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Richard Robert

编辑|Meister Xia

一览：

• 道德观的重要性以及多样性非常难以进行理性化剖析，因此给经济学带来了挑战。
• 当经济学模型需要将道德因素纳入考量时，人们通常趋向于寻找某种“双赢”的解决方案。
• 但是捍卫道德观有时需要高昂的代价，我们必须坦然承认道德和经济效率往往不能兼得。
• 现实社会的道德观和经济学家的价值系统存在分歧。经济学家认为，只有当所有人将自己的享乐无限放大，并将苦痛降至最小时，世界才会变得更美好。
• 因此，思考效率与道德观之间的冲突，并且汲取不同领域学者的智慧，有利于经济学的学科发展。

在经济学历史中，学者曾一度将经济学手段应用于研究家庭、犯罪、城市管理等其他领域的问题。1992年诺贝尔奖得主加里·贝克（Gary Becker）便是很好的例证。您的工作似乎与这一趋势相逆：从其他领域中为经济学研究获取灵感。

跨学科思维自亚当·斯密时期就已存在，斯密本人既是哲学家亦是经济学家。经济学的一些细分领域历来便与社会学、哲学等学科有着深远的渊源。在过去20年里，对经济学影响最大的是心理学，在行为经济学中尤为明显。行为经济学以科学实验研究人的明显“非理性”行为。我们的工作延续了这一以加里·贝克为代表的跨学科精神，但是我们的关注点在于道德观的重要性，尤其是道德观在群体中的多样性。道德观在经济学领域并没有刺激新的思想，而是带来了挑战。

为什么呢？因为道德观多样性无法被简化为经济学中的“利他偏好”，很难对其进行理性化。比如自由——人们珍视自由本身的价值，却不一定去使用它。再比如利他主义——有些人的利他主义精神是灵活可变的，更偏向于自己所处的群体或集体。又比如心理学家乔纳森·海特（Jonathan Haidt）所讨论的“纯洁”。除此之外，道德观在每个社会、国家都不尽相同。比如说，在制定市中心交通管控政策时，相较于美国人和德国人，法国人不太愿意引入过路费，而更加倾向于减少停车位。这些倾向的背后都有道德观的影响。

虽然经济学家知道效率并不是经济分析中的唯一的因素，但仍难以将道德观的多样性全部纳入考量。经济学家明白人类拥有利他主义精神，不仅仅是只会算计得失的理性行为者。但是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提出的功利主义理论，却把人类的利他主义抽象化，忽略了个体间利他主义精神的差异。经济学家看问题有自己的一套价值体系，而且还跃跃欲试想将该体系投射到所有其他人身上。但普通人的价值体系和经济学家的往往大相径庭。

那些与经济学价值体系不相符、难以总结归纳的道德观，正是我们所感兴趣的。简言之，它们也是无法被经济学简化、吸收的观念。举例来讲，在被问及是对汽车制造商加征碳税还是提高环境标准这两个选项中，92%的经济学家支持碳税，而只有22%的美国民众选择了碳税。经济学家心中的正义观和民众明显不同。

您的著作《价值观的价格》却指出了一种协调价值观摩擦的方式：就“价格”达成一致。把一切都归结为可由市场力量解决，这难道不是一种传统的经济学思维吗？

我认为我提出的是一种“寻找妥协”的思维，即使有些价值观看似“无价”、无法达成妥协，也能使用这种思维。但现今人们总倾向于寻找“共赢”，尤其在探讨价值明确的政治辩论中。打个比方：能源转型——当下能促进经济发展，未来还能化解子孙后代的危机。另一个例子：企业社会责任——既满足顾客，也能满足投资者和员工，皆大欢喜。但是很多情形下，捍卫价值观会带来高昂的代价。与其追寻那个“皆大欢喜”的理想状态，不如坦然承认有些价值观必然和经济利益相冲突。俄乌冲突所带来的难题也例证了这一点：欧洲是否做好准备不再购买俄罗斯天然气供暖，以停止这场战争？更重要的是，我们愿意断暖气断到哪种地步？

所以，价值观和经济利益的对立无法得以解决？

完美、皆大欢喜的解决方案不存在。刚才提到了行为经济学，该学科提出的一个理念是，人们实际不会去最大化自身的物质财富，而且还会频繁犯一些错误（过度依赖过往趋势推断未来、缺乏自律等等）。但是行为经济学由此得出的推断是，必须教育甚至逼迫人们去“优化”自己的生活。这种立场在哲学上明显站不住脚，并且会演化为享乐主义——该理念由经济学家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于19世纪在功利主义哲学中提出。边沁认为，只有当所有人将自己的享乐无限放大，并将苦痛降至最小时，世界才会变得更美好。

很多经济学家将这一价值系统应用到了经济分析中，但并无证据表明大众也认同这一价值系统。经济学家和民众存在一个明显的矛盾：前者认为自由是达成经济效率的工具（从这点来看，经济学家都属于自由派）。

“行为经济学由此得出的推断是，必须教育甚至逼迫人们去“优化”自己的生活。”

但普通人不仅仅考虑效率，甚至愿意为捍卫某种道德观而牺牲效率。我们做了以下研究：假设为了拯救一个本地有轨电车制造商、保护1000个工作岗位，要提高电车票价。被试者分成三个小组，每个小组被告知不同的票价涨幅，然后要通过给出一个0-10之间的数字表示是否支持涨价（0代表完全不支持，10表示完全支持）。被告知涨价5%的小组给出的平均支持度为7.4，被告知涨价10%的小组给出的平均支持度为6.6，被告知涨价50%则为6.1。即使涨价幅度高达50%，人们仍然选择做出牺牲，支持当地的厂家和就业岗位。

在经济学家的世界中，包含自由个体的市场可以被一台能够分配资源的计算机取代。但在现实生活中，自由的价值很高，并且自由意味着人们可以做出“不合理”的决定，摆脱效率的考量。简言之，自由等同于道德价值观。

您对于经济学及其哲学基础开展了深刻分析，提出了新颖的设想，与经济学中普遍存在的个人主义理念背道而驰。比如，您提到了社会学之父埃米尔·涂尔干（émile Durkheim）。

涂尔干指出，因为工业社会倡导个人主义至上，乃至牺牲集体利益，故容易导致个体陷入存在主义危机。涂尔干认为功利个人主义是一个“社会学地狱”：使人心寒，令人绝望。在我们经济学家看来，涂尔干的想法虽然违背了正统经济学理念，但十分具有启发意义，有利于分析为什么有些经济手段行不通。涂尔干的世界观当中最强调的道德观念，恰好是经济学最少予以考虑的。所以，我们会将对道德的研究纳入课题中。

但是，该如何应用道德让经济学的思考更加多元？这是一个核心挑战，特别是对于专业化程度极高的经济学领域。我专攻金融经济学，在该领域中，许多人都在探讨何为负责任的投资、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投资者主要受盈利和收益驱动，但他们也越来越重视社会和环境责任，也许有一天，追逐利益的逻辑将不再占据主流！道德和金融经济学的交叉十分让人着迷。

思考效率与道德观的互动，能给经济学带来不少新启发，让这一学科能更好地引导政治讨论。我们首先要认真地倾听民众的观点，发现问题和矛盾所在。如果民众愿意通过支付一笔钱来减轻污染、拥有更高的社区自治度（通过权力下放）、或者减少对中国进口产品的依赖，何乐而不为？我们很有必要将民众的道德取向纳入考量，衡量其所带来的经济影响，并由此指导政界的探讨。

由Richard Robert采访

David Thesmar

MIT斯隆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