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诗人在文字形式的变化或者重新创造方面做得还不够。”在17日举行的首届上海国际诗歌节的世界诗歌论坛上，诗人明迪这样说。她举了巴西和法国的例子，称这两个国家较早就已经出现了图像诗，而中国的图像诗像却像是一个非常边缘化的，被遮蔽的存在。

明迪认为，人们对诗歌完全可以大胆地在形式、意义及声音上进行创新。诗人们与其去后悔该不该写新诗，还不如往前创新。不过在诗人杨炼看来，诗人们在今天应该要先建立起对传统古典诗歌的一种自觉。他说，一开始，人们对待中国传统文化比较盲目、肤浅，后来才慢慢认识到古典诗歌中的伟大的作品及其创作经验，其实也是我们当代创作的一部分。

与会诗人们合影留念。摄影：朱叶子

另外，杨炼还强调了诗歌的写作风格的个性化——即使中文看起来有很多超现实的语言风格，但诗人们应该关注的不是一个作为技术性的“超现实”，而是发现一种“深现实”，这种“深现实”要求我们用一种独特的个性化的写作来呈现它。

于坚则强调了汉语在新诗发展中的作用。在他的认识里，教堂里的耶稣可以被搬走，寺庙里的佛像可以被搬走，但汉语是“搬”不走的，尤其是用汉字写的诗。在新诗发展历程中的成就，于坚认为有一部分要归功于诗人们在汉语上的革新，但这是不够的，还可以在这方面做得更多。

谈及新诗和中国传统诗歌时，诗人们持有不同看法。李少君提到了冯友兰的观点，冯称中国是一个“亦新亦旧”的国家，“旧”是指中国有着五千年的传统，是一个古老的大国，而“新”指的是中国一直处于变革和革新之中。在他看来，诗歌也是如此，也是在新旧交替中变革：新诗在建立新的思想观念和新的意义时，还处于探索阶段，但它和传统诗歌是分不开的。“既然中国传统的核心和基础是诗歌，那么新诗的创立就意味着中国既保留了诗歌的传统，又具有现代性。”李少君补充说。于坚则认为，新诗在语言上发生了革命，表达了很多过去汉语无法表达的方面。“当人们用新诗写作时，他就重返了语言的荒野。这是新诗（发展）一百年来，我认为最重要的地方。”

对于新诗和西方诗歌的关系，杨炼认为，新诗不能简单复制国外的语言。杨小滨则说，自改革开放以来，包括西方现代主义诗歌在内的西方诗歌的翻译和引进，让人们阅读和了解了西方现代主义，而新诗的发展也借鉴了这些“舶来品”。他拿诗人艾略特的《普鲁弗洛克的情歌》举例。当杨小滨读到第一句“假如我认为，我是回答一个能转回阳世间的人，那么，这火焰就不会再摇闪”时，他就发现艾略特在诗中创造了一个角色，这让他感到震惊，也让他发现诗歌写作原来可以往更戏剧化的方向走。“我们可以把中国新诗理解为一种世界诗歌。”何言宏用一句话阐述他认为的新诗与西方诗歌的关系。

回顾新诗的历史，自1917年以来，中国新诗的百年路走得有些坎坷。首先，在新诗的定义上就出现了分歧：什么是新？什么是旧？在诗人唐晓渡看来，新诗“新”在语言上。唐诗等古典诗歌在古代语言上的成就已足够辉煌，而新诗则另辟蹊径，用现代汉语体现汉语的美学力量，特别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新诗对现代汉语的锻造更为精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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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少君谈中国新诗百年发展

在过去，人们对待新诗也持不一样的态度。毛泽东曾认为旧诗会束缚思想，于是鼓励年轻人写新诗，后来又把新诗否定了。据说，毛还开玩笑称：“就算有人给我100个大洋，我也不愿意看新诗。”态度像毛泽东一样发生转变的，还有鲁迅。鲁迅早期对新诗寄予很大的期望，还曾在文章《摩罗诗力说》中强调诗歌对改变人们意志力的作用。只是后来，他对新诗的评价变得非常低，扬言“唯不能作文者，非诗人也”。另一方面，对新诗持肯定态度人的也不少。例如，学者李泽厚认为新诗非常成功，它在保留中国传统的文字文明时，又接受了西方诗歌中的新事物和新思想；张旭东称新诗是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中的先锋，代表了新的思想和文化。

1932年，中国诗歌会在上海成立，主张诗歌的大众化。1936年5月，施蛰存主编的《现代》创刊，戴望舒、李经发等向法国象征主义、美国意向派学习，并探索新诗的现代化。这标志着新诗开始走向现代化的道路。1980年代，中国文学界掀起寻根文学浪潮，代表着中国文学进入从向外学习转为向内寻找自己传统的文学自觉的阶段，也标志着中国诗歌文学的主体性、本体性觉醒的开始。到了21世纪，网络诗歌开始兴起、地方性诗歌也迎来繁荣。在这一过程中，底层草根诗人迅速崛起，女性诗人大量涌现，中国当代诗歌进入了一个全面兴起和相互竞争的阶段，各种诗歌主张和思潮也开始走向深入和成熟。中国的新诗已经走到了到了一个向上超越的前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