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2期主持人｜徐鲁青

我们的生活在这几个月里充斥着不确定性。看《一把青》时我忧心脆弱的和平年代还能维持多久，读非洲饥饿小说则焦虑没抢到的盒马订单，看大卫·爱登堡在非洲抱蜥蜴、去南美拍雨林、探极地时对冰川叹气，我想全球变暖也想出门堂食。

纸张与屏幕里的一个个场景，要么前所未有地能理解共情，要么觉得虚幻得像外星故事。最近读托尼·朱特的《记忆小屋》，他回忆在剑桥读书时，几乎所有学生都在为反越战游行，“我一边小跑，一边发现并肩跑着一个被派来维持秩序的警察。我们对视一眼。‘您觉得游行进行得如何？’我问他。他面不改色地听取了我的问题，回答说：‘噢，我觉得游行进行得好极了，先生。’”而在现实里，线下上课都是一种奢侈。我读丽贝卡·韦斯特的巴尔干游记，她坐火车穿过欧洲，游遍巴尔干半岛，并抱怨旅行过久后的身体劳累。我想了想，跨过重重边界，坐火车到另一个国家是什么感觉？还有萨莉·鲁尼，她笔下的人物面对琳琅满目的商品，大谈消费主义的邪恶之处，他们还热衷聊马克思，并认为“世界自苏联解体后便不再美丽”。我有些生气，这就像萧伯纳赞美第三帝国，乔姆斯基尬论乌克兰问题，天真是因为幸运者从不需要亲身经历。 

在诸多不确定中，我们也更能够理解一些作品的所思所言。记得新冠病毒爆发最早期，许多人都在讨论社会学学者周雪光的研究，连专注明星八卦的豆瓣鹅组都出现了读书笔记。周雪光提出的许多概念，比如“运动型治理机制”“向上负责制”，在彼时都成为了我们理解现实逻辑的一把钥匙。那段时间大受关注的作品还有加缪的《鼠疫》，同样是一座因病毒被封锁的城市，人们痛苦地挣扎在生存线上，日常生活难以为继。印象深刻的是小说中最有人文主义精神的里厄医生，他说，面对瘟疫的恰当感情是：“既非公然的恶意，也非演戏般的令人恶心的慷慨激昂。”唯其如此，才使得“真理回归原有的位置，使二加二只等于四”。

同样受到关注的，是去年年末陀思妥耶夫斯基诞辰200周年，《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话一时被大量引用：“最要紧的是，我们首先应该善良，其次要诚实，再次是以后永远不要相互遗忘。” 或许正因那时许多事让我们意识到，爱具体的人，保持内心的善良与诚实，是多么可贵且重要的事。

01 寻找避难所：读流行小说、重看电视剧、听音乐怀旧

潘文捷：当不确定性增强，我就会想要去寻找那些令人心安的东西，于是阅读了不少流行小说，里面没有过多对人性的剖析和对社会议题强有力的追问。你翻开第一页，就知道有情人会终成眷属，知道悬案一定可以得到破解，知道天大的灾难也会终结，作者承诺给你提供饶有趣味而且一定有惊无险的阅读旅程。感谢通俗小说作家！爱他们。

叶青：我发现最近两年我越来越难以静下心来看新的书和影视剧。翻了翻豆瓣观影记录，我在2019年一共看了141部电影、116部剧集，自己都被这个数字吓了一跳，我到底是怎么做到几乎每3天就看完一部电影和一季电视剧的？要是放在2020年以后，这是不可能的事（本月一共就看了一部电影，还是《侏罗纪世界3》这种不需要动脑子的商业片）。外界的干扰和不确定性每天都在增加，能找出两小时心无旁骛地看个影集已经变成了一件有些奢侈的事。以前看到新剧和电影都会想一探究竟，看看合不合胃口，现在压根没有这个欲望。文捷在流行小说中寻找心安，我则是在已经看过的电视剧中寻找稳定。每当被压得喘不过气来，我就会打开《摩登家庭》和《30 Rock》，看着熟悉的人物在荧幕上欢笑、哭泣，我也松了一口气，庆幸起码生活中还有这么一件可以确定的事。

尹清露：在不稳定之下，人的确会变得越来越怀旧，这在几年前是从来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我喜欢听音乐，所以会有意识地（也可能是无意识地？）重听千禧年间流行的摇滚乐或者独立音乐，也顺带回忆一下那时明媚的心情。Apple music会推荐自从我使用这个软件以来的历年爱听曲，也会推荐2000年代、2010年代的大热播放列表，这两个功能成为了我的宝藏。

另一方面，虽然同处于疫情笼罩的世界，但西方和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也可以从音乐中看出来，我最近看了泰勒·斯威夫特的音乐纪录片《民间传说：长池录音室》，她和专辑制作人坐在一个与世隔绝的优美山间小屋里，探讨着疫情封锁下人们在心理上的变化。我很感激这样的作品能给人们一个栖息身心的机会，但是也足够明白只有正常起居、不受侵扰才能创作，而这已经是奢侈和特权。

