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当地时间8月30日晚，俄罗斯总统事务局中央临床医院发布声明称，苏联最后一任领导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在长期患病后去世，终年91岁。

在他的治下，苏联正式解体。戈尔巴乔夫于1985年3月11日当选为苏共中央总书记。在掌权不到7年的时间里，他推动了一系列令人目不暇接的改革，然而这些变革措施很快就超越了他的驾驭能力。1991年8月，他在一场几名高级党政官员发动的未遂政变中大权旁落，他在位的最后几个月中，乌克兰、白俄罗斯、摩尔多瓦、阿塞拜疆等前苏联共和国接连宣布独立。1991年12月25日晚7时，戈尔巴乔夫在克里姆林宫向全国发表最后一次电视讲话，宣布“我特此停止我作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总统的活动”。在他宣布辞职后的几分钟内，苏联国旗就从克里姆林宫降下，被代表俄罗斯的白蓝红三色旗取而代之。

对戈尔巴乔夫的政治遗产的评价注定是复杂多样的。关于他是否是苏联解体的“罪魁祸首”、他的个人性格是否注定了他的政治命运将一直是人们争论的话题，而他对结束冷战、维护世界和平与福祉作出的贡献亦将永远被人们铭记，比如他与美国时任总统罗纳德·里根达成了开创性的协议，减少核弹头和导弹的数量。1990年，他因为帮助结束了冷战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1992年，卸任不久的戈尔巴乔夫在接受美联社采访时说，“我把自己看作是改革的启动者，这些改革对国家，对欧洲和对世界来说是必要的。”

在《苏联解体亲历记》一书中，曾在苏联解体关键时期担任美国驻苏联大使的小杰克·F.马特洛克（Jack F. Matlock, Jr.）对戈尔巴乔夫的所作所为作出了评价。在苏联解体三个月后，马特洛克前往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分别会见了10多位俄罗斯的政治领导人，试图了解“谁是苏联解体的关键角色”和“决定性的事件是什么”。该书因此也是最早从亲历者和研究者的双重视角分析苏联解体原因的著作之一。马特洛克认为，虽然在苏联的最后一段时光中，戈尔巴乔夫因为种种原因存在失误和误判，但他试图改变制度的勇气和真诚依然值得肯定。“他的改革是真诚的，尽管这些改革产生了他没有预料到的后果。他说，俄罗斯今天之所以具有建立民主制的机会，是因为国家出现了由他所倡导的变化。这一说法是正确的。”

《戈尔巴乔夫的遗产》（节选）

撰文 | 小杰克·F.马特洛克 翻译 | 张敏谦 等

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的竞争尽管在1991年12月可能是非常关键的，但绝不是戈尔巴乔夫政治生涯中最重要的方面。在1985年至1990年期间，叶利钦只是一个边缘问题。对戈尔巴乔夫作为政治家的任何评价，都必须超越他的个人关系。

俄罗斯人对戈尔巴乔夫的评价分歧很大，常常受到评论者同戈尔巴乔夫个人关系的影响。如果撇开那些认为戈尔巴乔夫是西方付钱或不付钱的“代理人”的歇斯底里且非常不负责任的指责，我们可以清楚看到三种不同的思想派别：

一、戈尔巴乔夫只是“俄罗斯历史表层的一个脓包”，而不是一个真正的改革者。他做了一些改变，以增加其权力，如果这些事情导致了改革，那也只是其他人努力的结果，而不是他的功劳。

二、戈尔巴乔夫最初的确进行了改革，但他后来迷失了方向。社会变革的速度超出了他理解和控制它们的能力。因此，戈尔巴乔夫最终成为他所发动的改革的牺牲品。

三、戈尔巴乔夫是真正的改革者，然而他不得不对付党的领导，他所提出的改革遭到党的反对，如果他毫不妥协地坚持改革，党就会剥夺他的权力。因而他采取了战术上的妥协，并设法使自己不受党的控制。他认识到需要进行改革，但这一认识是逐渐形成的，并变得越来越激进，如果再能有几个月的时间，他一定能成功摧毁共产党，建立起以法治为基础的国家，并保持一个以苏维埃共和国为核心的邦联制联盟。

