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林子人

编辑 | 黄月

这是许多人记忆里最炎热的夏天，“极端天气”这个词从未像现在这样切实可感。6月下旬以来，中国南方地区高温日数异常偏多，长江流域气象干旱持续发展。8月18日，中央气象台发布2022年首个气象干旱黄色预警。至20日，多地存在中度至重度气象干旱、局部特旱，气象干旱预警升级为橙色。23日，中国气象局启动干旱四级应急响应。高温少雨天气导致长江流域旱情持续发展，供水和用电告急，农作物受损，并在四川泸州合江、重庆引发森林火灾。在南方饱受高温旱灾之苦的同时，北方却降雨不断，形成“南旱北涝”的态势。国家气候中心2014年的一项研究显示，1950年以来，人为影响导致中国东南地区夏季出现极端高温的可能性大大增加。预计到2024年左右，中国东南部将有50%的夏季出现类似2013年的高热。

改变区域降水模式、导致更加频繁和极端的天气事件正是气候变化的显著特征之一。自1980年代以来，气候变化（climate change）或全球变暖（global warming）跃出学术圈的内部讨论，成为公众关注的话题。联合国不断敦促国际社会就气候变化问题形成共识，展开行动，但遗憾的是，推动实质性进展总是困难重重。古人类学家理查德·福蒂（Richard Fortey）感叹，人类从未在自然灾害面前做好准备：

“有一种乐观主义根植于我们这个物种之中：我们似乎更倾向于活在舒适的当下，而非直面可能的毁灭。”

尽管如此，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只能在气候变化面前束手无策，关键在于提升意识，形成共识，展开全球合作。在本文中，界面文化（ID: Booksandfun）通过五本书，介绍17世纪的气候剧变导致的危机、记者在全球各地考察发回的一线气候报道、气候变化问题如何因政治化而难以解决、时尚产业对气候变化的影响，以及奥地利在替代能源方面的创新实践。

气候灾难如何引发政治危机

近日媒体报道，随着欧洲经历500年以来最严重干旱，易北河、莱茵河、多瑙河和摩泽尔河都发现了饥饿石，这些石头上通常刻有年份和警示文字，提醒后代如果水位下降、饥饿石裸露在外，意味着当地将因干旱遭遇饥荒。捷克北部杰钦镇易北河段发现了一块饥饿石，可见的最早年份标记是1616年。

熟悉环境史的人对此并不意外。17世纪，极端天气现象频发：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许多地域都在1614-1619年经历严重旱灾；1616年，日本遭遇了17世纪最为寒冷的春季；1618年，位于亚热带的福建省降下大雪；1620-1621年，欧洲和中东的冬季格外寒冷；1616-1621年，墨西哥谷地和弗吉尼亚连续五年干旱；1617-1618年，太阳活动持续异常，太阳黑子先是锐减，接着几乎彻底消失。反常的气候状况从1640年代持续到1690年代，在整个全新世的纪录中都是持续最长且最严酷的全球变冷事件，17世纪中叶因此被认为是一个“小冰期”。这也是历史学家口中的“总危机”（The General Crisis）时代——一系列革命狂潮和国家崩溃几乎席卷全球，安然度过17世纪中叶的地区屈指可数。

在《全球危机》一书中，美国历史学家杰弗里·帕克（Geoffrey Parker）介绍了欧亚大陆上同时完整经受了17世纪中叶“小冰期”和“总危机”重创的12个国家/地区，从东到西分别是中国、俄罗斯、波兰、奥斯曼帝国、德意志、斯堪的纳维亚、荷兰共和国、瑞士共和国、伊比利亚半岛、法国、大不列颠和爱尔兰。

以中国为例，1640年代初，东亚地区因反常天气导致粮食歉收，两大剧烈政治反应因此产生：第一，江南地区的饥荒和民变致命性地削弱了正在应对西北“流寇”李自成的明朝；其二，关外地区的干旱与寒冷天气大大减少了作物收成，让满洲统治者认为唯有进犯中原才能免于饥馑。

帕克发现，虽然各地应对危机的策略、受到的冲击和产生的结果非常不同，但三个共通点鲜明地浮现出来：第一，有温饱之虞的民众纷纷反抗，但与大规模暴力叛乱相比，“磨洋工、欺诈、逃亡、假意顺从、偷窃、假装无知、诋毁、纵火、破袭”往往有更深远的影响，这些策略被詹姆斯·斯科特称为“弱者的武器”；第二，社会中的不同群体都曾利用正在加剧的社会矛盾，但最卓著的“麻烦制造者”却是那些含辛茹苦完成了高等教育，却未能找到合适工作的人；第三，极端思潮极其容易被煽动和传播。

