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毒眸  张颖

编辑 | 赵普通

“你当初为什么会选择这份工作？”

如果把这个问题抛给电影从业者，百分之九十的人都会追溯到自己最初“爱上电影”的那个时刻。“热爱”一直是电影人的高频词汇。

因为热爱，也因为电影在百年来时常保持着迷人的吸引力，选择投身这个行业的人往往会投入远超过一份普通工作的精力和热情。而电影是一项复杂的工作，要维持这个庞大系统的正常运转，每一颗“螺丝钉”都被咬合得很紧。

有些人已经牺牲掉太多个人生活的时间，到了极限，选择提前退场；有些人在行业环境发生变化之后，最先感知到了生存的压力，不得不离开。而更多的时候，离开的原因可能只是，个体在面对庞大系统时，产生了深深的无力感。

电影行业始终人来人往，这两年影视行业的困境加速了这种流动。好在，他们付出的时间和热爱，在这里留下了痕迹。

“不可抗力”

2016年，肖恩研究生毕业后就进了一部大体量合拍片的剧组，因为是电影专业出身，又有扎实的外语功底，他得到了双语制片助理的工作。

那一年，《长城》和《功夫熊猫3》的大陆票房都突破了10亿，成龙主演的《绝地逃亡》和袁和平执导的《卧虎藏龙：青冥宝剑》等多部合拍片也有不错的票房表现，很多项目都正在路上，市场前景光明，肖恩赶上了好时候。

双语制片圈子虽小，但只要有片可拍，职业发展就是有希望的。而一毕业就能参与到大规模的工业电影制作流程中，对肖恩来说是“一个全新的世界”：“独立电影和工业电影完全是两个东西，具体操作千差万别，组织结构很复杂，想搞清楚那些分工就要花很多时间。”

在那段时间的工作里，他每天都在学习、吸收好莱坞工业体系的知识，能清晰地感受到自己的成长变化。被分配到灯光组做翻译和制片助理，肖恩发现大片所用到的灯光器材，比他在学校里面见到的要大很多、专业很多，“当时特别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是，我会用英语说出所有灯光器材的名字，之前我都是不知道的。”

也是在和好莱坞的专业电影人一起工作后，肖恩才真正明白了为什么他们的工业体系那么健全、电影工业那么发达。“因为几乎99%的人都体现出了非常好的专业性和沟通技巧，他们真正地明白电影是合作的产物。”肖恩认为，在电影工作中，除了专业性，怎么样去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意思也是非常重要的。

“国内电影圈的壁垒很高，师父带徒弟，站队、帮派很严重，如果跟对了师父当然很好，但很多新人是没有机会去跟一个好师父的。”而在那部合拍片的剧组，肖恩没有感受到论资排辈带来的压力，发现只要自己充满热情和学习欲望，就有机会平等地和厉害的电影前辈交流。

有一天肖恩在片场待着，影片的B组摄影指导把他叫了过去，给他讲“这个灯为什么要这样用”。对这位在好莱坞经验丰富的摄影师来说，肖恩是一个陌生人，但还是很愿意和一个刚毕业的电影新人分享专业知识。

从那之后的几年，肖恩参与了几部工业电影在国内和国外的拍摄工作，他喜欢“用脚去丈量影棚”的现场感，对他来说，工作本身是有趣的、有价值的，工作中的自己也在飞速成长。在他的设想里，自己会在这个行业继续工作，争取更多的机会和更大的发展空间。

可惜的是，肖恩并没有如愿以偿。2020年初，他在国外拍摄，3月底回国，突然发现一切都不一样了。

尽管在2019年，肖恩就感受到了合拍片因时局变化而开始呈减少的趋势，但没想到2020年疫情爆发，双语制片这份工作彻底做不下去了。“其实有一点儿伤心，”肖恩说，“如果没有疫情以及一些客观因素，肯定是想继续下去的。”

肖恩也不是没考虑过在国产片里继续制片的工作，但对他来说，之前积累的经验很难得到很好的发挥，他也并不能完全适应国内的工作方式，离开或许是“不得已中的必然”。

“凌晨下班，在出租车上睡得最安稳”

阿同（化名）也是在2020年疫情后离开电影行业的。在真正做决定之前，他有过无数个离开的念头强烈的时刻。

毕业后的阿同在网站和自媒体做过电影相关工作，更多的是以旁观者的视角观察行业，还常常要背一些营收的KPI，这让他觉得很苦恼。“好像什么事情一旦跟收益挂钩了，就变得特别不可控，光靠个人努力决定不了最后结果如何。”

