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无冕财经 施燕芬

编辑｜陈涧

周怡（化名）今年大学毕业，4月份拿到腾讯平台与内容事业群（PCG）的岗位。她从新闻中了解到，腾讯PCG部门是裁员重灾区。她担心进入腾讯后，裁员风险大，“最坏的可能是试用期被劝退。”

因为海外公司不需要签三方，她手里还握着电商公司Shopee新加坡总部的岗位，当作备选方案。她认为，新加坡人口少，互联网行业处于快速发展期，有大量的招聘需求，被裁的概率比较小。

周怡原本更倾向于腾讯的岗位，但综合身边亲朋好友和网友的意见，最终选择了Shopee。疫情三年，她都没去过远的地方旅游，想趁着工作的机会，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孙康（化名）是阿里的前端开发工程师。今年的“金三银四”招聘季，他迎来滚动式裁员。担忧会波及到自己，他在招聘网站上更新了自己的简历，不知道能不能找到工作。

但很快，有一名猎头与他联系上，并介绍了到新加坡入职Shopee的机会。

他一直都想通过打工签证到澳洲，一边工作一边旅游，但澳洲的公司对英文要求高，计划就搁置了。但新加坡属于华人社会，甚至官方语言用的还是简体字，在海外生活的难度比较低。

通过几轮交流和面试下来，孙康确定了入职Shopee。

但孙康和周怡没想到，有一天，外企也卷入裁员的“风火轮”。他们通过中介已经安排好了住处等，却在临出发去新加坡前，收到了Shopee的毁约通知。

去海外享受“慢生活”

疫情前，大厂员工还在反996的大潮里。碰上疫情，一切都变了。

2020年的大年初二，贝壳匆忙召集员工回来上班，做线上看房的项目。

“这之后5个月时间里，全公司没有一天休息过，晚上7点开小组会，9点开大会，”高欣艺在播客“三五环”回忆，“真的给我干伤了。”

高欣艺曾任职豆瓣，离职后创立了护肤品品牌，创业失败后就加入了贝壳。几段工作下来，她认为，国内互联网市场逐渐饱和，创造新的价值要花很大的力气。

东南亚互联网发展形态没有国内那么完善，高欣艺认为，“相比之下，新加坡互联网发展要比国内互联网晚5到10年。”

在贝壳干伤后没多久，高欣艺就来到新加坡，入职Shopee。“工作相比轻松多了，感觉2020年到现在，只是把在贝壳干的事情又做了一遍。”

高欣艺跟大多数做海外市场的人一样，相信“时光机理论”。在国内市场的成功经验和技能，在相对落后的市场是优势，“没准自己能在东南亚市场获得国内市场难以获得的成就感”。

孙康更加享受海外的“慢生活”。

孙康认为，996重复劳动对推动深度技术学习没什么帮助，“媒体常把年轻人不愿意996定义为躺平，实际上，我们不是不愿意拼搏，只是不想内耗下去。”

孙康计算两地汇率、生活成本，认为两边给的薪酬待遇差不多。“但新加坡互联网公司实行朝九晚五工作制，性价比更高。”

过去，孙康有不少同事离开阿里后，到澳洲、欧洲、日本、硅谷等地工作。他向前同事了解到，海外对互联网发展速度要求低一些。

“他们做事情不喜欢翻工，不追求速度，不需要把一个东西先做出来，再迭代。”国内互联网从决策到出现产品形态只需要一两个星期，而在日本工作的前同事告诉他，在日本需要一个月。

高欣艺也表示，“字节讲求扁平，一个产品推出后，领导两个月就会来问结果，压力太大了。”她不断反思，“我们的生命真的要这么用吗？”

孙康说，最近码农的圈子里有句话很流行，“我们只是在一辆高速前进的列车上，无数做随机运动的分子而已。”孙康曾经不知道自己的价值在哪里。

相对来说，外企人力等成本高，决策一件事情需要考虑的因素多，相对的失败、放弃的机率就会降低。

据界面消息，Shopee回应招聘毁约，“由于Shopee部分技术团队的招聘方案调整，一些技术相关岗位被关闭。”

