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刺猬公社  世昕

编辑|园长

在昏暗的房间里，注视着硕大的屏幕，紧紧握住手里的麦，唱出来的不仅是歌词，还有这段时间的压力与困惑。

当下被疫情封控在家百无聊赖的我，时常想去唱一场K。

有人可能会发问“现在还有人会去KTV吗？”也有人会下了定论“KTV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是啊，这个行业似乎经常性伴随“衰败与否”的诘问共同出现。

在这个已经大踏步迈入元宇宙和web3的时代，KTV似乎显得太过古早。21世纪初时它曾飞速发展，巅峰时期全国有超过10万家KTV企业，撑起来全国的“夜场经济”；十几年后，它又急转直下，光是整个2016年，就有60%的KTV宣布关门。2022年，全国KTV也不过5万家，数量上已经和最近两三年才流行起来的剧本杀店相差无几了。

它不仅是北京工体明星富二代一夜豪掷百万的都市传说，也似乎已经成为中老年人午后的廉价消遣；它曾经是“钱柜”“K歌之王”们所代表的金碧辉煌与纸醉金迷，现如今在大众认知里，它也逐渐变成了老旧破败、播放着往日金曲的昏暗包间。

一个行业的发展与兴盛不外乎资本的扩张与人的欲望，在这个行业里，这些元素又显得那么重要：关于音乐、消费、酒精与人情。

注：下文提到的KTV主要指“量贩式KTV”

中国KTV往事

对于2014年前的量贩式KTV行业来说，曾浩然用“遍地捞金”来形容。

当我通过同事联系到他，并表示我想聊一聊整个KTV行业时，他欣然答应了。作为进入行业二十余年的资深从业者，曾浩然已经称得上是个“KTV专家”。一天，我来到他位于北京的公司，听他从头讲起关于KTV的往事。

故事的开头，是那个我无数次在相关资料中看到的名字：钱柜。

2001年，来自中国台北的KTV品牌“钱柜”正式在北京朝外开业，在此之前，他们已经在上海等城市火爆已久，朝外店则是其在北京的第一家门店，也正式代表钱柜开始发力整个大陆的K歌市场。金碧辉煌的钱柜朝外店人头攒动，对于整个KTV行业来说，一个堪称黄金年代的时代也拉开帷幕。

彼时距离日本人井上大佑发明卡拉OK电唱机已经过去刚好30年，这一产业也已经在中国大陆发展了十几年，但常常行走于“灰色地带”，消费高昂的更具“商务夜总会”特质的老式歌厅难以走近普通消费者，已显出衰落之势。

海峡对岸的新业态改变了这个产业的格局，那就是“量贩式KTV”。“量贩”意为“大量批发”，很简单，相比于商务KTV及卡拉OK歌厅，量贩式KTV更讲求“走量”，他们将传统歌厅按歌或人头计费改为按时段收费，并且消费价格更加标准化，更加平价，同时配备较好的K歌设备与服务。用曾浩然的话来说，这是一种更易“健康发展”的KTV形式。

21世纪初期，伴随新概念的注入，行业也迎来洗牌，在广大消费者们的用脚投票之下，以钱柜为代表的大批量贩式KTV开始在全国各地开业，并且非常火爆，以钱柜为例，整个21世纪10年代，月收入经常超过1000万人民币，往往在工作日的晚间也房间爆满，量贩式KTV几乎改变了全中国城市居民的娱乐生活。

“那个年代对于KTV（量贩式）来说就属于捡钱的时代，全国都很好干，基本百分之九十的KTV都能挣钱。”曾浩然告诉我。21世纪初，他开始进入量贩式KTV行业，亲眼目睹了整个行业的“腾飞”。

量贩式KTV的主要商业模式是依靠低廉的包厢费获客，利润点主要在酒水、果盘等附加消费品。在那时的中国大陆乃至整个东亚，年轻人夜生活，或聚会时间，KTV几乎成为必然选择，于是，怀旧金曲与骰子碰撞，摇晃的酒杯搭配氤氲的灯光，这个堪称暴利的行业开始飞速扩张，自2003年开始，整个KTV产业在全国攻城略地。2008年至2011年，年均增长率超过10%。

