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通胀“烈火烹油”

美联储主席杰罗姆·鲍威尔这次真的坐不住了。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6月15日宣布加息75个基点，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至1.5%至1.75%之间。这是美联储自1994年以来单次最大幅度的加息。

这一大手笔的背后是通胀持续走高。美国劳工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5月份，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8.6%，比上月提高0.3个百分点，创1981年12月以来最高；环比增长1%，显著高于上月的0.3%。

美国财政部长耶伦6月初在参议院财政委员会听证会上表示，美国的通货膨胀正处于“不可接受的水平”。她表示，拜登政府或在其预算提案中上调今年4.7%的通胀预期，“尽管我非常希望通胀率现在就能下降，但预计通胀率仍将维持高位。”

实际上，不只是美国，大洋彼岸的英国、欧盟，再到一些新兴经济体，通胀正成为横在各国头上的一把利剑。

4月份，英国CPI同比上涨9%，远超英国央行2%的目标。英国零售商协会数据显示，英国5月零售商品价格同比上涨2.8%，创自2011年7月以来最高纪录。食品价格继续快速上涨，同比涨幅从4月的3.5%上升至4.3%，创下2012年4月以来新高。

欧盟情况也不容乐观。欧盟统计局初步统计数据显示，5月份，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达8.1%，连续7个月创历史新高，远高于欧洲央行设定的2%的通胀目标。

5月份，印度CPI同比上涨7.04%，连续第5个月处于印度央行设立的6%的中期通胀目标上限上方。为应对通胀压力，印度央行6月8日宣布上调基准利率50个基点至4.9%。这是印度今年以来第二次加息。印尼5月份CPI较上年同期上涨3.55%，创2017年12月以来最大涨幅。泰国央行近日将2022年通胀预期从4.9%上调至6.2%。

在非洲，尼日利亚的通胀率从4月的16.8%上升到5月的17.7%，创11个月新高；4月，南非的通胀率保持在5.9% ，也是在五个月内第三次达到5.9%，接近6%的通胀目标上限。在拉美，阿根廷的通胀率在过去12个月累计涨幅达到60.7%，创下自1992年以来最高纪录；巴西年化通胀率已连续九个月超过两位数，5月为11.7%。

中国民生银行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应习文对界面新闻表示，当前的全球通胀有三方面原因，一是俄乌危机的爆发，严重影响了全球能源与粮食供给；二是全球饱受新冠疫情对劳动力市场的长期冲击；三是全球化倒退与供应链受损降低了全球生产和运输效率。

“当然，本轮通胀需求端的原因也同时存在，包括疫情防控放开促进全球需求的复苏，以及前期多数国家大规模的货币财政刺激政策。但需求端的冲击主要集中在前期（2021年），当前主要矛盾还是供给端的。”应习文称。

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院长滕泰表示，目前席卷全球的通胀既有短期因素冲击，也有长期因素影响。短期看是疫情冲击、区域战争、能源价格冲击等等。

不过，更值得重视的还是长期性原因。滕泰指出，长期因素是欧洲和美国长期以来货币超发所带来的滞后影响。过去13年，自从2008年次贷危机以来，美国资产负债表持续扩张了7倍以上，其中仅新冠疫情以来就扩张了一倍。

“除了上面提到的因素，竞争格局的变化造成很多行业垄断加剧。如果是完全竞争、充分竞争的话，价格就很难上涨；但如果竞争程度弱化，垄断程度甚至寡占程度提高，那么涨价就会变成比较容易的事情，对所有行业都一样。此外，贸易保护主义，比如美国这些年对中国施加的这些关税，事实证明它大多已经加到美国国内消费者头上，也推动了物价指数的提高。”滕泰说。

增长放缓恐成定局

全球通胀形势尚未看到改善迹象，经济增长放缓的压力又接踵而来。

在宣布大幅加息的同时，美联储下调了对美国经济的增长预期。美联储预计，2022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1.7%，较3月预期下调1.1个百分点。美联储还将2023年和2024年的GDP预期增速分别从2.2%和2.0%下调至1.7%和1.9%。

