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林子人

编辑 | 黄月

“人类想获取信息、想知道内情的欲望，与人类社会本身一样古老久远。人们总是会不遗余力地去发现新闻。”这是英国历史学家安德鲁·佩蒂格里（Andrew Pettegree）在《新闻的发明》一书开篇提出的观点。该书追踪了15世纪到19世纪多个欧洲国家的新闻史，分析印刷术的大规模普及如何催生了小册子、期刊和最早的新闻纸，继而逐渐形成了现代社会必不可缺的一个组成部分——新闻业。

正如该书副标题“世界是如何认识自己的”所示，回顾新闻的发明史，我们会发现新闻自发明之初，它促进信息流通的愿景与引发的争议就一直在吸引着我们、困扰着我们。回望新闻的过去，对我们理解新闻的未来给出了哪些启示？日前，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张力奋与专栏作者曹柠就《新闻的发明》展开讨论。

现代化过程某种意义上也是信息现代化的过程

在张力奋看来，新闻的产生是人类社会进化必然会出现的事件，这是因为，人对未知世界的好奇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本能。人类学家在全球各地的研究发现，原始部落之间传递消息，在挑选信使时往往遵循两个标准：一是身体素质好，行动迅速；二是风评信誉好，不会胡乱编造消息。我们可以发现，它们至今都是优质新闻的标准：时效性和准确性。而我们对原始部落信息流通的认识也揭示了人类社会的一条重要原则——“任何正常社会必须要有正常的信息流通，人对信息的正常需求是天经地义的。”张力奋认为，从这一角度理解人对信息的需求的话，我们可以发现，人的现代化过程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人的信息现代化过程。

新书分享会的地点选在了申报馆别有深意。今年恰逢《申报》（原名《申江新报》）创刊150周年——1872年4月30日，正是在这里，这份近代中国发行时间最久、具有广泛社会影响力的报纸诞生了，它标志着中国近代新闻史的开端。《申报》由英国商人美查（E. Major）创办，但自创办之初就以服务华人读者为宗旨。1905年，民族企业家史量才收购《申报》，在接下来的十年时间里，《申报》成长为一份全国大报。

张力奋指出，这得益于史量才的雄心与远见，在他的设想中，《申报》应该成为像《纽约时报》和《泰晤士报》那样优秀的报纸。为此，他投资40万两银子建设了新报馆。建筑设计图显示，这座六层楼高的房子是一座完全为报纸而生的建筑，有编辑部、编译部、电报房、铸字间、桥牌室、理发店和舞厅。《申报》集中了当时中国最好的记者和编辑，为了留住优质人才，《申报》开出的员工合同非常优渥。张力奋注意到，合同中甚至有这样一则条款：《申报》员工如果在任内去世，报社将负责供养其遗孀直至终老。这一细节向我们展示了百年前的上海城市文明程度就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申报》也可以说曾是一份世界级的报纸。

曹柠表示，他在阅读《新闻的发明》前三章时感到很激动——信息的传递从口头形式渐渐转向纸面形式，从贵族、精英渐渐普及到民间，这一过程其实有很多偶然因素，报纸从种种信息传递的媒介中脱颖而出，却仿佛是偶然中的某种必然。张力奋提醒我们注意印刷文明对公众的塑造作用，“这本书上有句话说的是‘新闻的发明即公众力量的发明’，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句话。恰恰是因为有了媒体这样一个载体，公众利益才有可依附的地方。”他向现场观众展示了他收藏的一份1818年《伦敦公报》，报中刊登的内容包括伦敦的各种到岸原材料价格，比如来自印度或非洲的矿石、来自中国的丝绸与茶叶。我们可以想象，这些消息对伦敦股票交易市场有多么重要。

财经消息和政经消息对市场影响极大，这在当下早已不证自明，但直到数字时代，我们才对这种影响力的深度与广度有直观认识。张力奋在复旦教授一门“数据新闻”的课程，在课上他会向学生展示彭博社的商业数据如何以秒速引发全球市场的变化。“如果在二十年前，我是无法让我的学生真正相信我说的‘这条消息改变了市场’，但现在我们完全可以用实证展示，两分钟之前原油价格是这样，两分钟之后就发生了极大变化。我觉得这是我们这个（数字）时代让人激动的地方。”

无论技术如何发展，新闻行业最重要的依然是人与内容

与此同时，张力奋也对当下我们对“新媒体”的推崇追捧保持谨慎态度。他认为，迄今为止，能够留存下来成为历史文献的，依然是报纸等印刷刊物，我们目前还没有掌握数字内容的语法和修辞，甚至还没有找到它的防伪手段，数字内容极其容易篡改伪造，是它的致命弱点。为此，他认为所有人——无论是传媒从业者还是普通读者——都应该接受新闻教育，理解媒体的运行逻辑和内在价值，学会如何甄别有价值的新闻内容。

曹柠发现，短视频已经成为一种非常主流的获取新闻的方式，但令他感到忧虑的是，短视频新闻强调情绪渲染，重视观点输出，却往往对观点形成的过程和所需的信息一笔带过。在他看来，这是社交媒体需要对如今舆论场观点极化负责的原因之一——用户难以像媒体素养较高的专业人士那样去做信息甄别，社交媒体的新闻呈现方式或许存在某种值得警惕的先天不足。

张力奋表示，如果我们认为技术进步一定会带来媒体的进步，那我们必然会失望，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数字化上走在最前列的，其实往往是老牌媒体。他留心观察世界报业协会的年度100个最权威媒体评选，排名前二十的媒体中70%-80%都是老牌媒体，它们同时也是2020年代数字化方面做得最好的媒体，包括创办于1843年的《经济学人》、创办于1785年的《泰晤士报》、创办于1821年的《卫报》、创办于1888年的《金融时报》和创办于1851年的《纽约时报》。

“为什么这些19世纪的媒体现在会成为数字化时代最前沿、最成功的媒体？这一点我觉得其实值得中国媒体深思。”在他看来，这得益于这些老牌媒体的传统、理念和专业建树没有中断过，它们一旦和新的媒体技术嫁接，就能爆发出新的力量。因此，数字时代并非一些学者所言预示着一个与过去断裂的新时代的到来，而是人类信息传播史的一个自然发展结果。

张力奋注意到，像《金融时报》这样的世界一流媒体，如今依然能吸引全球最好大学的最好毕业生，比如每年基本都能吸引到1000多份非常高质量的申请竞争2-3个见习记者名额。而在深耕新闻业后，其中的佼佼者往往能转型成为英国的教育大臣、加拿大的外交大臣、加拿大的副总理或央行行长，“一个记者的训练足以让TA日后承担起那么大的公共责任。”他认为，在一个运转良好的社会中，记者这种类似公器的职业一定要由拥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精英来担任。“一个社会如果没有记者，没有新闻业，这个社会就成为一个不完备的社会，它的运行成本就会变得非常之高，其实这不是一个纯粹的理想主义或非理想主义的问题，这是一个非常现实主义的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