“那时一些小规模的量贩式KTV已经开始下沉到县和镇一级，这个行业有点类似餐饮业，是劳动密集性服务产业，按那时的需求也不需要什么专业化管理。”曾浩然2008年开办了自己的KTV产业公司美亚歌，开始为一些中小型KTV提供管理服务。

“只要你敢开，就能够挣到不少钱。”

“当时不管你投资几百万也好，甚至上千万，回报率快的半年回本，慢的一年到一年半也基本都回本了。”

他的话让我想起家乡那个五线小城的“狼嚎一条街”——十数家千奇百怪的量贩式KTV坐落于此，一度是我童年时全市夜生活的中心之一。若干年后，前往外地上学的我才发现全国各地的不少中小型城市都有类似的区域，这正是KTV行业飞速发展时代所留下的“历史刻印”。

或是与国内娱乐产业发展的共振结束，或是与华语乐坛的兴衰密切相关，这些KTV企业中的许多都成为了“历史”。2014年左右，量贩式KTV迎来巅峰，全国约有12万家KTV企业。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2014年年底，曾经的业界老大钱柜颓势已显，全国十几家门店陆续关门，其大本营上海也未能幸免，至2015年，钱柜全国门店仅剩3家；同年，一款线上K歌App唱吧以“在家也能K歌”作为核心卖点，已在全国年轻人手中风靡，与它类似的还有劲敌“全民K歌”；而大歌星、好乐迪等KTV品牌同样迎来风波，一度风靡多个城市的他们轻则实力大减，重则退出市场。

“到2012年的时候，我就发现整个行业竞争太激烈了，同时大多数企业缺乏专业化的知识与管理。”曾浩然说，“想从里面竞争出来，需要更加专业化的知识。”

2014年开始，他创立的美亚歌扩张业务，由门店代管开始向企业培训探索，这是从授人以鱼到授人以渔的转变。

事实证明他的预感是正确的，整个产业里，衰落与变革共生。

他们来了，搞互联网的和开酒店的

如果要为2014年后量贩式KTV的下坡路找出一个原因，或许非常简单：

跟不上时代了。

就如同卡拉OK歌厅在国内的衰落一样，经过十几年的发展，传统量贩式KTV面临最大的问题，是固步不前。再次以钱柜为例，在2013年以后，许多门店不仅没有引入线上点歌模式，甚至一些门店还用老式键盘输入编码的点歌模式，整体用户体验上大打折扣。

彼时正是移动互联网飞速发展的当口，除了线上消费大力扩张外，伴随智能手机的推广与普及，线上娱乐方式越来越多，数字化正成为整个社会商业发展的中心之一。而传统KTV的作为重资产类型的服务业，更新换代的速度较慢，甚至滞后于市场，“体积大了难转身”更是制约了不少大品牌的发展。

曾有知名连锁KTV创始人表示，其经营成本中的33%都是租金成本，同时人力、版权费等不断上涨的成本更是加重了企业的负担。

动辄上千万的大店模式，让KTV品牌喘不过气来。而伴随时间的推移，为了吸引更多新顾客，装修、系统实时更新换代成为需求，但在更讲究快潮流的互联网时代，如此庞大的门店想要“翻新”并不简单，在重重困难里，许多企业难以“跟上”年轻人，变成了“时代的眼泪”。

单一的营利模式、曲库歌曲侵权，越来越多曾经不那么重要的“问题”开始浮现，似乎整个环境都在向这个产业高吼着“时代变了”。

2015年，各大团购网站的“O2O大战”更是将趋近饱和的市场陷入深渊。作为KTV资深管理专家，曾浩然就曾多次提到，除了全国企业参差不齐的管理水平外，KTV行业面临的一大问题即是市场的饱和。

“全国就这么多城市，一个市里能承载的KTV门店是有限的。”

行业陷入内卷，O2O大战变成了白菜价大比拼，几十块钱团购唱几个小时，甚至几块钱唱几小时，成为不少品牌获客的途径，然而吸引来的消费用户往往是学生等并不具备高消费能力的群体，包间就那么多，被白菜价消费者占据，同时面临高昂的成本，连锁大品牌割肉求生，个体户“悄然死去”。