02 脆弱与联想：与作品重逢后的新感受

尹清露：在回看一些作品时的痛楚会更强烈吧。前阵子因为《黑客帝国：矩阵重启》实在太难看而去重温了第一部，感受最深的是尼奥在培养皿中醒来时的惊悚时刻，发现自己逃无可逃的境地似乎和我们的现在重叠了起来。最近几天还重拾了读过一半的李翊云的小说《Where Reasons End》，讲述作家本人和去世的儿子之间的虚构的对话，但是也发现很难继续往下读，因为会发现类似的、严酷的新闻事件已经让你提前感受到了惊惧和悲伤，再去读这样的故事只会感到更加脆弱。

潘文捷：前段时间不是流行新冠时代的名著改编嘛，有个友邻雪莱改编了《魔戒》——弗罗多说：“此刻在万事终结之际，山姆，我很高兴有你跟我时空伴随。”我也改编了一个——弗罗多说：“甘道夫，你来晚了。”甘道夫说：“术士从不迟到，门口扫码的时候手机卡了。”

虽然这些都是玩笑，但疫情时期看《魔戒》确实别有风味。原来也没有特别注意到，但托尔金真是非常热爱自然，对动植物抱有崇敬之心——一切故事都起源于双圣树，霍比特人住在树袋洞里，老柳树有能力随时反击，老林子深处住着神秘力量汤姆·邦巴迪尔，瑟兰迪尔的黑森林里蜘蛛横行……《双塔奇兵》里的恩特也就是树人的故事令人有了更多的感触。灰袍萨茹曼大兴土木乱砍滥伐遭到大自然的反击，这段内容一向不是《魔戒》被讨论最多的内容，但其中的恩特仿佛大自然的化身，古老又悲伤，但绝对不会任人宰割。

萨茹曼如何自食其果让我想到了人类很多传染病的起源——《病毒来袭：如何应对下一场流行病的暴发》一书作者、斯坦福大学人类生物学专业客座教授内森·沃尔夫曾经从物种进化的角度出发，整体观测和分析了人与病毒的关系，尤其是病毒在动物和人之间的传播。他看到，动物死亡事件常常能够成为一次人类疫情的预兆。在微生物多样性丰富地区，很多人以捕获野生动物为食的时候，新型的感染源就会出现，而这不仅仅是猎人的问题，也是所有人面临的问题。天呐，小心我们成为遭到自己欲望反噬的反派萨茹曼！

03 体会平衡，重返历史：新冠疫情如何影响我们的阅读兴趣

徐鲁青：工作上我对很多选题都提不起兴趣了，美国的心理距离实在太遥远，布法罗枪击案和德普案我都没怎么关注。很久没关心后现代理论，现实里的前现代感实在太强了，现在觉得消费主义挺好的，至少还有东西给我消费。反而我开始对动植物保护、环境问题感兴趣，可能这算是逃避人类现实的方式？

姜妍：这两周其实在休年假，工作性质当然并不会真的休息，以往会调侃说休年假只是换个地方继续工作，今年连地方都没换，依然老老实实在北京，只能调侃说，至少可以少打一些卡。

我自己的阅读兴趣这几年发生了很大改变，但并不是因为外在世界的变化，反而是阅读兴趣的变化可能有助于消解掉一部分对外在变化的情绪起伏。我最近读的比较多的是一些中医、太极类的书籍，这些书其实都有内观的作用——当外部世界不断变化的时候，怎么从个体内部寻求一定的平衡。在实践过程里面我也略有一点体会，比如练太极的时候心境的变化、专注的程度都会影响到练拳的效果，怎么能做到心中空、无妄念、回归到营魄抱一的状态，现在我只能是心向往之，实在距离得太远。

林子人：前两年我总自我调侃说被工作异化，以至于读虚构作品都觉得很奢侈，甚至是“浪费时间”。今年春天开始我重拾了对“故事”的兴趣。或许是因为所处在一个非常态的时期，我的心智格外敏感脆弱——尤其是在看到那些被结构性外部力量倾轧的个体故事的时候——也开始在阅读中注意到一些以往不太会注意到的细节。

在一本叫《巴黎图书馆》的小说里，作者写到二战期间巴黎采取食物配给制，人们总是领到胡萝卜，主人公的家人就变着花去烹饪胡萝卜。读到这里的时候我立刻就明白了这是一个关于非常态生活的多么准确的细节，胡萝卜存储时间较长，是一种很适合做储备物资的蔬菜。那段时间也有两位朋友跟我提过，无论是社区发放的物资还是团购蔬菜包里总是会有胡萝卜，其中一位为此开始学做胡萝卜蛋糕。

当文化记者以来，我意识到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是“把历史作为方法”的重要性。在试图理解现下出现的许多热议社会事件、文化现象时，我越来越常诉诸于历史，昨天我还在跟编辑开玩笑说，我现在的文化评论稿总是在历史和社科之间反复横跳（笑）。历史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我不相信当下出现的问题是偶然、意外，是解决了它就能万事大吉的。我认为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国家，“历史包袱”是客观存在的，它经历一代代人的传承，在我们的集体潜意识中沉淀下来，默默地牵引着我们的思考与行动。因此，从长时间段的角度去看当下的问题，可能会找到更有价值的线索。历史还很重要的一点是我相信那句古谚“太阳底下无新事”，社会秩序和国家治理中的结构性问题、强者与弱者各自的顾虑与应对方式，以及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冲突与张力，其实古今中外都大有相同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