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地区与地区之间，职工养老金结余差距很大。2020年，黑龙江养老保险累计结余“亏空”368.9亿元，而结余多的广东，累计结余尚超过1.2万亿元。

东北和东部地区“更老”

截至2020年，老龄化已经“席卷”全国绝大多数地区。年鉴数据显示，除西藏外，全国其他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都已迈进老龄化社会门槛，即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超过7%。其中，有12个省份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超过14%，进入深度老龄化时代。

在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的12个省份中，除了东北地区的“黑吉辽”三省，东部省份有4个，中、西部分别有3个和2个。

从各地来看，老龄化的原因既有共性，也有差异。一个共同点是，人口老龄化和上世纪80年代开始推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密不可分，从1988年起人口出生率持续下降，为老龄化埋下伏笔。而少数民族地区生育政策相对宽松，因此，云南、宁夏、青海、新疆、西藏等少数民族人口较多的省份人口结构相对年轻化。

除生育政策外，经济发展程度、人口流动、生育意愿是影响各地区老龄化程度差异的主要变量。从地区经济来看，在老龄化程度最严重的12个省份中，2020年地区生产总值（GDP）进入全国前12名的有7个，分别是上海、四川、江苏、山东、安徽、湖南、湖北。

值得关注的是，广东作为我国经济第一大省老龄化程度却颇低，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仅8.6%，仅“老”于西藏和新疆。看似“不合理”的背后是广东在长期经济高速发展中对外来人口形成的强大吸引力。

年鉴数据显示，2010年至2020年，广东省常住人口增加2169万人，是我国人口增加数量最多的省份。其中，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增加近1182万余人，也是该年龄段人口增加最多的地区。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东北地区。年鉴数据显示，2010年至2020年，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合计常住人口下降约1100万人，其中，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合计减少 1514万人。

东北地区不但面临严重的人口外流，还面临极低生育率的困扰。2020年，我国生育率最低的5个省份中，除上海、北京外，其余都在东北。其中，黑龙江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0.76，也就是说当地育龄妇女平均每人生0.76个孩子，吉林和辽宁分别为0.88、 0.92。

此外，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卫生医疗水平的提高也在客观上促进了人口长寿，2020年，85岁及以上超老龄人口占老年人口（65岁及以上）的比重较十年前增加1.7个百分点至 8.1%。其中，气候适人、环境舒适的海南省超高龄老人比例最高，85岁及以上年龄人口占老年人口的比重超过12%。经济发达的上海、广东两地这一比重也都超过10%。

川渝“养老”负担最重

人口老龄化给现代社会带来的挑战之一是加重社会抚养负担。年鉴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抚养比为19.7%，比2010年大幅提高7.8个百分点。

老年人口抚养比代表的是每百名劳动年龄人口要负担的老年人口数量。抚养比越大，劳动年龄人口的负担就越重。2020年，每五名劳动年龄人口要抚养一位老年人，而十年前一位老年人至少由八名劳动年龄人口抚养。

全国有14个省份老年人口抚养比超过20%，换句话说，在这些地方一位老年人由不到五名年轻人抚养。其中，重庆和四川年轻人“养老”的担子最重，老年人口抚养比均超过25%，这意味着川渝两地一位老年人由不到四个年轻人抚养。

一方面，老年人口抚养比和老龄化程度高度正相关，老龄化程度深的地区，年轻人“养老”负担也重，重庆和四川的老龄化程度在全国分列第二、三位。而老龄化程度较轻的地区，年轻人“养老”负担也较轻，比如，西藏、新疆、广东这三地，一位老年人可由至少八名年轻人来抚养。

另一方面，川渝地区长期以来是人口流出地区，大量人口向外迁移务工，导致老年人口抚养比较高。年鉴数据显示，2020年，四川省外流人口近1036万人，重庆市外流人口417.6万人，占当地户籍人口的比例均超过10%。

回顾过去十年，东北三省是“养老”负担加重最快的地区。从2010年至2020年，辽宁、吉林和黑龙江的老年人口抚养比分别扩大了11.2、10.9和10.7个百分点。

学术界认为，老年人口抚养比高企会对经济增长有负面影响。一方面，抚养比提高意味着劳动年龄人口减少，非劳动人口增加，导致劳动力供给短缺。而劳动力要素供给的下降，很可能造成经济增长和社会产出的下降。