总而言之，凛冬已至，2015年至2020年，全国KTV企业数量大幅度缩水，五年间，近半数商家没有挺过这场“寒冬”，2021年，一个热搜更是让人们目睹KTV行业的艰难前行：#中国现存KTV企业不及七年前一半#。

但走下坡路并不代表消亡，新血开始在业内沸腾。

2011年，陈华从阿里巴巴离职，开始了自己的第二次创业。不同于第一次创业搜索网站，这一次他将目光瞄准了移动互联网，于是，2012年，唱吧应运而生。

唱吧的爆红另所有人始料未及，在线K歌的需求远超市场预期，但随之而来的是对手四起，伴随全民K歌的入场，唱吧强敌环伺，与大厂拼不过肉搏，唱吧开必须拓新的业务。2014年，唱吧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在KTV行业正被唱衰之时，陈华投资了一家小型连锁量贩KTV品牌“麦颂KTV”。

互联网人入主KTV产业，新的思路也随即诞生，唱吧的目标很明显，他们要做属于自己的O2O模式，实现线上APP与线下门店的“共振”。同时唱吧也明确了一个宗旨：唱吧和唱吧麦颂的用户群体高度一致，因此线下门店必然要与传统量贩式KTV打出差异化。2015年，陈华在采访中表示，要用“小米”式的思路来做唱吧麦颂，主打小而精。

这正是针对传统KTV高成本、高消费的一次改革，唱吧麦颂要走薄利多销路线。从门店的选择上就能看出端倪，唱吧麦颂一改以往大门店的KTV模式，不仅价格更加低廉，单一门店的规模也同步缩减，每家门店仅有20个包间左右，面积也更小，同时去掉不必要的服务，整体风格上也更偏年轻化、简约风。

这种调整对于成本的缩小是显而易见的，曾浩然介绍，唱吧麦颂的平均单一门店成本很低，以北京地区为例，基本在200至300万上下，整体更轻量。

轻量的终极目标是为了连锁，唱吧麦颂发展初期以两种方式为主要扩张模式：加盟及众筹，并喊出了五年开店2000家的口号，在当时那个传统KTV衰落的局面里，称得上是惊世骇俗。

然而事实并不如想象中那般美好，到2016年，以大多数直营的模式，门店数量仍旧没有突破200家，进展缓慢，2016年，7天酒店创始成员韩俏帆的加入加快了唱吧麦颂的扩张。她采用“7天”式的加盟模式，以高度统一化的管理与风格为基调，让越来越多的投资人与加盟者加入进来。

截止目前，靠着薄利多销与疯狂开店，唱吧麦颂全国门店超过700家，尽管与当初2000家的豪言壮语距离不小，但也已跻身全国KTV头部行列，品牌也已形成。

无独有偶，另一大同样以轻量、时尚为卖点的KTV品牌也在近年迅速崛起，那就是“魅KTV”。魅KTV的创始人吴海同样出身酒店行业，曾创立连锁酒店品牌桔子水晶酒店。

2017年，吴海卖掉了桔子水晶集团，再度开启自己的创业之旅，他从自己的家乡江西瑞昌出发，创立了魅KTV。与韩俏帆一样，吴海同样将酒店经营的模式引入KTV产业，魅KTV同样走轻量化、强品牌、多门店的模式，相比唱吧麦颂，魅KTV的投入更高，单一门店的成本基本维持在400至500万左右，但相对于传统KTV来说，仍旧走轻量亲民路线，配以更加潮流时尚的整体风格，主打年轻、轻奢风格。

不同于唱吧麦颂的加盟模式，魅KTV的加盟门店并不算多，主要以酒店特许经营模式进行门店扩张，吸引更多酒店投资人入场，同时凭借扎实的团队与科技系统的引入，魅KTV成功在国内开疆拓土，2021年，魅KTV接受红杉中国的A轮融资，成为国内KTV行业的焦点。不到5年，其品牌门店已经近200家，同时还有一百余家正在筹备中。