而真正有了“电影从业者”的参与感是在2019年，阿同去了国内某头部电影公司，做影片的短视频营销工作。那是电影营销向短视频这一阵地转移的重要时间节点，在抖音、快手等平台，有电影偏好的用户很容易刷到即将或者正在上映的电影相关视频。

他记得很清楚，彼时电影营销宣传在短视频的正反馈非常明显：“一个数据直接破百万，能突然获得极大满足。”在为某票房超30亿的影片做短视频宣传物料的剪辑工作时，有好几条都获得几十、上百万的点赞，后台播放量也有千万的。阿同说每次看到这些结果，就觉得之前那些加班的辛苦和创意构思时的苦思冥想也都值了。

项目期确实很辛苦，周末在家也经常要打开电脑临时做一些物料，工作日更是经常加班到半夜，从北京市中心打车回通州，不堵车的情况下只需要二十几分钟的车程，在那二十几分钟里，阿同会获得质量最好的一段睡眠。“因为很累，很困，在车上睡觉反而比家里要踏实、舒服，在家躺床上我会失眠。”

每当项目期忙得昏天黑地时，离职的想法就会从阿同脑袋里冒出来，但每当自己参与的影片有了不错的票房，阿同又会觉得很满足：“虽然一部电影的市场表现好坏最终还是由影片内容质量决定的，但想到我做的营销物料可能激发了观众的一点点兴趣、给票房带来一点点贡献，就真的很开心。”

从工作里获得成就感满足感，在很多时候可以弥补阿同那些个人时间被严重压缩、没空看书打游戏见朋友的遗憾。但2020年疫情发生后，整个电影行业停摆，和很多电影人一样，阿同也处在焦虑里，每天只是做一些看不到成果的日常工作，曾经支撑他的那种满足感被无事可做的“没意思”取代了。

“当初来北京是因为喜欢电影，想做和电影有关的工作，但现在回想起来，好像那个时候我就不觉得自己可以一辈子留在北京、一辈子做电影。”2020年夏天，阿同终于下定决心离开了北京，离开了电影行业。

无力感

和很多电影人不同的是，木木（化名）似乎很少从工作里获得所谓的成就感。木木在17年进入国内某电影公司做发行，从北京飞到他所负责的城市、向影院要排片，构成了他工作的主要部分。

现在回想起来，那是一段“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日子。“无外乎就是交朋友，钱给到了、关系处好了，我们的片子在这个城市的影城里就有多的排片了。”这种工作模式对木木的性格来说并不难。

唯一的区别是“交朋友”的难度不同。有些城市的影城经理，只需要木木送杯星巴克、撒个娇、聊聊天，排片就能要到手；有的经理需要喝大酒，对瓶吹，一个人喝四个，给对方喝高兴了就有得聊；在一些乡镇影城多的城市，为了不失去任何一个影城的排片保证，木木要跑到镇上、村里一一拜访影城。“能吃苦就行，不难。”

时间久了，木木形成了自己的工作思路，和很多影城经理也成了朋友，“有的地方是我在北京发几个微信就能敲下来排片，都不用出差。”听起来这是一份轻松的工作，但并不是没有糟心事发生的。木木所在的公司有一部口碑极差的烂片，在看过片子后他就知道这部片子一定卖不好，但做发行的不能因为片子烂就放弃。

“这部片子上映后一定会口碑崩盘，所以上映第一天的排片特别重要。”木木领到的任务是为影片拿下30%-35%的排片占比，但他在自己所负责的区域把这个数字做到了40%-50%，尽力争取到第一天的票房能稳住。

果然，影片一上映就引来铺天盖地的骂声，票房在第二天断崖式下滑。“我去要排片的时候也有影城经理问我片子质量如何，我只能说完成度可以，上映后一打开手机，全是骂我的消息。”虽然回想起这些事，木木觉得很好笑，但在做发行的时候，片子的好坏他决定不了，他唯一能做的，就是让片子卖得好一点。

长此以往，木木不仅发现他的工作机械、没有技术含量，整个发行行业也一直在走下坡路。2019年春节档结束之后，木木选择了离开：“如果当时我不走，以后也肯定会走，这份工作是可以预见的，没什么前途。”