戈尔巴乔夫本人认为，他是一个真正和彻底的改革者。他在1992年3月的谈话中指出，以前每一个在其统治初期试图进行改革的俄罗斯领导人，在其统治末期都变成了反动分子。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即为一例：亚历山大最初支持国务大臣米哈伊尔·斯佩兰斯基提出的宪法改革，但在保守派的反对面前，他自己也把宪法改革看作革命活动，逐渐变成反动分子，建立了一个警察国家。“改革者就是那样因环境压力而改变的！他们由此开始反对他们当初所向往的事物并反对他们为之奋斗的事业。”戈尔巴乔夫大声说。接着，他否认自己是这种类型的人：

始终保持道义立场是极为困难的，但我决不放弃我最重要的政治选择，这是道义的选择。我认为，归根到底，正是他们所说的我的战略和方法的“优柔寡断”和“缓慢”（我把这些话放在引文中），使得进步势力在社会中发展起来，正如他们现在所说，这一切成了维护和发展民主改革的基础。

在我看来，戈尔巴乔夫在慕尼黑的讲话是正确的。有些人否认他发挥了一定作用，但他们没有看到这一明显的事实，即正是戈尔巴乔夫在1988年、1989年和1990年初所表现出来的主动精神，使得独立的政治力量有可能逐渐削弱并最终摧毁对权力的垄断。他支持政治的公开性和民主变革，但这一支持并不总是无条件的，有时也是出于利己的目的。

当然，他的判断并不总是无可厚非的，他的许多错误——我在书中详细列举了其内容，很可能是可以避免的。尽管他在1990年至1991年冬天期间与反对改革的人暂时结成了同盟，但他始终拒绝授权使用武力来维持其权力。实际上，他是历史上第一位不把使用武力放在优先地位，而是把它作为最后手段的俄罗斯领导人。正如他在慕尼黑演说中所指出的，在他之前所有具有改革思想的执政者，当他们发现自身地位受到了威胁时，都放弃了改革的努力。在1990年或1991年，戈尔巴乔夫有好几次可以宣布实行总统直接管辖，并将苏联社会中被压制的力量重新集结在他的身边，但是，尽管有时已经快要这样做了，但他最终还是拒绝镇压处于萌芽状态的民主组织和民主活动。出于这一贡献和先例，俄罗斯向他表达了他应得的敬意。

戈尔巴乔夫在对外政策方面也留下了重要遗产。不过短短几年，他就从一个传统民族主义的、排外的、褊狭的苏联观念的教条主义卫道士，变成了一个为人类普遍价值而战的战士。他抛弃了阶级斗争观念，这对克服由布尔什维克革命造成的孤立、敌对和同外部世界的长期紧张关系是必不可少的。

他并未制订出结束冷战、消除东西方分裂的特别方案，但他逐渐认识到，苏联能够因加入世界大家庭而获得好处。当他为了与世界和平相处、找到了一种意识形态为依据来为自己的行动辩护时，他便做出了必不可少的贡献。

如果仅仅是修辞上的变化，那么意识形态的声明并不重要。但是，这些声明不仅仅是修辞上的变化，因为戈尔巴乔夫根据它们重新确立了苏联外交政策的方针。他依据他所宣布的新原则行事：同意最终在平等的基础上削减武装力量（而不是按比例削减以保持苏联的优势），终止苏联卷入世界其他地方的冲突，允许东欧脱离苏联的势力范围，在德国统一问题上合作，反对它在中东的前保护国的侵略行动。戈尔巴乔夫做出的每个决定都符合苏联的利益，同时也符合其他相关国家的利益。

在自命为“现实主义者”的人看来，建立在“普遍人类价值”或“人类共同利益”基础上的外交政策带有某种感性的色彩，但这是不正确的。任何外交政策，如果建立在使邻国贫穷的基础上，或以牺牲他人来获取单方面利益，从长远来看都是注定要失败的，而且往往在还没有达到这一目标时，就会出现毁灭性冲突的危险，它所造成的生命和财产的代价，远远超过了可能得到的任何正当利益。在一个相互依存的世界上，一种成功的外交政策必须经过精心拟订，以便不违背其他国家的利益。

