是可以保持下去的。
“起码我们想要做电影的心是能够保持的。”
拍电影是路阳喜欢的事情，喜欢的事情还可以用来谋生，他觉得挺幸福的。“现在还能有电影可以拍，已经是幸运的了。”说到这里，路阳也有一些无奈。
每当有电影院关门的消息传来时，路阳的心都会被牵动。“怎么办？麻烦。对我们来说是很实际的问题，电影院少的话市场就小了，市场小的话电影的体量就会越来越小，以前能拍3、5亿的片子，后面如果只能拍1、2亿的了，该怎么办？”
疫情打乱了很多事情原有的轨迹和发展方向，电影和电影人也包括在内。
前段时间，路阳也经历了情绪低落的时期，他变得焦虑、工作效率低下，怀疑自己的信念感是不是不够了，“虚弱，觉得很虚弱。”
他没有放任这种状态持续下去，很快又用“相信”战胜了这种是虚弱。这种时候，他作品的人物会给到他力量，就像《风起陇西》里的荀诩，“荀诩不能放弃嘛！”“就是一直干，必须干下去，怎么能虚弱呢？太不像话了，好好干，别想那些有的没的。”路阳会这样跟自己对话。
在虚弱的时候保持相信，是路阳和他拍的故事里最清晰的信念感：“怎么能放弃呢？那不就是认输了吗？这哪行？哪能认输呢？”
这是路阳调整自己的某种方法，尽管他说自己并不擅长总结，只是一直坚信做电影是有意义的。而正因为相信电影的意义，就更不能因外界的变化去怀疑电影的意义。“情况越是不好，越要努力地好好拍，让观众看到。越是这种时候，越需要这么做。”
从很小开始看电影，到多年后意识到电影的力量，化学反应的发生需要一定的时间。现在的路阳依然相信这一点：“并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在拍电影，大家都在一起，不停地拍、不停地输出，未来某天总会有化学反应发生的。”
路阳把拍电影这件事比作爬山。中国电影的环境、状态乃至攀登者，一直处在变化当中，攀爬的过程里，风景一直在变化，但永远能看到远处有非常高的、让人仰望的高山，那里有着厉害的艺术作品和艺术家，是榜样，也是路阳信念的一部分。
在他眼中，爬山没什么技巧和方法，重要的是爬这个动作。“要一直爬。”
“你现在爬到百分之多少了？”毒眸问。路阳的答案是：“我才刚刚开始，刚爬了一个小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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