个人的努力左右不了行业好坏的无力感，也是潘潘离开电影行业的原因之一。

大学的时候，潘潘在国内某独立影展做统筹、协调的工作，2015年毕业进入电影行业，做电影创投。与现在创投扎堆的情况不同，彼时国内的创投起步不久，数量不多。但是也有一些行业外的资金，甚至金融基金对电影项目葆有兴趣，潘潘形容是“有热钱进来”的状态。

之后的三年里，潘潘尝试了不同平台的创投工作，其中也包括科幻类型，当时她所在的平台尝试让科幻项目拍摄先导片，但很快她就发现，这种模式行不通，很难对项目有实质性的帮助。“一个项目从故事发展成剧本、到制作、再后期，需要很长的周期，慢慢去协调各种不可控因素，科幻更是如此。”

2019年，潘潘觉得一部好电影想要“走出去”越来越难，电影内容上自由度的天花板仿佛越来越低，行业在发出诸多不好的信号。而她从2016年参与制片的电影项目，先是遇到审查困难，好不容易立项后又因为一些原因停掉。

“最难熬的是项目完全不动，能做或者不能做都没有定论。”回想起离开电影行业的原因，潘潘觉得很重要的是，她发现自己没有办法让她参与的事情变得更好，这让她感觉到特别无力。

或许是因为这种无力感，潘潘时常觉得胸闷，似乎身体都在告诉自己，不能再继续了。潘潘计划离开电影行业，也是在那时候，她体检发现身体长了肿瘤。“肿瘤很大，医生说至少长了6、7年，仿佛是我进入电影行业它就开始长一样。”潘潘做了开腹手术，拿掉了肿瘤，也辞职告别了电影行业。

“当观众是最幸福的”

现在的潘潘和朋友一起做了视觉工作室，为客户提供一些设计、策划和拍摄的服务，但她很少接视频类拍摄。

“视频广告常常会流产，会让我想起以前做电影项目的感受，有点PTSD了。”而平面项目前期、后期跟视频项目比起来是降维的，现在的潘潘更喜欢这种快速直接、看得到成果的工作内容。

由此带来的，也是生活上的巨大变化。现在的工作只需要潘潘投入三分之一的精力，就可以维持一定的收入，另外的时间，潘潘会用来学习金融相关知识，好好感受生活。她仍然会关心电影行业的朋友们，再有项目瓶颈或者流产，她会感到惋惜，不过已经平静看待了：“毕竟对电影项目来说，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

阿同也仍然会在朋友圈刷到北京的电影行业的朋友们的动态，有时候还会帮忙转发一些信息。离开北京之后，他在某城市入职了一家视频平台，工作内容更多围绕着剧集和综艺，也会加班、会焦虑，但有了健身和谈恋爱的时间。

他租了一个大房子，房租和他在北京的租三居室中的一间价钱差不多，“我的猫应该挺幸福的，它跑来跑去的空间变大了。”

肖恩现在在南方的一家广告公司工作，疫情期间他也开始了自己的剧本写作，“我不想以把它卖出去为目的，想写就去写，写它完全是出于我当时在疫情期间的一些心理状态。”

疫情刚发生的时候，肖恩也曾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会那么倒霉，在事业刚刚有起色的时候碰到这样的事？”但在离开电影行业之后，他产生了一些新的思考。曾经他一心扑在工作上，只为能去更好的剧组、得到更多的工作机会，但忽视了自己。

“它（疫情）被迫让我更多地去关注自己作为一个人的存在，思考我个人的生活怎么样对我才是最好的，”现在的肖恩发现，事业毕竟只是人生的一个部分，工作应该是人生很小的一部分，“电影固然重要，它之前是我的工作，也一直是我的爱好，我现在慢慢觉得，好像不一定非要把爱好当成工作。”

只不过肖恩现在还是会维持自己看电影的习惯，所在的城市有影展的时候他也会买票去看，“票是不用抢的，因为没有那么多人感兴趣，但我自己作为一个影迷，还是有这么一点点的仪式感的。”

潘潘也在杭州参与了一个影展，只不过这一次她的身份是观众。离开电影行业之后，她和电影的关系恢复到“我是观众”的状态。这让她想起了自己读初高中时，电影看得最多最密集，也是觉得自己最爱电影的时候。

“那种感觉就是最单纯、最开心的，我觉得做观众真的是最幸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