帕克认为，和预测气候变化结果相比，回望过去或许是一个更有效的研究方法，去认识和理解极端气候可能对人类社会造成的灾难性影响。他指出，在气候变化问题被政治化后，很多人其实混淆了两个不同的命题：判定“人类活动”（尤其是温室气体排放和砍伐森林）能否制造气候变化与判定“气候变化”是否发生是不一样的。

“人们也许仍对第一命题存有质疑，但历史记载毫无疑问地告诉我们：气候变化确有发生，也的确会对‘公共健康和公共福利’带来灾难性影响。虽然人为因素似乎在17世纪的气候变化中没有起到什么作用，但人类依旧会因气候变化而受苦乃至死亡。”

气候灾异显著，气候心理矛盾

全球变暖（global warming）是真实存在的吗？美国记者伊丽莎白·科尔伯特（Elizabeth Kolbert）常年行走在世界环境变化的报道一线，在《灾异手记》一书中，用生动的现场观察和严谨的科学数据向我们介绍了全球变暖对自然和人类的影响。

阿拉斯加的永冻土正在逐渐消融，永冻土内储存的大量温室气体将重新被释放回大气，进一步导致全球变暖；格陵兰岛的冰原在融化；气候变迁让一些动物被迫改变栖息地，而那些难以适应环境变化的动物在以令人惊讶的速度灭绝；水资源短缺问题将越来越严重，从赤道地区开始，逐步向两极扩散；荷兰至少1/4面积的国土都低于海平面，面对海平面上升的威胁，荷兰人开始建设“水陆两栖之家”，房子遇洪水会浮起来，水退却后轻轻回落到陆地上……

科尔伯特援引一项气候研究指出，全球变暖发生后，人们必须马不停蹄地应对每一个十年都进一步加剧的变化。一位气候学者悲观地告诉她：

“可以说，当今人类社会的技术比以前要发达许多。但气候变化的另一个特点是，它在地缘政治层面存在着潜在的破坏力量。我们不仅是提高了技术能力，而且也提高了技术的破坏能力。我认为预测未来是不可能的。虽然我不大可能亲眼见到，但是我猜想，即便我们已知的大部分事物将在2100年毁灭，我也不会感到震惊。”

《灾异手记》再版时，科尔伯特新增若干章节，收录了自该书第一版付梓后发表的文章。她指出，虽然全球变暖的迹象变得更明显了——如美国西南部的森林火灾发生得更早，火势也更猛烈；加州处于史无前例的干旱期；全球最高气温不断刷新记录——但美国人总体而言依然不相信全球变暖的现实。科学家和公众在全球变暖问题上的意见分歧，开辟了一个被称为“气候心理学”的全新研究领域。其中一派认为，公众忽视气候变化的警告，是因为始终对科学家传达的（矛盾）信息有所困惑，而这种“矛盾”往往是利益相关方刻意散播的；另一派认为，问题不在于科学是如何传播的，而在于气候问题已经被政治化，人们对它的观感与其说取决于科学知识，不如说取决于他们的群体认同感。

作为政治议题的气候变化

19世纪20年代，法国自然哲学家让-巴蒂斯特·约瑟夫·傅立叶（Jean-Baptiste Joseph Fourier）提出一个理论：大气层吸收了一部分太阳辐射，因此提高了自身的温度，若非如此，地球的气温将远远低于现在的温度。这是历史上首次有人对气候展开研究，气候科学的突破性进程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不断出现，如英国物理学家约翰·廷德尔（John Tyndall）在1850年代发现二氧化碳有吸收红外线的功能；瑞典科学家斯凡特·阿伦尼乌斯（Svante Arrhenius）在1896年发现二氧化碳气体含量的变化将引起全球温度的变化。

但气候科学的一大突破发生在二战后。1958年，美国科学家查尔斯·基林（Charles Keeling）和罗杰·雷维尔（Roger Revelle）在夏威夷莫纳罗亚火山顶上设立了一座大气二氧化碳监测站，该监测站提供的锯齿状上升曲线已经是象征人为气候变化的最广为人知的图像之一。直到1980年代，气候变化的相关讨论仍主要局限于学术圈内部，但随着1986年南极地区上空臭氧层出现“空洞”激起公众兴趣，人为气候变化开始成为一个政治议题。

自那时起，联合国不断敦促国际社会就气候变化问题形成共识，展开行动，但困难重重。因世界上最大的几个温室气体排放国之间存在分歧，《京都议定书》（一份具有约束性的协议，要求世界上的富裕国家小幅度地削减温室气体排放量）在1995-2015年间几乎毫无进展。

