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三易生活

上月，前《英雄联盟》电竞选手PDD因在直播中演唱歌曲《向天再借五百年》，被版权方以侵权为由索赔10万元。尽管很快PDD公开道歉并表示会积极配合赔偿，但他也提及，本意“并不是用做商用，也没有想通过唱歌为自己积攒财富”。那么，这样的行为是否应被界定为“侵权”呢。

事实上，有关音乐版权侵权事件近年来也屡见不鲜。此前在2019年，音乐版权商业发行平台VFine Music起诉短视频创作者“papi酱”旗下MCN机构“papitube”存在侵权行为，作为国内首个短视频MCN机构商用音乐侵权案，也以“papitube”赔偿版权方及音乐人共计7千元告终。

而斗鱼曾经的一姐冯提莫，也曾因在直播中翻唱由音著协管理的歌曲《恋人心》被判侵权(索赔42600万、最终判赔5200元，其中包含经济损失2000元和合理开支3200元)。不仅如此，即便是在电视中，也曾多次出现诸如无版权改编、翻唱歌曲“未经授权”或是“隐去词曲作者”等版权问题。

不过如果将目光聚焦在直播行业，按过往的音乐版权纠纷来看，单首曲目收费区间大多不超过1万元。所以此次版权方10万元的索赔金额或许更倾向于“灵活机动有针对”，并且此前的相关案件也大多围绕各平台头部主播。

虽然目前无从得知PDD是否会与版权方达成和解，以及具体的和解金额，但就在日前，最新修改的《著作权法》第45条新增了音乐制作者的“获酬权”，并对网络直播中使用音乐录音制品有了更进一步的规范。

对于使用录音制品的主播和直播平台而言，不仅要向音乐作品词曲权利人支付版权费，还需向录音制作者支付版权费。为有效实施，该试行标准将先面向平台，然后再由平台与主播进行成本。

其中，“使用K歌+背景音乐的直播间”的收费标准为300元/年、83元/季、29元/月;“单纯使用背景音乐的直播间”收费标准为100元/年、26元/季、10元/月;“使用音乐的电商直播间”的收费标准则是10000元/年、2777元/季、980元/月。

去年新《著作权法》正式实施以来，已明确网络直播中使用音乐应支付版权费，而日前新增的“获酬权”，则给予了更为明确的定价。

事实上与几年前直播行业的草莽时期相比，在愈发严格的监管之下，各类型直播平台都已经愈发注重版权相关问题，而诸如腾讯音乐娱乐集团、网易云音乐等本身具备音乐版权的平台，也先后推出了正版音乐版权平台“音速达引擎”和“云村交易所”。此外，日前声网也宣布与音著协合作，将提供直播中使用音乐录音制品的解决方案，并与音乐内容运营商敖拜音乐(AllBy Music)对歌曲进行DRM支撑。

显然，这样的音乐版权授权服务将能够帮助直播平台解决音乐版权此前在授权方面的诸多不便，也能够让音乐创作者的作品直接触达网络直播、并获得相应的收入。

除日前PDD因在直播中唱歌被索赔10万元外，近日有消息显示，哔哩哔哩(下文简称为“B站”)因未经授权大规模向公众提供CBA赛事点播服务，遭到CBA版权方索赔近4.06亿元。而在新《著作权法》中也引入了“视听作品”的概念，对解决体育赛事直播、游戏直播、综艺节目、网络短视频等版权纠纷有了重要的依据，显然如今直播已不再是侵权和盗播的“法外之地”了。

根据此前艾媒咨询发布的《2021中国在线直播行业发展演进报告》显示，中国在线直播用户规模保持稳定增长，2021年用户规模已突破6亿大关，预计2022年将达到6.6亿人。

尽管上文所述的版权侵权事件大多发生在诸如游戏直播、秀场直播中，但显然并不代表其他垂类直播就能置身事外。尽管如今直播已不是早期曾遍布诸如户外、美食、影视、二次元等近百种垂类，但当下较为主流的游戏直播、秀场直播和电商直播，同样也面临着更为明确的监管要求。

早年间，直播被外界认为是“飞机、游艇、嘉年华”等礼物收到手软，头部主播单场带货直播GMV更是动辄超千万元，例如去年618期间，淘宝某头部主播的最高单场销售额更是曾达到28.58亿元。而如今，这样的过往或许已很难重现。

自2020年以来，网络直播营销行为规范、对直播行业的税收管理，以及面向网络主播的行为指南纷纷出台。其中不仅有针对直播带货领域“虚假宣传”、“买流量、刷单”、“假冒伪劣”等行为的打击，而且对于暗示、诱惑、鼓励用户“打赏”，以及未成年用户的“打赏”，也已明令禁止。

明确未成年人打赏无效、直播打赏金额设定上限等监管要求的出台，反映在了各平台的财报中，则是直播打赏收入或社交娱乐业务板块收入的下降。其中，在游戏直播领域翘楚虎牙和斗鱼的2022年一季度财报中，虎牙的营业收入、直播打赏收入延续上一季度继续下滑，而斗鱼的季度付费用户则从2021年一季度的700余万下滑至640万。

另一方面，随着《网络主播行为规范》在今年6月发布，专业类网络直播须“持证上岗”也意味着，诸如医疗卫生、财经金融、法律、教育等类型的直播内容都需要取得相应的职业资质，以往泥沙俱下的情况也将不再出现。

近期，类似东方甄选这种知识文化属性浓厚的直播风格出现，似乎也代表着更为专业的主播，或将逐渐取代简单粗暴、喊麦型的传统带货主播。同时，降温后的电商直播，可能也将回归到商品质量本身上，而不是头部主播仅凭流量就能对品牌方的定价进行把控。

如今整个直播行业无疑进入了强监管的阶段，从版权、主播行为规范，直播打赏，再到未成年人保护等各方面，都迎来了更为完善的相关法规。对此有观点指出，“头部主播只是特定阶段的产物，超头部主播和平台在初期彼此成就，但后期头部主播对平台同样也是一种威胁”。

不仅如此，或许终有一天直播行业也将逐步撅弃低俗、庸俗等模式，转而寻求更具内涵的用户需求。而在这一路径下，无论是如今的强监管、还是版权相关权责的明确，或许都将会是一件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