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潘文捷

编辑 | 黄月

中国早早地把蛮族入侵转化为正统中国史的一部分，但欧洲的历史叙述却在强调蛮族入侵的历史，这背后有什么原因？在日前举办的《民族的神话》新书沙龙上，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罗新和《民族的神话：欧洲的中世纪起源》译者、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杨光等人就民族主义史学问题进行了探讨。

在《民族的神话》一书中，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西方中世纪史学教授、中世纪史学家帕特里克·格里考证了古典晚期和中世纪早期欧洲的族群演化，并阐述了民族主义史学在1800-1900年形成的过程及其产生的灾难性影响。

在活动现场，罗新谈到了他与格里的交往。2014年担任普林斯顿高研院的驻访研究员期间，他接触了很多“大人物”，但“对我影响最大的是他”，罗新回忆道，“当时我已经五十来岁了，其实有自己的专长了，可是我觉得突然一下子变得像一个学生一样，非常虚心地读他的作品。”

在学校里，罗新在做的教学与研究专注于中国早期中世纪史的北方民族部分，即内亚人群如何进入中国成为征服者，再从征服者变为统治者，建立王朝，成为中国后来所谓的正统王朝之一、中国正史书写的对象、中国史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所谓的“蛮族入侵”已被转化为正统中国史的一部分，掩盖了蛮族入侵者的身份，可是欧洲的历史叙述则相反，会强化入侵者和外援的那一面。

在同样的历史背景下，其实欧洲和中国发生的事情差不多，但最后形成的历史论述差别却很大。在这种情况下，罗新不得不开始读欧洲中世纪早期的历史，意识到这“不是史实上的差异，而是历史论述的差异”。这种差异反映了不同统治、不同文化的需要，反映了不同现实的需要。罗新曾在格里论文集《历史、记忆与书写》的序言中谈到，《民族的神话》对自己反思民族史和民族主义问题帮助很大，甚至在自己阅读所有的著作中，受到最大影响的就是《民族的神话》。

他谈到，从写作出发点来说，格里没有把这本书当做一个专业著作来写，而是为了现实写的。格里看到，类似于“谁是德国人？外来移民可以成为德国人吗？还是说，德国人的身份是一个关于血统和种族的问题？”之类的问题曾经被提出，并引发了可怕的后果。冷战结束后，欧洲民族主义思潮和政治实践返潮，格里也做出了历史学的回应。人们可以发现，即使是在今天，关于欧洲史和欧洲现实的论述，例如移民问题、宗教问题等，依据也都源于中世纪的民族大迁徙时期。而《民族的神话》探讨的正是这些论述所依据的历史是什么样的历史——格里认为，人们的依据其实并非历史，而是神话，是关于民族的神话。

杨光谈到，一战前，法国和德国之间曾经爆发过关于民族主义的大讨论。在历史上，阿尔萨斯-洛林地区长期以来都是法国和德国竞争的焦点。这块地区说的是接近于德语的阿尔萨斯语，语言非常接近于现在德国巴登符腾堡州的语言和瑞士的德语，但这里在历史上没有被来自柏林的普鲁士统治过，却在普法战争中被强硬划归给了德国，阿尔萨斯为此曾经做出过坚决的抵抗。语言文化和政治认同的极度割裂，促进了人们对民族主义的讨论。法国学者欧内斯特·勒南在《民族是什么》里说，世界范围内有两种民族，一种是像法国这样的民族，基于对共同政治理念的认同形成；还有一种是德国这样的民族，不是基于政治理念，而是基于文化、语言，基于一种身上固有的特质。勒南借由这种分类批评了德国。

在《民族的神话》一书中，格里也不认为一定要让有着共同语言、共同文化的人们作为一种民族统一于一个国家。杨光说，曾经有人画过这样一幅地图，如果把巴尔干国家所有民族自称拥有的领土全部相加，“恐怕五个巴尔干半岛都不够”，因为大家彼此之间有很多重合的部分。

罗新不认同勒南对德国进行的批判。在他眼中，所有民族本质上都是一种政治构造，在构造出来之后，却要让人们相信大家是基于共同文化和历史、基于共同的经济生产方式、基于相互的情感而形成一个不可分割的人群——这也是他阅读霍布斯鲍姆《传统的发明》时感受到的“当头一棒”。罗新意识到，“历史事实都是陈述出来的。”也就是说，我们认为是文化传统的东西、认为是历史的那一部分，其实都是后人“造”出来后，再由后人加以“确认”形成的，“造出来的时候有造出来的理由，确认的时候有确认的理由，而这些理由都是有非常现实的需要。”

杨光也谈到了史实和历史叙述之间的关系。他学习的是法国近代史，难免触及19世纪和20世纪的人、当下学院派如何看待历史，以及生活中流行的历史观。他看到，在中世纪晚期，圣女贞德的历史事迹其实已经非常模糊，但她被教会塑造为虔诚和奇迹的象征；又因为她作为平民少女拯救了法兰西，所以被共和派说成是平民的象征；又被极右翼拿来说成为法国人驱逐外国占领的英雄。近十年是法国极右翼崛起的十年，从1978年到2019年，每一年在圣女贞德被英军处死的那一天，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领导人玛丽娜·勒庞和她的父亲都要到卢浮宫旁边的圣女贞德像前举办重大活动，呼喊“贞德回来吧”。因此他也认为，我们接触的可能不是历史本身，而是当时的人叙述的历史。

在《历史、记忆与书写》的序言中，罗新写道，历史学家的学术成果和社会大众的历史知识之间往往存在巨大的鸿沟，后者总是倾向于接受并滋育历史神话。在这个问题上，格里曾经指出：“当职业历史学家抱怨自己讲的没人听时，多数情况下其实应该怪我们自己。”他认为历史学者可以成为更好的沟通者。罗新在活动现场谈到，他过去觉得自己是个学者，但是他发现格里很愿意面向公众，并认为自己并不是去做科普、向公众宣教的，而是通过这种方法来检验自己的思考是否成立、自己的认识是否经得起考验的。“从学术语言转化为人们说的正常的语言的时候，正是你的学术研究受到考验的时刻，”罗新说，有时候“糊弄自己的那套东西，到转换的时候却糊弄不了别人”。因此，从2014年开始，他也学习格里，开始进行面向公众的写作和活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