这就是所谓“外交政策应以共同利益为基础”这一命题的确切含义。它并不是指一个国家应该忽视自身的利益，而是认为，其利益不应被理解为只是单一的阶级、集团、意识形态或民族的排他性利益。国际社会不会因冷战结束所创造的机会而得到好处，除非它找到一种方式，能把这种理论原则应用到正常的国际活动中去，否则就不可能建立任何世界新秩序。

戈尔巴乔夫的成就令人印象深刻，但这也没有掩盖一个事实，即他显然没有达到他更宏伟的目标——把苏联转变为法治的、自愿的国家联盟，建立起按照世界先进工业国家标准运作的市场经济。对一代领导人来说，这也许是一个不可能达到的梦想，要走的路太远，障碍太多，范围太模糊，我们很难想象有哪个政治领导人能够完成这一过程。

戈尔巴乔夫的许多朋友认为，如果在1989年或1990年年初，他就能够提出他在1991年夏天愿意接受的那种邦联，他本来可以维持苏联，至少以一种较小的规模，虽然没有波罗的海沿岸国家，但包括其他多数共和国。他们指出，各共和国领导人和各种民族主义运动将会非常高兴没有在这个“礼物”上讨价还价——当他们仔细考虑各自共和国经济管理方面会遇到的问题时，就会很快认识到他们需要某种中央机构。

1992年9月，我会见了戈尔巴乔夫，向他提出了该问题。我问他是否认为没有更快地准许各共和国享有真正的独立是犯了错误。

“杰克，可以看出你现在是教授，因为你的问题书生气十足，”他回答，“在某种抽象意义上，这很可能是对的，我走得太慢，但我不是生活在美妙的抽象世界中，而是生活在有着严酷政治环境的现实世界。让我问你：如果我在1989年提出建立邦联，我将会怎样？”

“我想中央委员会将会在下一次会议上罢免你。”我回答。

“是的，而且他们会提前开会，毫不迟疑地把我赶走。甚至可以说，直到1990年初我开始谈到邦联时，中央委员会中的多数人还是反对的。我不得不自始至终与他们斗争。我根本不可能自由行动，不应该以我有行动自由的假定作为评判我的依据。”

戈尔巴乔夫有一个观点，无论当时还是现在，改革派评论家对此都不赞成。他认为，他不能公开支持党的领导所强烈反对的政策。他在进行改革时，必须精心准备，有时还要采用欺骗的手段。有时，甚至他的错觉也能起某种作用，至少在一段时间内。

撇开他的错觉不谈，戈尔巴乔夫的策略也常常不立足于明确的战略考虑。他不应以苏联共产党组织机构需要安抚为借口，在1987年那样处理叶利钦。他未能使改革派在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中占多数，从而不得不使自己摆脱其控制，而他没有寻求尽早——比如说1989年的某个时间——实行总统普选更是一个明显的错误。他鼓励改革派在1990年党的大会之前脱离苏联共产党，允许反对派在俄罗斯共产党组建时控制该党，这些完全是自拆台脚。即使他不能公开支持诸如安德烈·萨哈罗夫、尤里·阿法纳西耶夫和加夫里尔·波波夫等改革派，他也可以避免侮辱他们并提供暗中的保护，而不是恶意地公开批评。他们对公众的影响对于改革的成功是关键的，但从1990年起，戈尔巴乔夫忘记了这一点，他们围绕改革策略的争吵毁坏了本应很默契的战略联盟。

戈尔巴乔夫还低估了1989年以来公众态度的迅速变化。私下里，他抱怨不能使改革的速度超出公众的心理承受范围，但实际上，公众的认识走在了他的前面。正是党的组织机构，而不是作为整体的社会，没有跟上前进的步伐。当戈尔巴乔夫推迟改革时，他便疏远了社会的大多数人。由于不了解（也很可能是拒绝了解）社会上日益增长的反共产主义情绪，戈尔巴乔夫为叶利钦提供了一个又一个话题。

我们该怎样解释戈尔巴乔夫那种似乎是故意视而不见的行为呢？如果他真诚赞成改革，他怎能在判断民意时犯如此多的错误？他掌握着一切消息来源，怎能对社会的变化和本国人民的看法一无所知？

