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高佳

编辑 | 翟瑞民

两年多来，广东省梅州市的豪猪养殖户林祥一直在关注跟野生动物养殖相关的政策变动。

林祥是第五届“创青春”广东青年创新创业大赛的获奖者，曾参加华南农业大学为期3个月的农业经理人培训班，自诩“职业农民”。从事野生动物养殖的四年半时间里，他总共投入500多万元，养殖了超过2000头豪猪，在广东省是排得上名的豪猪养殖户。

但一切都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到来戛然而止。2020年1月26日，为阻断疫情可能的传染源和传播途径，《关于禁止野生动物交易的公告》正式发布实施。这道被称为史上最严的“禁野令”给野生动物养殖业带来震动，林祥不得不跟很多养殖户一样选择了关闭养殖场。

直至2022年6月17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农业农村部、国家林草局联合发布公告，决定即日起停止执行《关于禁止野生动物交易的公告》（2020年第4号）。

林祥已关注到这项公告，他告诉界面新闻，“如果政策许可，我还要回归原行业。”但目前，他仍在等待，在政策真正落地前，他不敢“轻举妄动”。

期待政策落地

同样在关注政策走向的还有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豪猪养殖户陈强。他在公告发布后，向当地林业局问询何时能恢复豪猪养殖和交易，林业局工作人员称还未收到上级批文，目前无法办理野生动物驯养繁殖许可证和经营利用许可证。

贵州省毕节市织金县的野生动物养殖户秦奋在6月17日看到公告后，也向当地林业部门问询。“以前（竹鼠、豪猪、果子狸等野生动物）是完全不允许买卖和运输的，现在反馈说可以买卖、运输，但不能以食用为目的，只能提供给科研单位、动物园等。”秦奋说。

秦奋一直希望能重新从事野生动物养殖。得到林业部门的答复后，他马上申请办理了野生动物驯养繁殖许可证。秦奋也注意到，在许可证申请表上，驯养繁殖性质一栏目前只能填写“观赏、科研”，但他还是决定先把许可证办下来再说。

“禁野令”发布后，2020年2月2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并施行了《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明确全面禁止食用国家保护的“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以及其他陆生野生动物，包括人工繁育、人工饲养的陆生野生动物。

2020年5月29日，农业农村部公布了《国家畜禽遗传资源目录》（简称《目录》），首次明确家养畜禽种类33种，列入其中的动物，意味着按照家畜家禽进行管理，可以用于食用等商业利用，而竹鼠、豪猪、果子狸等常见的特种养殖物种并未列入其中。当年9月30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发布通知，进一步要求竹鼠、果子狸、豪猪等有关养殖户在2020年12月底前停止养殖活动。

伴随最严“禁野令”的各项政策实施后，《目录》之外野生动物养殖户的许可证都已被撤回。此后，陈强一直赋闲在家。他称，选择转产转型的养殖户，“10个人当中大概才有1个能成功。”

秦奋也曾尝试转型，养过娃娃鱼和香猪，都以失败告终，“我们养野生动物的时间长，技术也成熟。如果要转型养殖别的物种，需要慢慢学习，我现在没那么多钱，也没那么多精力去学。”他说，这也是许多同行面临的现实问题。

四川省内江市的养殖户陆鑫应该算是转型成功的一员。他曾拥有川南地区较大的豪猪养殖基地，被当地评为返乡创业示范户，但他现在主要从事香猪养殖。“如果政策放开，我肯定愿意把老本行捡回来，同时对现有的产业也不会有太大影响。”陆鑫说。

但是，陆鑫也指出，如果仍在禁止以食用为目的的条件下放开野生动物交易，他不会选择回归，“像我们这样规模的养殖户，一年要出栏上万头竹鼠，不以食用为目的的话，市场需求量没那么多，肯定还是亏本。”

陈强向界面新闻提到，行业内更多养殖户目前是选择观望而非重新进入野生动物养殖行业，因为大家不知该如何理解三部门6月17日发布的公告。

“虽然公告明确要停止执行‘禁野令’，但《国家畜禽遗传资源目录》没有变化，我们养殖的物种比如豪猪、竹鼠都不在目录当中，那是不是依然不能办理经营许可证？”陈强期待，有关部门能对公告内容做进一步说明，阐述清楚相关政策的实施细则，回应养殖户的疑问。

亟待科学管理

界面新闻联系到贵州省林业科学研究院研究员、人与生物圈中国国家委员会委员冉景丞。他介绍，“禁野令”实施后，相关部门要求销毁大量野生动物，对一些在养动物有适当补偿，但对养殖场地没有补偿，“总体上看，养殖户的损失相当大。”

豪猪、竹鼠、果子狸曾是驯养繁殖规模较大的野生动物种类。据业内人士不完全统计，2019年我国豪猪总存栏量约为6万只，年繁殖量大约在10万只左右；竹鼠养殖“大户”广西壮族自治区，有10万人从事竹鼠养殖产业，存栏1800万只，产值20亿元；江西省万安县是中国果子狸养殖之乡，县城有上百家养殖户，2020年5月底，全县果子狸存栏11875只。

业内不完全统计，中国曾有1600多万人直接从事特种动物养殖行业。冉景丞称，养殖户以外，食品药材加工、销售等野生动物交易产业链上的从业者，在过去两年几乎全部停业和转行。

“人工繁育野生动物该不该做，有没有价值，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冉景丞认为，“我们确实应当反对滥食野生动物，反对捕杀珍贵野生动物，但同时，对野生动物也要有科学的判断和管理，适度利用一些资源动物，是野生动物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

冉景丞认为，“禁野令”当初出台的背景是人们对新冠肺炎疫情发生的原因和传播规律尚不明确，是在应急状态下所做的决策，在当时是非常必要的，但是现在人们对病毒更加了解了，溯源过程中对病毒的认识也更科学。“人工繁育和养殖的野生动物属于产品，本应供应市场，把它们与大自然中的野生动物、有生态价值的野生动物混为一谈，实际上是不科学的。”冉景丞表示。

冉景丞也关注到三部门于6月17日发布的公告，他感到欣慰。“很多养殖户看见了曙光。”他说，“有些养殖户仍旧留有种源，因为他们相信有关部门最终会科学看待野生动物养殖问题。希望有关部门尽快理顺野生动物管理的细节，能让老百姓安心发展产业。”

在公告中，三部门还要求，《关于禁止野生动物交易的公告》停止执行后，各地区各相关部门要依据相关法律法规，继续加强陆生、水生野生动物保护管理，加大对非法野生动物交易、滥食野生动物行为的打击力度。

冉景丞表示，“疫情发生前，人工繁育的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在食用、药用、娱乐用方面都没有得到良好管理，存在动物检疫条件和技术相对落后，缺乏相应的技术标准，难以履行检疫程序等问题，当务之急是对这个行业加强管理，完善制度，规范执法。”

他认为，此后对野生动物买卖和经营市场的管理，应按照职责分工，各部门各司其职，进而形成合力。他特别提到，人工繁育的野生动物，由于技术成熟，本应走入市场，因此交由农业农村部门监管更合适，农业农村部门也能利用人工繁育野生动物进行农村扶贫脱贫的引导和技术指导。

“合法经营、利用野生动物，给人类社会发展与进步带来了不少便利和好处，对人工繁育野生动物的养殖户，要降低风险，提供保障，这是我们未来希望看到的局面。”冉景丞说。

（文中林祥、陈强、秦奋、陆鑫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