互联网产品与连锁酒店，两大似乎不太相关的产业基因开始在量贩KTV这一行业里融会贯通，尽管扩张的目标不同，思路也不尽相同，但品牌化经营、专业化管理、差异化风格的整体思路开始在大品牌中达成共识，野蛮生长的时代过去了，一味砸钱的时代也一去不返，先进、实时迭代的经营策略不仅适用于这一行业，更是当下新消费领域重要的发展思路。

与此同时，老品牌也并非全部“一蹶不振”，一些企业同样依靠雄厚的实力穿越寒冬。曾浩然告诉我，除了走疯狂加盟路线的宝乐迪外，纯K、温莎KTV都是业内的新鲜案例。

不同于唱吧麦颂、魅KTV的轻型走量，他们往往选择更精品化的发展方向。纯K自不必说，自2010年创立以来，凭借较为专业的娱乐团队，其一直在业内稳扎稳打，以直营店为主要的扩张模式，并不断探索新的业态与形式。目前纯K全国门店近60家，近两年更是以美食概念走红网络，成为多地年轻消费者眼中的网红KTV。

小红书上的“纯K打卡”

而温莎则更是将传统量贩式KTV的“形”保留下来，强调单一门店的“重”，无论是投资还是服务上，都沿袭高消费模式。这家2005年从云南走向全国各地的企业穿越了整个行业的起起落落，目前全国拥有16家门店，一直以高投资、高消费为基调，同时在寒冬期积极拥抱数字化。和纯K一样，温莎KTV同样以“吃”闻名，疫情期间更是上线过外卖服务，并积极与更多企业达成合作，2022年春天的上海疫情中，还能看到温莎KTV员工成为盒马分拣员的相关新闻。

新品牌注血、老品牌谋生，KTV行业的凛冬中蕴含着希望与革新。但这个行业无疑是命途多舛的，疫情的无情来袭，让更多KTV企业面临前所未有的难题，而他们或许并非这些“大人物”。

那些看不到的企业，行业里“沉默的大多数”

跟我聊到一半，曾浩然接了个电话，是一个南昌的KTV老板打来的，当时正是全国各地疫情四起之时。

“整个南昌店全关了吗？”

“现在这波疫情挺严峻的。”

“没办法，大家都挺痛苦的。”

聊着聊着，曾浩然点起一根烟，仔细地听着对方的话语，时不时附和几句。挂了电话，他掐掉烟：“南昌一个跟我关系很好的KTV老板，他们那里有疫情，门店都关了。”

“我看到一些参与协会或者媒体关注的那二百多家企业，他们根本代表不了真正的中国KTV行业。”在他眼中，真正组成这个行业的是地域性的连锁品牌以及更多的单一门店，在以往大众的视野中，往往是钱柜、好乐迪等大品牌的相关故事，这些企业很难得到关注。

我想了想，这可能就是“沉默的大多数”。

2019年末开始的疫情无疑让本就不算景气的整个行业雪上加霜。整个2020年，因疫情影响，整个KTV行业整体客流量下降了70%到80%，不少企业因此倒闭，其中最令人唏嘘的恐怕是曾经名噪一时的“K歌之王”。

2016年，逆着行业大势，号称“中国顶级娱乐俱乐部”的KTV品牌的“K歌之王”在北京工体北路开业，当晚某明星富二代豪掷250万消费的新闻更是将其送上微博热搜，成为国内最具知名度的KTV企业之一。然而2020年2月，北京K歌之王在几年经营不善之下宣告破产，而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正是汹涌而来的疫情。

但事实上，大品牌因疫情而破产的案例仍是少数，真正受到严重冲击的，正是那些“大多数”。

他们也是曾浩然主要服务的对象之一。2015年开始，曾浩然和他的美亚歌正式开启培训业务，一方面是行业波动下业务方向的改变，也是曾浩然个人一直以来的想法。“说实话，一直以来我们这个行业里的大多数从业者专业素养都不高，大家搞娱乐业，什么出身都有，除了大品牌外大多数地方品牌很难有系统专业化的管理。”

“这个行业需要一个这样的机构。” KTV行业实际上的圈子并不算大，而曾浩然的美亚歌在KTV培训方面算是头部企业，自2015年开课开始，美亚歌系统服务过的KTV企业有五百至六百家，而来听过课的企业粗略估计有三四千家。