美国国债收益率走势也预示了市场对于美国经济衰退的担忧。美国国债收益率自3月以来频频出现倒挂。一般来说，为补偿投资者在较长时间持有债券所面临的风险，国债期限越长，收益率越高。长期国债收益率低于短期国债收益率的现象被称为倒挂，通常被视为经济可能步入衰退的预警信号。

富国银行预测称，随着通胀在经济中变得更加根深蒂固，侵蚀消费者的消费能力，以及美联储采取更积极的措施来解决通胀问题，美国经济将从2023年中期开始出现“温和衰退”。摩根大通策略师表示，股市反映的美国经济衰退概率为85%，市场对政策失误和随后不得不扭转政策的担忧加剧。

欧洲的日子也不好过。6月13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巴黎举行的欧洲防务展上甚至称，法国和欧洲已经进入“战时经济状态”。

马克龙的表态并不是危言耸听。欧盟委员会在《2022年春季经济展望》报告中将今明两年经济预期增长率下调至2.7%和2.3%，低于2月预测的4%和2.8%。同时，欧盟认为，未来两年欧盟通胀率都将高于欧洲央行确定的2%的目标。

6月以来，包括世界银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内的国际机构接连下调全球经济增长预期。6月7日，世行将今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从4.1%下调至2.9%，并警告称未来的经济衰退有可能是80多年来最大的一次。

仅仅一天后，OECD将今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从4.5%下调至3%，2023年增长预期从3.2%下调至2.8%。OECD同时预计，经合组织成员国今年整体通胀率将达到8.5%，2023年回落至6.0%。而在去年末的预测中，OECD预计成员国今年通胀率将达5%，然后在2023年回落到3%。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也加入看衰全球经济的阵营。该机构发言人格里.赖斯6月9日表示，鉴于俄乌冲突和通胀加剧等因素影响，IMF预计下个月将进一步下调其对2022年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期。今年4月，IMF将今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从4.4%下调至3.6%。

应习文指出，全球经济减速既有需求面的因素，也有供给面的因素。

“需求面看，通胀上升导致全球主要国家货币政策收紧，全球流动性退潮，风险偏好下降，由此扰动全球市场，抑制全球需求。从供给面看，上游通胀造成的成本上升侵蚀全球工业与商业利润，降低投资和消费信心，同时新冠疫情的防控措施以及对劳动力市场的扰动也影响了供给。”他说。

全球性滞胀可能性有多大？

在大幅下调全球经济增长预期的同时，世行在报告中警告称，全球经济很可能陷入20世纪70年代式的滞胀。这一预警犹如一声“惊雷”，让外界忧心忡忡。

上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西方出现了较为明显的经济增长与通胀的背离现象，即“滞胀”，其中以美国最具代表性。从1970年至1982年，美国实际GDP平均增速下降至2.5%，而CPI平均增速达到7.8%。

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表示，当年美国发生滞胀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供给约束导致高通胀。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原油减产导致国际油价大涨，1979年第二次石油危机爆发，全球石油供给进一步萎缩，再次推升了石油价格。高油价在推升通胀的同时，导致需求萎缩，经济放缓并出现衰退，进而使美国劳动力市场恶化，出现大量失业人口。

二是货币超发助推高通胀。温彬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解决经济增长回落、军费开支增加、赤字规模上升等问题，美国通过宽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从需求端刺激经济，货币供应量增长加快，特别是为了应对70年代出现的经济衰退，美联储采取了更为宽松的货币政策。

“1971年至1983年间，有6个年份美国M2增速在10%以上，通胀预期上升导致工人加薪要求，最终形成‘薪资-物价’螺旋上升的局面，进一步加剧了通胀攀升。”温彬说。

当前全球经济所面临的一系列困境不可避免地被拿来和上世纪70年代的“大滞胀”时代相比。分析师认为，两者的确具有相似的供给冲击和货币超发特征，但并不能以此来断定全球滞胀将要来临。

温彬认为，当前全球通胀居高不下同样受到上述两方面因素影响。从供给因素看，新冠疫情导致全球供应受阻，俄乌冲突又加剧了能源和粮食危机。从货币因素看，为应对疫情，主要经济体实施了力度空前的刺激政策，全球流动性泛滥。