另一方面，在当前实际上是现收现付制的养老保险模式下，老年人口抚养比上升意味着劳动力和用人单位社会保险负担加重，劳动者净收入减少，也会抑制有效需求。这样就容易陷入“抚养比提高-创造价值减少-收入减少-消费水平降低-经济增长缓慢-收入进一步减少”的困境。

这或许是东北地区被允许在全国率先探索全面放开生育限制的一大原因。2021年2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在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9839号建议的答复中称，东北地区可以立足本地实际进行探索，组织专家进行研究，深入研判全面放开生育限制对当地经济增长、社会和谐稳定、资源环境战略、基本公共服务等方面的影响。

东北职工养老金支付压力最大

从1962年开始中国迎来了建国后的第二轮生育高峰，从这一年到1975年我国每年新生儿数量都保持在2000万以上，其中1963年至1972年每年出生人口数在2500万以上。1962年出生的男性到2022年满60周岁，达到法定的退休年龄，也就是说，从今年开始的未来十数年，中国将迎来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退休潮”。

在此轮“退休潮”中，每年都将会有超过2000万人退休，与之相对的是我国每年新增加的潜在劳动力供给约在1700万至1800万左右，这也就意味着劳动年龄人口每年下降300万左右。一方面是退休人数增加，领取养老金的人数增多，另一方面，退休人数比新增就业人数多，缴纳养老金的人数下降，两个因素重叠，养老金支付将面临空前的压力。

过去十年养老金支付压力已经上升不少。《中国统计年鉴》历年数据显示，全国城镇职工养老保险抚养比从2010年的3.08降至2020年的2.57，即2020年每一位退休人员需2.6名在职人员供养，而2010年一位退休人员可由3.1名在职人员供养。

2020年，有18个省份还达不到全国平均水平。其中，黑龙江、吉林、辽宁城镇职工养老保险抚养比均不到1.5，最低的黑龙江差不多达到了1:1的比例，即一位在职员工需负担一位退休人员。

养老保险抚养压力最轻的是广东，平均六位在职人员供一位退休人员；福建和北京表现也不错，平均4.7名在职人员供养一位退休人员。

《中国统计年鉴-2021》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全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累计结余48316.6亿元，但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差距也非常大。

其中，黑龙江养老保险累计结余为-368.9亿元，是全国唯一一个结余为负的省份，而结余最多的是广东省，累计结余超过1.2万亿元。此外，北京、江苏、四川储备也比较充足，分别达到5763.3亿元、4231.8亿元和3367.4亿元。

为解决区域间养老金不平衡问题，中央建立了养老金中央调剂金制度，将一些地区结余的部分养老金调剂给养老金需求缺口较大的地区使用，以实现我国养老金制度可持续发展。

比如，2022年，养老金中央调剂金规模达2175亿元。其中，上缴全国统筹调剂资金收入的有21个省份，包括广东、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山西、安徽、福建、江西、湖南、河南、广西、海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宁夏、新疆。广东贡献最多，达到885亿元。

收到下拨调剂金的有10个省份，包括天津、河北、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山东、湖北、甘肃和青海。其中，黑龙江和辽宁收到的“赞助”规模最大，均在820亿元左右。

为增强养老保险可持续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2021-2025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提出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通过改变老年人口抚养比改善养老金收支不平衡问题。2021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从长计议应对人口老龄化和养老金危机。

今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推动个人养老金发展的意见》，推动发展适合中国国情、政府政策支持、个人自愿参加、市场化运营的个人养老金，与基本养老保险、企业（职业）年金相衔接，实现养老保险补充功能，协调发展其他个人商业养老金融业务，健全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

为增强养老保险可持续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2021-2025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提出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通过改变老年人口抚养比改善养老金收支不平衡问题。2021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从长计议应对人口老龄化和养老金危机。

今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推动个人养老金发展的意见》，推动发展适合中国国情、政府政策支持、个人自愿参加、市场化运营的个人养老金，与基本养老保险、企业（职业）年金相衔接，实现养老保险补充功能，协调发展其他个人商业养老金融业务，健全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