美亚歌视频号

“本身KTV行业的圈子就不大，整个行业在全国有名气的品牌加起来不过二三十个，剩下的都是地方性的连锁企业和单一门店，品牌也就那么多，圈子里很容易就传开了。”

美亚歌的团队以曾浩然这样曾在KTV企业做过高管的培训专家为主，从人员绩效、管理服务到线上系统都有涉及，同时还可以输出具有经验的KTV店长，为企业提供托管服务。从近两年开始，美亚歌也开始逐步投资一些在他看来更具潜力的品牌与企业。

“国内的KTV产业的地域性还是很强的，每个地区基本都有地方的连锁企业，从五六家店到十几二十家店。”这些地方性连锁品牌不仅有当初KTV竞争中生存下来的“地方强者”，也有近几年逐渐做起来的新品牌。它们“渗透”到广大中国的各个县市区，尤其在许多二三线城市，他们甚至能够力压“大品牌”。

曾浩然给我举了几个例子，温州、廊坊、芜湖等地的许多知名连锁品牌都有他们的密切合作伙伴。“你看我做培训，是不是以为只有那些经营不好的企业才会来听我的课，事实上不是的，更多的是经营地比较好的企业才会找我们培训。”

“比如有的店开了几家门店，但是一直培养不好人才店长，因为他们缺乏完善的员工体系，员工几个月就换一波，流动性非常大，我们就给他们设定更科学完善的培养体制，留住员工，培养专业化的班底。” 同时，曾浩然的团队也常年受邀走访全国各地的KTV学习“先进”经验，为整个行业的发展献言献策。

韩海就曾经是美亚歌的客户之一。2001年，年轻的韩海从山东来到广东打工，他的第一份职业就是KTV服务员，“当时我在广州第一家量贩式KTV打工。”

2007年，从服务员做到店长并管理了多家店面的他开始成为投资者，2013年，在多年的努力之下，韩海的第一家量贩式KTV正式在广东中山开业，这家投资三百多万、一千多平方、三十多个房间的门店，在当时的竞争还不算激烈的中山经营的不错，不到两年，韩海就回了本。

“中山市不像是一线城市，没有一下受到行业的冲击，整体一直到2016年发展的都还不错，当时底下的一个镇人口都有几十万，市场还是很大的。”凭借着自己的经验和广大的下沉市场，几年里，韩海以平均每年两三家店的速度扩张，到2020年之前，他旗下的品牌有四个，门店数量也多达十几家，并将产业布局到了珠海、江门等地。

“KTV的地方的特殊性还是很强的，它没有餐饮那么强的复制性，各地用户的消费习惯都不同，有的连锁品牌在中山就做不过我们。”无论从选址到当地消费者的习惯，相对韩海这样的地方连锁企业，在中山这样的城市，一线大品牌并不拥有什么优势。“不过在深圳我们肯定也做不过他们。”

而在疫情之下，地方性连锁企业相对集中、资金不足的缺点也同样暴露出来，2020年后，尽管韩海仍旧开了两三家店，但关掉的门店更多，在无法开门营业交不出租金的情况下，一些老店只能“断尾求生”。

跟我通电话时，韩海的店正因疫情关闭，他显得尤为淡定，似乎已经习惯：“应该还是看得到希望的。”

曾亚歌告诉我，因为疫情垮台的KTV企业不在少数，“我有时会在抖音直播，讲一些KTV行业的现状，有的老板就会在直播间里哭诉。”他告诉我，在固安的一位老板曾经开了两家门店，现在因为疫情的冲击，已经开始给别人打工了。

他有时也会在抖音讲解一些歌曲版权相关的选题，诸如如何在版权官司中寻求和解、前期规避相关风险等问题，“有一天一位老板给我打电话，说自己接到一个版权官司，可是他的店都已经黄了，自己在广东打工，问我该怎么办。”

“这样的事太多了。”他又点了根烟。

KTV不会亡

行业的下行加上疫情，这代表整个KTV行业会全面衰败吗？

尽管见多了行业里的“悲剧”，但曾浩然并不这么认为，他投身KTV培训行业就是看到了行业机遇：洗牌不代表着消亡。

在他看来，KTV的核心逻辑并非唱歌这么简单，最重要的仍旧是“社交”。

“它本身是一种娱乐形式，无论是唱歌还是喝酒，还是聚会，只要是这种社交的刚需在，我们KTV行业要做的就是在不断的经营过程中满足消费者的需求。比如最近很火的剧本杀，我们之前就在研究怎么能把它跟KTV这种形式做一些结合。”

