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8期主持人｜徐鲁青

近日，杭州的柳树上了新闻。西湖断桥边的7棵柳树被移走换成月季花，景点“柳浪闻莺”新栽的柳树尺寸远小于原树，大量杭州市民对此提出批评，“没有杨柳的西湖缺少灵魂”、“破坏了文化”……压力之下，杭州政府向市民道歉，并重新补栽了柳树。

这并不是我们第一次关心城市里的树。2021年，广州市政府在实施“道路绿化品质提升”“城市公园改造提升”等工程中，砍伐了三千多棵榕树，市民发起了“榕树保卫战”。2020年，成都桂花巷的20棵大桂花树被砍，市民表示不满。2011年，南京为建造地铁，计划移除2000棵法国梧桐，也激起了许多人的反对。植物承载了一座城市的集体记忆，在上海与南京生活过的人不会忘记，走过植满梧桐的街道时叶隙漏出满地明灭光影；重庆最常见的黄葛树能深深扎根陡峭坡道，春夏之交，金黄的树叶洒落一地；每年春天的北京，满城飘荡的杨柳絮在让不少人过敏的同时，也颇引离人怀念。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副院长肖毅强认为，植物和古建筑一样，也有自己的历史与文化意义，他认可广州人对榕树的保护，“五十年代，因为修路、埋市政管道，北京拆了不少老城墙；八十年代，因为道路拓宽，广州也在拆老骑楼。如今我们对城墙和骑楼是历史风貌的载体、应该呵护它们的存在有了共识，但却对珠江两边的榕树漠然，其实是历史性认知错误的重演。”然而，在许多城市规划中，树木只被当作提高城市绿化率的工具、打造网红景观的零件、基建设施建设的阻碍，这不仅忽视了树木的文化与历史意涵，也掩盖了它们承载的情感与记忆。 

在路旁、身边与心头：扎根在我们城市记忆里的植物

姜妍：北京其实很多植物都让我印象深刻，童年时窗外是一排杨树，日日盯着这排杨树发呆和胡思乱想，当然是很难抹去的记忆。北方干燥，秋冬树叶落下，我很喜欢枯叶踩在脚下的那种感受，但唯有银杏叶因为水分含量大，无论如何不会变得彻底干燥，也会让我多一分注意。有一年去台北，天心老师讲起自己第一次去日本，坐在列车上看到银杏树的时候很惊叹，刚好是银杏树金黄的季节，她就问身旁的老师那是什么树。老师偏偏绍兴口音很重，回答了两遍天心老师都没听清，又不好意思再追问，只好循着发音给友人写信道，“我在这边看到一种好漂亮的树，叫——银行树。”天坛北天门至祈年殿的路上也植着两排银杏树，每年秋季很多人从地上捡白果吃，去年却几乎无人问津。想来是因为去年气温骤降，大风一夜间把银杏叶都吹掉，而白果也还没真正成熟的缘故。银杏叶虽然好看，但落地上的白果却并不易清理，气味也很感人。

林子人：杭州的市树是香樟，但市民最有感情的应该是市花桂花，几乎每个街道都种了桂树，从8月下旬开始，杭州人就开始期待桂花盛开，满城桂香的时节，杭州人会去“满陇桂雨”游玩，找一家农家乐，和三两好友坐在桂花树下喝龙井，消磨时光。你们能想象杭州有些幸运的小学生的课外活动是“打桂花”么？宋乐天在《无尽绿》里记录了她在2014年9月底随一群小学生“打桂花”的经历。满觉陇的村民有感于小学五年级语文课文《桂花雨》中的配图谬误（图中母女二人通过摇动树干来收集桂花，但与事实不符），邀请了杭州的“小伢儿”（杭州话里的“孩子”）来亲自体验“打桂花”：三人结成一队，二人手持纱帐站在树下，一人用竹竿轻敲枝干，金黄色的花雨就簌簌而下，落在纱帐里。我读到这里的时候真是羡慕这些孩子，这样的童年记忆应该是杭州独一份的吧。打下来的桂花会被加工成桂花糖或桂花干，我当年出国留学特地带了一罐桂花干，在泡龙井的时候加一点桂花干进去，添上一缕幽香，聊以慰藉思乡之情。就像宋乐天所说，桂香最是抚慰人心，“这时我忘记我是一只骆驼，我身上负有人生的重担。”

潘文捷：香橼是我老家的市树。这是一种本地树种，结出的果实颜色形状有点像柚子，可以散发柑橘的清香，并能存放很久，据说也可以做中药材，但是不能直接吃。一般家庭就把果实放在家里做装饰，还能清新空气。

香橼树在老家随处可见，也有儿童艺术团、本地企业起名为“香橼”的。我们和邻居家的中间地带就种了一棵。生活中为了土地吵架的例子很多，据说这棵树苗是对方的，土是我家的，结出来的果实两家分享，有以示友好的意思。虽然不清楚当年的具体情况，但我想他们选择香橼而不是其他树种或许有一定的寓意。对我来说，这种植物已经算是一种情感的维系。

叶青：成都简称“蓉”，是因为市花是芙蓉花。据成都博物馆的介绍，五代十国时期后蜀皇帝孟昶在成都遍种芙蓉，以此花承载他的政治理想，愿国家如芙蓉盛开般昌盛。但民间流传的说法称芙蓉是为了他心爱之人花蕊夫人所种，因此芙蓉花还象征着爱情。根据成都市林业园的统计，成都在2017年就已经种了14万余株芙蓉，但我平时走在街上并不常看到（很有可能是我没认出来），个人觉得成都最多也最好看的还是银杏，春夏还不明显，深秋时节街上金灿灿的一大片，好看极了。