“Shopee这次招聘突然刹车，就很不‘外企’作风。”孙康说。

互联网大厂跟着来了

孙康和周怡在社交平台述说被Shopee毁约，不少猎头和公司人事在评论区给他们推荐工作，主要是国内互联网海外项目的机会。

近几年，国内互联网大厂积极出海。

本次裁员毁约的主角Shopee母公司东海集团（Sea），被舆论称为东南亚“小腾讯”，腾讯一度持股超过39.7%。

2016年，阿里巴巴收购东南亚电商平台Lazada。去年，曾被阿里内部寄予厚望的蒋凡转战“海外数字商业板块”，分管这一业务。此外，阿里巴巴在新加坡还拥有阿里巴巴国际站、菜鸟和蚂蚁的团队。

2020年，字节跳动接连在美国、英国、印度等地受挫，便选择在新加坡设立战略据点，将海外应用TikTok的用户数据，存储在本地和新加坡的服务器上。

一些游戏公司也出海掘金，包括米哈游、莉莉丝等。

伴随着业务涌进新加坡的，还有热钱。

据财新消息，8月份，阿里巴巴与新加坡鹏瑞利集团领头的财团，将原办公地址安盛保险大厦改造成新加坡最高的建筑。2020年，阿里巴巴斥资16.8亿新加坡元（约合人民币82亿元）从鹏瑞利集团购入安盛保险大厦50%的股权。

李嘉诚的维港资本，雷军的顺为资本，阿里联合创始人吴泳铭创立的元璟资本，还有红杉资本沈南鹏的“接班人”曹毅的源码资本，都在新加坡设立办公室。

新加坡十大富豪中，有四位来自中国，迈瑞医疗的创始人李西廷登上富豪榜榜首，其余三位是东海集团李小东和叶勇，以及海底捞创始人张勇。

在社交平台上，孙康注意到，一位招聘人事说，“来Lazada没有阿里味。”

前阿里员工孙康冷笑了一声，在想要出国工作时，他没有考虑过Lazada。一位接触Lazada收购的前辈告诉他，阿里在海外更倾向于招华人，在管理上很难将价值理念传递给外国人。

高欣艺谈及，来到新加坡只是把过去贝壳的经验再做一次，但是难在东南亚市场的用户分析，例如不了解这里买卖房产的政策。

孙康也说，进国内互联网公司的新加坡项目，“实际上一样卷，工作上会与国内同事协同，国内同事一样会推着你996。”

“Shopee反常裁员毁约的作风，应该是被国内互联网带卷了。”孙康听说今年国内裁员，Shopee扩张，国内大厂员工纷纷涌进Shopee。

还能“逃”向哪里？

孙康原本将新加坡作为自己出海的首站，力图寻求生活与工作的平衡。

“从心态和能力的准备上，把新加坡作为自己融入国际工作的垫脚石，比如学好了英语。以后或许会帮助申请澳洲或者欧洲的工作。”

他今年28岁，澳洲打工签证规定只能30岁以前申请，他现在去新加坡做准备还能赶得上。

程序员出海工作，一直是他们打破35岁魔咒的秘方。但在疫情下，很多国家并没有开放边境，而新加坡边境宽松，因此大批程序员涌入。

张豪（化名）五年前就到澳洲工作，他的公司主要做在线协同工具，自从疫情开始，公司一直推行远程工作，而且正打算永久化远程。因为在家办公，他还在悉尼买下了房子。

但居家办公并不是海外公司的常态。今年，硅谷的谷歌、微软、苹果纷纷要求员工回办公室上班。

他身边的华人朋友，为了追求远程办公，好几个跳槽到他的公司，他还鼓励国内的朋友远程加入。

刘丹（化名）任职于跨国互联网中国公司，她曾经在Uber中国待过，“Uber也很卷，试过除夕倒数也在加班。”

虽然在跨国企业上班，要与印度、美国等地的同事开会，往往早上很早起，晚上很晚睡，但是没有固定的上班时间，灵活度比较高。

近些年，跨国互联网公司离开中国，中国区的业务逐渐边缘化，工作上轻松了很多。

周怡不考虑国内互联网的新加坡公司，她认为，海外业务接触不到核心业务，学习的空间就小了很多。

新加坡的公共房屋组屋，房价跟国内二线城市差不多。实际上，这批出海的年轻人与逃离大城市是同一批人，只不过，码农难以在二线城市找到高薪工作。

（文中孙康、周怡、张豪、刘丹为化名）

设计｜岚昇

实习生｜张灿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