根据艾媒咨询《2021-2022中国夜经济监测与城市案例分析》数据，有三分之一的中国青年群体夜间线下娱乐活动依然选择KTV，相比剧本杀、小酒馆等形式仍旧有不小的优势。

除此之外，KTV也要进一步关注不同群体的市场，“很多人关注到现在中老年人会在白天场去唱K，这就是一些传统KTV的转型，以前他们不接待类似的客户，现在他们专门把白天的时间给到中老年消费者或放假的学生，进一步在用户上下沉市场。”

在曾浩然看来，最重要的仍旧是抛弃曾经“野蛮生长”的发展模式，让更多企业更加专业化、多元化，在管理效率，满足需求上实现“开源节流”。

当一次次的转折点来临，野路子也必须走向“正规军”。

而进一步让行业焕发新生机的，则是新模式的探索。“2017年我在写行业趋势的时候，曾经提到过，未来KTV的发展必然是两极化的，一方面是小而精的，适合快速复制的连锁店，满足大众的需求；另一种则是极端走社交属性的店，它能够满足一些个性化、定制化的需求。”

他提到的后者即是业内目前火热的概念“派对K(Party K)”，以高端消费为主要定位，为消费者提供多元化的定制服务，消费水平在几千元甚至几万元区间。

目前国内多地都有类似的Party K企业，“广州有一家Party K，定位为高端量贩式KTV，主要目标消费用户为高净值人群，房间酒水单价都很高，最重要的是，他能为你提供各种定制服务。”他说，这种派对K可以承接生日派对、公司团建、朋友聚会等多种场景，提供不同价位的定制方案，包括整体布景，房间风格，餐饮服务等，都可以随消费者选择。

“你还可以叫DJ来你的包房打碟，甚至叫歌手来。” 派对K的概念更类似将小型夜店浓缩在一个KTV包房里，为消费者提供高端体验。

这正是整个行业中“高端玩家”所谋求的转型方式：以精品化、专业化的方式运营好一家独立门店，并通过大力的营销投入打造品牌，以类似国内一二线城市“网红夜店”的模式进行营收，整体的营收更多元化，上限也更高。

“他们更类似一个策划公司。”曾浩然介绍，这家位于广州的派对K每个月的营收能达到500至600万。但与此同时，这种高端派对K的模式很难复制，“他们太重了，不仅是场地、装修，主要是这样的服务团队很难复制。”

他透露，其团队服务过的一家位于成都的派对KTV投资达到了7000万以上，豪华到汽车可以直接“开”进包厢，一度成为一些车企新车发布会的场地。

派对K并非新兴概念，目前国内多地都有了类似的品牌，包括纯K、温莎等头部品牌同样将目光放在了这一领域。但曾浩然认为目前这一形式的前景并不算清晰，“它很适合打响品牌，但运营成本极高，实际上的营收可能没有想象中那么好看。”

Party K似乎想要复制往日钱柜与K歌之王的辉煌故事，但对于行业里非头部的玩家来说，这种形式依旧太重了。

就像海伦斯小酒馆这样在酒吧行业依靠特色迅速走红的入局者一样，KTV行业那些“大多数们”同样在寻求着自己的出口。

无锡人浦振伟就是其中之一。在2022年之前，他已经在无锡当地做了30年的娱乐产业，在入局量贩式KTV之前，他投资过经营过酒吧、网吧、茶座等多种娱乐产业，18年前，他终于决定聚焦，“当时感觉自己的产业有点太多元化了，最终决定做健康的量贩式KTV。”

2005年浦振伟开始投资KTV，经过十年的经营，他的KTV品牌“星音悦”已经颇具规模，在无锡、苏州、西安等地都有门店，总体规模达到十六家，但问题也同时出现。“2015年的时候我们就发现门店的业绩开始明显的下滑，同时自己在外地的门店也会受到当地品牌的一些挤压，很艰难。”