网红景观、忽略当地生活与植物年限：城市绿化有哪些问题？

徐鲁青：很多时候，城市绿化太注重追求景观造型，忽略了植物与生态系统的发展。生态学学者杨永川提过一个例子，上海在2000年初准备世博会的时候提出要把全世界同纬度的树种都移来栽种，但同纬度大部分地区都是沙漠，于是上海移了很多棕榈树，后来发现这些树冬天都快冻死了，只能给他们“穿衣戴帽”。后来虽然上海停止了这类移栽，但其他小城市的绿化都朝大城市靠拢，也开始种棕榈树。

尹清露：虽然济南被称为“泉城”，也常被评价为“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但就植被覆盖率和树种多样性来说，肯定没法和南方城市相比，到了冬天，城市也会变得灰扑扑，街上往往就只有稀疏的行道树（即使最近两年经过规划已经好一些了）。最近属于济南的植物高光时刻应该是泉城广场的大片郁金香，四月正好是花期，好些朋友都去打卡拍照来着，近看是很好看，但是密集的花海在混凝土城市背景里还是很突兀，如此一来，花变成了人们瞻仰的景观，反而说明了城市里植物的贫乏。

这些问题和地形地势不佳、北方城市气候肯定有很大关系，但是“先天条件”的缺乏是不是也会导致居民对植物的重视不足，从而影响更合理的城市规划？比如我就从小和植物的关系比较远，体会不到植物的美，去过植被丰茂的地方之后才发现它们的重要性。

徐鲁青：“花海”之类的网红景观好像在中国城市中经常用来吸引游客，我印象里有县城会打造“薰衣草花海”或“玫瑰花海”，称自己是“小普罗旺斯”之类。也有一些城市为了旅游业或者“花园城市”的名号喜欢追求植物奇观化，比如广州砍掉榕树的一个理由是要打造“花城”形象，让榕树为开花树木让道，但这不一定适合当地人的生活。实际上，很多广州市民都喜欢在榕树下乘凉，榕树如果砍光，广州夏天的街道会非常热。这里也涉及到城市到底为什么而建的问题，无论是“花城”也好，还是不允许人亲近的大块绿地也好，都像是为观光、为展示而建，但如果真的从当地生活出发，只能看不能躺的大绿地并没什么意义。

姜妍：不太了解这次杭州柳树事件的具体情况，但是由于不同的植物确实有不同的寿命年限，所以在做城市景观决策的时候需要纳入这一考量因素。比如日本的樱花树其实也是在替换的，而且不会说等到植物年限快到的时候再进行操作，这个替换可能对偶尔到访的游客来说感知不明显，但是在地居民肯定能捕捉到。

徐鲁青：植物年限确实是城市规划需要考虑的一点，学者杨永川也提到，现在的城市绿化相比于培养小树，更喜欢大树移栽，但很多树现在放在路上可能大小合适，等五年十年后，作为行道树就太大了，会阻挡行人通行，而且移栽也会破坏大树本来有的生态系统。大多数城市管理者可能就只在一个地方待几年，小树并不能马上见到绿化成果，于是倾向直接用大树，而不是等待一个生态系统慢慢建立起来。

除了“被驯服的自然”，也要有肆意生长的自然

尹清露：深圳的城市和植物的关系很近，坐在出租车里都觉得心情愉悦，因为窗外都是果树、椰子树。去年住在南山区，每次出门都会路过沿着海岸线而建的深圳湾公园，感觉如同度假，还因为家门口的桂花太好闻，特地买了桂花味的香薰蜡烛摆在家里，不过也就能还原30%真实的花香。

林子人：和许多其他城市相比，杭州的幸运在于自然是它的有机组成部分。2000年以后，杭州施行了环西湖景点免费的政策，进一步将西湖整合进城市景观之中，姑且不提此举对提振杭州旅游业产生了多少积极的效应，对于杭州市民来说，这肯定是一件好事——亲近自然本就不应该有经济门槛。

搬到上海，我一开始的确有些不习惯，觉得这座城市绿色好少，但慢慢地我发现上海的自然是靠各种城市公园堆砌起来的，甚至在街角都能划出一片小小的空地做成一个花园，还挺可爱的。

这两天社交网络上流传环贸iapm的阶梯上杂草丛生的照片，有人感叹，当城市无人时，自然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重新占领空地，也有人指出这本就是iapm的园艺设计。我是觉得它提醒我们注意，城市中的绿意或多或少都是“被驯服的自然”，需要人类不断地去修剪和维护，即使是西湖也是如此，因此它是“世界文化遗产”而非“世界自然遗产”。但我们需要承认，植物也是城市景观的一部分，和建筑一样能让城市居民产生深刻的感情。

徐鲁青：很同意亲近自然不应该有经济门槛。这让我想到北欧一些国家的“自由漫步权”，也叫“自然享受权”。北欧大多数原野和森林都是私有的，但是法律规定人们有权利进入私人的林地，采摘野果、蘑菇、野花，或者搭帐篷露营等非破坏性活动，这保证了人人都能享受美丽的自然。

一直羡慕一些西南城市，喀斯特地貌让市民在城中心走几步路就能够到山野与林地。上海确实有很多可爱的小公园，但在我看来它们太过修整，光有“被驯服的自然”是不够的。一些城市规划学者也开始批判传统“绿化”概念缺乏对人类中心的反思，提倡城市绿化不应只是整整齐齐的人工景观，而是再现田野和森林的真正生态系统——让人行道旁长出灌木与野草，让公园里的野花肆意生长。植物也不能只被视为服务人类的工具，它们同样是城市的居民，同样应该有空间自由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