我认为，他的个性因素有助于说明这些问题。

从天性上说，戈尔巴乔夫有点孤家寡人的味道，这使他很难建立有效的顾问和咨询机构。他既没有正式的顾问班子，也没有非正式的顾问班子。当然也有各种类型的委员会，其成员进进出出，不时同他会面。但他们从来不是有效的顾问班子，原因有两点：第一，戈尔巴乔夫所选择的人常常不能共事；第二，他从不把他们看作真正的顾问班子，从不定期向他们咨询，也不认真对待他们。此外，他总是对他们说，而不是听他们讲。

戈尔巴乔夫的社会生活似乎不是从事官方活动和公众事务，就是在自己的家庭中。他没有一个亲密的朋友圈为他提供同更大范围人际联系的哪怕是脆弱的纽带。赖莎是他唯一的亲密朋友，她的可贵之处在于，在他面临巨大压力时总是为他提供精神支持，但是她不能提供亲密的朋友圈所能给予的广泛而深刻的咨询。此外，如果像瓦列里·波尔金一类奸诈的助手的确是靠拍她的马屁来维持自己的地位，那么她看人的眼光也和她的丈夫一样有毛病。

人们注意到，除了外国同僚，他没有任何私人朋友。1991年，若干苏联高级官员分别单独对我谈到，戈尔巴乔夫感到与外国人相处比同本国人相处更自在。“他与布什总统、贝克国务卿和你比与我们中的任何一个都更亲密，”某个人说，“你可以与他进行更坦率的谈话，我们则不行。他在这里确实没有任何亲密的朋友。”

戈尔巴乔夫之所以不能获得充分的信息和建议，也在于他总是任命二三流的人担任关键职务。由于他的形象日益褪色，他对任何比自己更受公众瞩目的人物产生了强烈的反感，特别是当他权力衰落且愈加不受欢迎时。因而他总是任命像亚纳耶夫和帕夫洛夫一类无能的人担任关键职务。即使不谈他们在1991年8月的背叛，他们的无能也导致了他的垮台。

最后，他对弗拉基米尔·克留奇科夫的信任和对克格勃错误消息的轻信，都被证明是致命的弱点。他不仅没能摆脱克格勃对其个人安全的控制——在1988年克留奇科夫取代切布里科夫时他本可以做到这一点，他还因相信对国家情况的歪曲报道而误入歧途。任何国家首脑都可能偶尔被虚假报道所欺骗，但如果一个政治家不能发现并纠正长期存在的、具有固定模式的虚假报道，他就不能做好他的工作。

列举戈尔巴乔夫的缺点很容易。更困难的（或许是不可能的）是弄清在各种不同时期，在不会被罢免的情况下，他究竟能走多远。我们不能肯定他在哪些方面的判断是错误的。如果他的改革进程走得更快，一个类似于1991年8月形成的阴谋团伙很可能更早发难，即在1990年秋天发动政变。那时的政变很可能比1991年8月政变更有可能成功：叶利钦还没有当选为俄罗斯总统；莫斯科人还没有从立陶宛人那里学会如何亲自去保护议会；人们还不那么担心内战的可能性；比起9个月以后，“民主派”的人数还不是太多，组织得还比较差，也不那么自信。

然而在1990年，由于没有一位副总统和一位抱有合作态度的总理的参与，没有任何一次叛乱自认为具有1991年的政变领导人所追求的那种合法性。如果戈尔巴乔夫采取预防措施：更换国防部长、分流克格勃的某些关键性岗位、任命一个有能力的忠诚总理，对任何人来说，要组织政变本可以是极为困难的。因此，如果戈尔巴乔夫在1991年之前面临被罢免的严重危险，他将因未能采取合理的预防措施而受到责备。

然而，这些错误和误判不应蒙蔽我们的双眼，使我们看不到戈尔巴乔夫试图改变他所继承制度的勇气。如果像某些批评者所称，他的唯一目的是积聚更大的权力，那么他所做的所有改革努力就讲不通了。只要继续使国家处于党的控制下，他就能够保持个人权力。他改革这一制度，建立有限权力的代议制政府的努力，不应被解释为只是为了扩大自己的权力。他的改革是真诚的，尽管这些改革产生了他没有预料到的结果。他说，俄罗斯今天之所以具有建立民主体制的机会，是因为国家出现了由他所倡导的变化。这一说法是正确的。

本文书摘部分节选自《苏联解体亲历记》第二十三章，内容有删节，经出版社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