他和团队开始反思产品及品牌存在的问题，在他看来，当时的产品仍旧缺乏竞争力，他决定更加聚焦无锡本地市场，在保证核心门店的持续发展寻求新的发展模式。

同年，他成立了自己的科技公司“思娱科技”，名字的意思很简单“思考娱乐”，思娱也是思考快乐的意思。“我发现经过三十年中国的KTV产业都没有什么变化，一个沙发一个屏幕，我们这个行业可能需要一些改变了。”

彼时正值新零售、新消费等概念崛起，浦振伟将自己想要做的事定义为“新娱乐”，而思娱科技就是一家研究如何更好的做娱乐产业的公司，他决定将互联网及新技术融入KTV产业。

“我们自己开发场景系统软件，自己做生日、狂欢秀等素材，做到了全国第一家球幕KTV包间，整个房间被一个球型屏幕笼罩，把音响灯光暗藏在其中。”

思娱科技的思路与派对K略微相似，他们希望能够借助球幕等新技术为用户提供更沉浸式的、定制化的体验。另一边，他同时在研发着独立的KTV影像系统，希望以专业化、高效率的形式为自己的“派对空间”提供高效服务。

目前带有这种新技术的门店已在无锡开起了第六家，浦振伟介绍，这是多次试错后的结果。“我们在投资门店开业时发现成本仍旧很高，这并不利于长期的复制加盟，所以我们在探索做小型化的派对KTV，在试错中不断更新迭代，找寻降低成本的模式，做体验感更强的新KTV。”

他把目标放的长远，“我希望把新娱乐做成一个独一无二的品牌，通过新科技形式为核心竞争力，做小型化门店的全国加盟连锁。”

类似的定制化思路，思娱科技找寻的是可复制的、轻量化的扩张路径。

除此之外，还有更多KTV人在探索着以跨界为主的新模式：无论是火锅、烤肉进包房的餐饮式KTV，还有与桌游、私人影院等形式结合的“多功能”KTV。他们似乎在与各种娱乐方式展开排列组合，寻求除唱歌外的“最优解”。

归根结底，整个量贩式KTV产业都在做同样的事：“喝酒唱歌”的吸引力已经略显疲软，必须找寻到吸引消费者的新方式。

尾声

在行业里耕耘20年，曾浩然这样的KTV从业者仍然有着不小的愿景。

“量贩式KTV发明在日本，发扬光大在中国台湾省，但真正做大做强还是在我们大陆。”

他甚至提到了出海。在疫情之前，东南亚的KTV产业正迅速发展，而他也曾多次受邀前往泰国等地考察当地的KTV企业。

“我们还有不少海外华人想开店，除了东南亚，还有欧洲、美国、南非。”他给我讲起了2016年他前往英国帮扶开店的故事。

“传统KTV的时代可能过去了，年轻人不爱去了，因为他们没有新的玩法。但唱歌的需求仍然存在，我20岁时想唱歌去KTV，30、40了，我想唱歌也仍旧去KTV，我想你也会是一样。”

经过三十年的浮沉与发展，中国的量贩KTV行业确实已经进入了一个艰难的时期，不仅行业本身缺乏更强劲的消费吸引力，剧本杀、轰趴馆、密室等新形式还成为后起之秀，围追堵截。从2015年开始，行业的阵痛已经持续了整整七年，并且似乎仍会继续。

可我同样认为，应以乐观的形式看待整个产业，作为国内乃至东亚风靡数十年的娱乐方式，它的市场可能会被稀释，但要谈“消亡”仍旧为时尚早，KTV们所要做的，是坚守千亿市场，并找寻到更合适当下的发展路径与娱乐模式，只要人们对社交的需求和音乐的热爱仍在，结局就远远没有到来。

参考资料：

[1] KTV，等得起？，CEO品牌观察，米娅

[2] KTVO2O落地：唱吧麦颂启动股权众筹模式 1年内复制70家店 ？，i黑马

[3] 2021年中国KTV市场发展现状分析经营成本持续上涨阻碍行业发展「组图」，前瞻产业研究院

[4]春节洞察：KTV全靠长辈在撑腰，惊蛰研究所，白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