《大加速》的两位作者认为，气候政治不断地遇到障碍的主要原因是政治家们的短视：首先，对于专注于执政的政治家而言，气候变化方面的作为或不作为往往要在他们退出政坛之后才能显现，但任何需要牺牲经济的减排措施都有可能立刻让他们失去民众的支持；其次，气候稳定是一种公共品，所有利益相关方都能受益而不管是谁为此做出牺牲，因此谈判方都试图“搭便车”，而不是主动行动。

买衣服也会影响气候变化

你或许会觉得，面对气候变化这样宏大的问题，普通人无能为力，但事实上，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的一些消费选择也有可能或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气候变化，比如买太多衣服。

在《被放大的欲望》一书中，美国作家玛克辛·贝达特（Maxine Bédat）援引相关数据指出，服装行业的碳足迹超过75%来自纺织品生产，而时装产业总体而言贡献了全球碳足迹总量的4%-8.1%。若不采取措施任其继续增长，到2050年，服装行业将消耗全球碳预算的26%，届时，曼谷、上海和孟买等全球主要城市的大部分地区将在涨潮时没入水下。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化石燃料本身是服装的关键成分——涤纶、尼龙、弹性纤维（比如氨纶和莱卡）和腈纶这些由塑料制成的合成织物，主要来自化石燃料，合成纤维是紧身牛仔裤、抓绒衫、瑜伽裤等大部分快时尚产品的原材料。贝达特重点介绍了聚酯纤维，目前，中国不仅主导了纺织行业，而且主导了聚酯纤维生产，产量占全球供应量一半以上。聚酯纤维的爆炸性增长加剧了气候变化，这是因为生产聚酯纤维的碳足迹比棉、亚麻、羊毛等天然纤维要大得多。

另外，聚酯也会显著加剧塑料污染。当我们清洗基于塑料的衣服时，一些聚酯会以微塑料的形式脱落到水中，即使采取最好的水处理方式也无法完全过滤它们。一项针对洗涤衣服释放微纤维情况的研究发现，一件衣服在一次洗涤中会释放超过1900条微纤维，另一项研究得出的是惊人的70万条。一年有多达20.9万吨合成纤维进入海洋环境，动物将它们误作食物吞食，纤维沿食物链上升，最终直达人类。已有研究发现，吞食了微纤维的鱼繁殖力较弱，其后代即使没有暴露在塑料颗粒中也会具有更少的后代。

“无论我们自己承认与否，我们选择购买的服装都会产生影响，因此我们有责任要求生产我们所穿服装的行业以及制定贸易规则的政府不再成为阻碍，以便我们的星球和它的子民能够生生不息，永世繁荣。”贝达特写道。

奥地利为何以森林替代化石燃料

化石燃料使得工业革命以来的现代社会发展速度超过史上任何一个时期，但燃烧化石燃料也在释放数百万年前被锁住的太阳能，是气候变暖的直接推手。为此，寻找替代能源被认为是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手段之一。替代能源的其中一种是生物燃料，即通过光合作用将太阳能转化为植物生物质。在化石燃料被大规模开发之前，人类使用的绝大部分燃料其实都是生物燃料，比如木材。

从环保角度看生物燃料更为优质，这是因为，虽然都会产生二氧化碳，化石燃料释放的二氧化碳本应封存在化石中，而生物质释放的二氧化碳本来就会通过腐烂分解进入大气，只要生物还会再生，燃烧过程中释放的二氧化碳就会被重新吸收，这意味着循环大体能做大碳中和。

《里山资本主义》介绍了日本和奥地利在替代能源方面的创新性实践——木质颗粒燃料。在奥地利第二大城市格拉茨郊外的莱奥本，全镇的能源系统都建立在木质颗粒燃料的基础之上。运输车将木质颗粒运送到各家各户，运输车到达后，两根管子被接到普通家庭的储藏库，一根管道输送木质颗粒，另一根管道吸收储藏库里烧剩下的灰烬。一套全自动机械控制系统按需将木质颗粒从储藏库送到地下热水器，热水器烧好的热水将通过布满整个住宅的管道输送到各个房间，实现地暖和热水供给。通过提升燃烧效率，目前，木质颗粒燃料的性价比是石油的两倍。

在替代化石燃料、减少碳排放的同时，木质颗粒燃料的另一大优势是帮助奥地利脱离对外部资源的依赖。奥地利的地下资源非常匮乏，依赖中东的原油和俄罗斯的天然气，但每当国际局势动荡，能源危机就接踵而至。为此，利用奥地利本地的可再生资源——森林——开发新型替代能源，就更为必要而迫切。木质颗粒燃料还能为本地劳动力市场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这是仅仅进口原油和天然气无法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