但不同的是，温彬指出，上一轮滞胀出现了经济衰退并伴随高失业率，但目前主要经济体的失业率均处于历史低位。美国劳动力市场相对强劲，失业率已经降至3.6%，为近半个世纪以来的低点。另外，通胀预期较上世纪70年代也相对稳定。所以，综合来看，出现上世纪70年代“大滞胀”的可能性比较小。

应习文也表示，目前的高通胀、低增长持续时间可能会短于上世纪70年代，演化成全球范围滞胀的可能性也比较小。

“从主要国家央行的预期来看，2023年通胀水平将逐步下降，2024年可能转为降息周期以应对潜在的经济衰退。不过，俄乌冲突、新冠疫情、逆全球化等非经济内生周期性因素仍然会增加全球滞胀的风险。”他表示。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杨子荣对界面新闻称，现在的情况和上世纪70年代相比有四个明显不同之处，一是目前全球各国对于石油的依赖程度有所下降；二是央行的独立性增强，具有更强的意愿和经验来治理滞胀；三是疫情大流行之前全球化已深入各个角落，全球商品的供应能力大大增强；四是在发达经济体内部，工会力量下降，“工资—价格”螺旋尚未形成，通胀预期尚未脱锚。

他表示，尽管因为疫情冲击和地缘政治动荡，全球通胀中枢水平明显上移，滞胀风险不断累积，但由于前期宏观政策实施力度以及经济结构的差异，各国面临的滞胀压力存在显著分化，全球层面“大滞胀”发生的可能性不大。

杨子荣进一步将全球经济体分为四种情况。第一种是已陷入滞胀的经济体，这既包括深陷地缘政治冲突中的经济体，如俄罗斯和乌克兰，也包括经济基本面比较脆弱且属于大宗商品进口国的发展中经济体，如斯里兰卡和土耳其。

第二种是正濒临滞胀的经济体。他认为，在发达经济体中，英国和欧元区可能率先陷入滞胀，因为处在俄乌冲突的前沿，乌克兰局势和针对俄罗斯的制裁对欧洲地区的冲击最为直接。

第三种是存在滞胀风险的经济体，比如美国。杨子荣说，这部分经济体通常是通胀水平较高，经济增长仍具韧性，但高通胀可能引发经济增速放缓甚至停滞。

第四种是尚无滞胀迹象的经济体，如东亚经济体。杨子荣表示，这部分经济体通常是外债水平不高，国内供给能力强大，通胀压力较小和经济增长潜能充足的经济体。

牛津经济研究院高级经济学家胡东安也强调，当前各国央行治理通胀的意愿较半个世纪前大大增强，普遍将抑制通胀作为工作的首要目标，优先级高于遏制经济增长的下行风险。

“跟过去不同的是，主要央行不再认为应在通胀和失业率间作权衡。也就是说，央行不会为了降低失业率放任经济过热、通胀飙升。其次，在70年代，主要央行并不会主动管理市场长期通胀预期，所以在滞涨出现时，长期通胀预期的上升会导致短期通胀不断升温、过热。但今天央行的政策与70年代相比大为不同，长期通胀预期基本是锚定的。”

对于“胀”的问题，胡东安说，根据牛津经济研究院的基准预测，能源及食品价格大概率不会继续大幅上涨，按年计算, 能源及食品通胀率在今年年底、明年年初会有明显回落。

另外，他指出，劳动力市场紧张、薪资上涨也是拉高通胀的因素之一，但这个问题主要是存在于美国。高通胀下，民众购买力受到影响，加上美联储加快加息步伐，最终会导致经济增长放缓，劳动力需求和薪资压力会随之减缓。

胡东安表示，如果发达经济体在未来几个季度经济复苏依然缺乏动能，同时，能源及食品通胀因俄乌冲突带来的冲击进一步恶化，如欧美对俄罗斯制裁加码、俄罗斯中断对欧洲能源供应等等，那明年很可能会进入到一段增长低于平均水平而通胀高于平均水平的时期。

“不过，我们认为经济持续以低于平均的水平运行的话，通胀会重新回到下行轨道的概率还是比较高的。”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