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创瞰巴黎 Pierre-Marie Lledo

编辑|Meister Xia

一览：

• 最新研究显示，认知神经科学与道德哲学两个看似不相关的领域其实存在一定的关联。
• 该项科研成果揭示了大脑中负责道德判断的具体脑回路，包括奖励机制、风险评估机制、还有共情机制。
• 道德观念给人类创造了巨大的进化优势。人类作为一个物种的成功繁衍，证明了社交对于生存的重要性。
• 正是道德观让人类避免了许多灾难、疾病、矛盾冲突，并减少了对群体有害的反社会行为。
• 人类与生俱来的社会倾向和道德判断能力，是千百年优胜劣汰形成的本能。也许正是因为人类善于跟“非亲非故”的同伴合作，才成为了如今地球的主宰。

道德和自然科学，乍一看仿佛是两个毫无关联、不容混淆的学科。但认知神经科学的新发现显示这两个领域其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未来，神经科学将与道德哲学有越来越多的交集。大脑活动是否决定一个人的身份和所有行为？在信奉理性与科学的人看来，人的心理状态、社会身份、道德观念都是脑回路的产物 [1]。这意味着道德的形成可以从自然科学的角度解释。

道德的哲学与科学解释

哲学一直以来都致力于赋予道德确切的定义。哲学家认为，道德是人类活动的指南针、规范行为的参考系。如果人存在的意义是追求幸福，那么具体的追求手段必须遵守道德的规范。所以，道德和幸福之间有着密切联系。世界上所有文化都对于道德有着深刻的思考。各国人民都不约而同地建立了司法体系，督促所有公民遵守社会道德准则。

认知神经科学的最新科研成果揭示了大脑中负责道德判断的具体脑回路，包括奖励机制、风险评估机制、还有共情机制。这些机制虽然都在道德思考中扮演重要角色，但不同人调动各个系统的程度却不尽相同——共情能力和仁慈心有强有弱、对不公正现象的敏感度有高有低。这就意味着每个人的道德阈值都不一样。最极端情况是心理病态者，社交决策机制存在严重故障，常有违背道德的行为。

公平正义是人类共同的追求

人类社会中的所有个体，无论文化背景差异多大，都有一个共同点：高度重视道德、公正、公平 [2]。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于我们会建立社会、文化等架构，确保所有成员遵守社会准则。我们还会建立起司法体系，评判个体行为是否符合社会规范，并对违规者施加相应的惩罚 [3]。有学者称，形成道德观念是我们物种独有的行为；道德可促进大型社会中无血缘关系的个体开展合作。这种假说符合达尔文的进化论 [4]：人类个体间，建立起客观公正、与亲子纽带无关的道德约束，有利于我们的生存 [5]。

人类的足迹在地球上无处不及，印证了道德观念给我们物种创造的进化优势。如大仲马的三剑客所说：“人人为我，我为人人。[6]”人类的成功繁衍证明了群居能提高生存率。正是道德观让人类成功避免了许多灾难和疾病，并减少了社会内部的犯罪行为和矛盾冲突。正是道德观，让人类社会生生不息。

小知识：道德观越强的人越长寿？

人的寿命与其社交质量有很大关联，故与道德观也密不可分。有研究者采集并比对了社交多和社交少的人群的血样，发现社交多的人的DNA端粒更长，缺乏社交的人体内积累的“衰老细胞”最多 [7]，容易出现过敏反应等一系列健康问题。衰老生物学揭示，面对不可避免的衰老，最有效的“武器”就是与他人建立良好的关系，故健康的社交关乎我们整个物种的存亡。在人类的社会道德体系中，社会成员们通过践行道德观，保证整个社会的团结凝聚力，一个人越有德行，就越可能活得长。

道德是进化的产物

从进化的角度分析，道德可视为一种极致的合作模式，要求个体放下自我利益，或者让自我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对于灵长类动物和人类幼童的研究显示，道德观几乎是与生俱来的。个体先是以自己为中心，与身边亲近的同伴合作。渐渐地，合作的范围会越来越广，最终包含整个集体。个体便是在合作范围扩大的过程中学会遵守社会道德，并进行道德评判。在进化的长河中，个体与血亲合作的意愿和能力逐步演化为与所有人合作的意愿和能力，成为了道德观，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成熟。

动物不懂得理性思考何为善恶、对错、公平，但仍表现出原始的“守道德行为”。许多物种会互相合作、照顾后代，或者进行家族互助。有些物种甚至还会对不公正现象表示厌恶。虽然人类个体的道德观会在社会化过程中变迁（这就是为什么社会道德准则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有着不同的表现），但人与动物仍有一个共同点：一出生就具备遵守道德、融入集体的倾向 [8]。与生俱来的社会倾向和道德判断能力，是千百年优胜劣汰形成的本能。也许正是因为人类善于跟“非亲非故”的同伴合作，才成为了如今地球的主宰 [9]。

总体而言，自然选择筛选出的一系列特定的认知能力、行为、态度倾向 [10]，与多种其他因素共同作用，促进了人类道德观的形成。行为经济学、发展心理学、社会神经科学等领域多年的研究表明，道德思维有赖于高级社会决策能力，既需要有意识分析，也需要潜意识思考，并以揣摩他人意图、趋利避害、价值奖赏认知、大脑的执行功能、规则学习能力等多重维度为基础 [11]。可以说，人类的道德决策由两方面因素左右：一方面是基于过往事件发生频度的概率期待（对他人行为的贝叶斯推断），另一方面是基于社会准则对他人行为的期待。

参考资料：

1. Le grand paradoxe pour Sapiens est de posséder un cerveau dont la fonction essentielle est de garantir son individuation tout en favorisant les interactions sociales pour former un collectif homogène.

2. Decety J et Yoder KJ (2017). The emerging social neuroscience of justice motivation. 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 21(1), 6–14.

3. Buckholtz JW et Marois R (2012). The roots of modern justice: cognitive and neural foundations of social norms and their enforcement. Nature Neuroscience, 15(5), 655–661.

4. Darwin C (1871). The Descent of Man and Selection in Relation to Sex (Vol. 1). London, UK.

5. Tomasello M et Vaish A (2013). Origins of Human Cooperation and Morality.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64, 231–255.

6. Un pour tous, tous pour un, d’origine latine et actuelle devise de la Suisse, cette expression a été popularisée par les Trois Mousquetaires, d’Alexandre Dumas.

7. La sénescence est le processus de vieillissement biologique qui se traduit par un arrêt irréversible du cycle cellulaire aboutissant à la mort de la cellule. Au bout d’un certain nombre de divisions, les cellules finissent par ne plus se reproduire et meurent.

8. Hamlin JK (2015). The infantile origins of our moral brains In Decety J & Wheatley T (Eds.), The Moral Brain: A Multidisciplinary Perspective (pp. 105–122). Cambridge, MA: MIT Press.

9. Cf. Le on inaugurale Homo sapiens, une espèce invasive Jean-Jacques Hublin du 13 janvier 2022.

10. Yoder KJ et Decety J (2018). The Neuroscience of morality and social decision-making, Psychol Crime Law. 24(3), 279–295.

11. Decety J et Cowell JM (2017). Interpersonal harm aversion as a necessary foundation for morality: A developmental neuroscience perspective. Development and Psychopathology, 1–12. Krueger F et Hoffman M (2016). The emerging neuroscience of third-party punishment. Trends in Neurosciences, 39(8), 499–5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