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红周刊  李健

有“波士顿先知”之称的塞思·卡拉曼于6月19日接受了哈佛商学院的采访。哈佛商学院教授达斯·纳拉扬达斯与塞思交流了当前世界的热点，包括低利率、高通胀、美国、价值投资，乃至塞思目前的“股票池”，而塞思对这些问题全部作了开诚布公的回答。访谈干货满满，《红周刊》完成编译并分三期刊登本公号。

·精华摘录·

“很多人怀念20世纪50年代，但那是一个存在严重不平等的时代，有色人种被剥夺了权利。所以说，每个时代都存在着机遇和挑战。”

“现在存在着由资本流动和技术颠覆的巨大浪潮，对企业来说，要么利用技术为自己谋利，要么面临着被新技术取代的风险。所以，投资人和公民需要考虑的东西有很多。”

“我认为美国是受上帝庇佑的。美国被广袤的大洋包围，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美国的安全。美国的邻居加拿大和墨西哥似乎都不太可能向我们发射火箭。而这种武力打击或威胁正在别处发生，比如乌克兰或东欧等地。”

世界巨变，投资人和公民需要考虑新环境

达斯·纳拉扬达斯：很高兴为大家介绍今天的演讲嘉宾——塞思·卡拉曼（Seth Klarman）。其实，介绍塞思的最好的方式就是把演讲台留给他发挥。毕竟，每当他阐述自己的观点时，在我听来都是字字珠玑、无比珍贵。

塞思是当年世界上最广为人知的价值型投资人之一，在很多地方都被尊称为波士顿先知。更重要的是，除了聪明之外，塞思还很热情、善良并且意志坚定、慷慨大方。从他身上你不仅能感受到创造价值的艺术，还能感受到分配价值的艺术。

先从一个话题开始吧。我们遇到了很多复杂情况，像是低利率、乌克兰冲突以及大幅波动的油价等。所以，塞思，当你观察世界时，你看到的是什么？

塞思·卡拉曼：达斯，非常感谢你对我的热情介绍，我很愿意参加会谈，能从时刻不歇的嘈杂中抽身出来是一件好事，退一步真的会海阔天空。

此时此刻，有几件事令我印象深刻。第一件是你所提到的低利率，但是，它已经开始走高，也应该走高，因为它已经被人为压低了很长一段时间。我认为，当利率开始走高时，一些相关人员乃至整个体系都将受到冲击，因为此前是长达35年的债券牛市。35年来，利率基本上一直在下降。

利率曾在35年前达到过巅峰，就美国国债而言，利率曾在35年达到过15%左右，如今只有2%或3%。甚至有一段时间，很多利率为零或者为负。

因此，我认为这将是一个巨大冲击，将会考验那些一直在做套期保值的金融机构，那些一直在推出原本不该推出的金融衍生品的金融机构，以及那些一直在试图破圈并在其投资产品组合中承担更大风险的金融机构；因为如果你不能通过债券获利，人们就会去尝试通过其他方式获利。

目前，更高的通货膨胀率也是对低利率的挑战。我认为美联储几乎必然会收紧利率，而且也许会收得比人们希望的更紧。

第二件是，我们经历过一次史上最贵的股市。它在今年以来下跌了10%以上，但去年的市场上涨了29%。因此，你仍然可以在股票方面获得不错的收益。

今年有很多股票下跌了50%、60%、70%，甚至更多。而这种苦恼遍及不同资产类别，其中一些是最近通过SPAC融资方式或其它IPO融资方式上市的无利润公司，一部分生物科技股也跌得很厉害。

我认为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资本流入流出带来的。从短期来看，股票市场由供需决定。从长期来看，企业内在价值发挥的作用意义更为重大。

此外，我还很忧心美国社会中存在的巨大分歧。不仅仅是南北地域分歧，也不仅仅是大城市与郊区或农村的环境分歧，更不仅仅是红蓝政党立场分歧。这种分歧涉及更先进的技术以及相关方的受益地位，涉及就业市场的快速变化与大量工作岗位消失之间的矛盾。

我认为，对于那些对持反对意见的美国人来说，这是一个有益的提醒。对于那些反对民主的部分美国人来说，这会让他们看到乌克兰人民正在为他们自己的民主而英勇奋战。

所以，达斯，现在存在着由资本流动和技术颠覆的巨大浪潮，对企业来说，要么利用技术为自己谋利，要么面临着被新技术取代的风险。所以，投资人和公民需要考虑的东西有很多。

问题很多，但美国仍扮演重要全球角色

达斯·纳拉扬达斯：你说到了两件事，我想把这两件事结合在一起讲，一是全球世界的不确定性，二是美国是投资的安全避风港。

我想问的是，美国是否会因为“两极分化”而走向自我毁灭？这种自毁的速度是否比全球其他地区更加迅猛？美国能维持投资避风港的地位吗？

塞思·卡拉曼：我们经历过大萧条，在20世纪30年代的七八年里，人们一贫如洗，看不到尽头。摆脱困境的惟一途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显然，我们此时并没有达到那种境地。

还有，人们总是满怀深情地回顾20世纪50年代——至少有一部分人是这样。然而那是一个存在严重不平等的时代，一个剥夺了有色人种权利的不平等时代。所以说，每个时代都是机遇和挑战并存。

我认为美国是受上帝庇佑的。美国被广袤的大洋包围，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美国的安全。美国的邻居加拿大和墨西哥似乎都不太可能向我们发射火箭。而这种武力打击或威胁正在别处发生，比如乌克兰或东欧等地。

我认为，如果你用托马斯·弗里德曼的话来说就是美国拥有卓越的“软件”，而他口中的“软件”并不是指软件行业。他指的是通往自由民主的“软件”，公民通过投票形式选举领导人。我们的制度有太多值得爱戴的地方，而它出自近250年前远见卓识的缔造者之手。

我们也拥有一些特定的繁荣引擎。硅谷是风险投资的核心地带，波士顿也已经成为生物技术中心，而纽约、费城和其他城市也正在为各自的创业机会稳步发展。

而且，大学教育方面，没有一个国家拥有和我们一样的水平。

不过，我们也面临一些问题。我们的政治制度趋于短期：我们每两年选举一次众议员，每四年选举一次总统。这会让人们更关注短暂的任期，更关心候选人在短暂任期内能为自己做什么。而指望总统创造就业或解决其中一些问题也显得十分荒谬。

这种短暂任期导致我们无法投资于基础设施建设，没有切实保证每个人得到尽可能有力的保护。据我所知，有一些人民权利正在被剥夺，比如，佛罗里达州剥夺境内人民“说自己是同性恋”的权利；德克萨斯州剥夺境内人民选择成为跨性别者的权利；剥夺女性自主决定如何处理自己身体的权利。

尽管存在很多问题，但美元也许仍旧是最坚挺的货币。其他货币都存在各种不同的问题，例如，欧元是一个实验品，没有调整机制，它背后没有任何真正的货币影响力。当你拥有1欧元时，它究竟给你提供了怎样的购买力？日本则面临着严峻的问题，特别是人口方面的问题。因此，日元似乎并不是一个很好的投资对象。瑞士法郎太小众，无法真正成为一种全球货币。很难想象人们会接受人民币，也很难想象人们会接受加密货币。不确定性太多了。

因此重申一次，虽然美国并不完美，但它一直在世界舞台上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是自由世界秩序的保护者，而且我暂未发现美国的这一角色有任何改变。

未完待续，更多本次访谈的精彩内容敬请期待……

（文中观点仅代表嘉宾个人，不代表《红周刊》立场，提及个股仅为举例分析，不做买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