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豹变 赵若慈
编辑 | 刘杨
「核心提示」
去年暑假,“双减”政策落地,教培行业风雨飘摇。一年后,命运出现了转机,不仅新东方蹚出了一条直播带货的路,其他头部教育机构也纷纷转型,布局智能教育科技产品、进校业务,甚至开起了咖啡店和月子中心。而曾经的教培从业者们,也对这个行业有了更多的思考,开始走出迷雾。
经常去中关村的人还记得,从地铁海淀黄庄站出来,每走几步,就会收到教培机构的传单。丹棱街、善缘街、中关村广场步行街几条路的广告路牌上,几乎都是出国留学、语言培训、课程补习的广告。
去年暑假,“双减”政策落地,这一景象也随之定格在那个夏天。
2022年9月19日,中关村步行街竖立的11块广告牌里,只有三块是留学机构的广告,剩下几块待租的广告牌上,则写着“核心地段,难得有空”的字样。
地铁海淀黄庄A2出口往西几百米的丹棱SOHO,是好未来总部所在地。与2021年巅峰时期相比,如今好未来的市值已经跌了超过90%。另外两家同样位于中关村的上市教育公司高途、新东方,也逃不过二级市场的“暴跌”,一年多的时间里,市值分别蒸发了几百亿人民币。而此时的财富得失,似乎已经变得无关紧要。
几家教育公司在过去一年纷纷转型。作业帮西二旗办公区门口的标语从“让优质教育触手可及”换成了“科技为人,成就非凡”。猿辅导的飞象星球致力于智能教育科技产品,强势入局进校业务,集团母公司投资了羽绒服、咖啡店和月子中心等不同赛道。新东方的“东方甄选”双语直播带货则迅速出圈,并且让农副产品有了知识属性。
手握资本的教育巨头在迷雾中转型,时代大潮下的个体,也面临着人生岔路口的选择。
2021年是高中化学老师赵伟强在新东方的第七年。如今,他的身份已经变成了主播。他告诉《豹变》,自己的前同事们,有去公立学校的,有考研考公的,也有回家结婚生子的。今年中秋,是他从北京到杭州做电商的第一个月。
“双减”一年后,曾经的从业者们对这个行业有了更多的思考。他们之中,有人坚守,有人徘徊,也有人不得不选择离开。
从教培转行新能源
赵伟强在大三的时候便与新东方结缘,和每个新东方老师一样,投递简历后经历了笔试、面试、试讲以及各种各样的考核后,他正式成为新东方教高中化学的老师。
回忆最初进入新东方的时候,为了快速适应教培行业的快节奏,熬夜到两三点是常态。刷题、备课、总结知识点、写笔记、设计课程、设计讲法,七年来,几乎每个夜晚,赵伟强都在教学备课工作中度过。
当被问到“为什么要对自己这么严格”时,赵伟强告诉《豹变》:“刚进去的时候,身边同事不仅有从业很多年的老师,跟我一批的还有北大化学的博士后。为了在专业水平上不落下,必须熬夜下功夫。”
他在新东方时期,一个暑假能带400多个高一到高考学生。从大三入行至今,赵伟强和教学打交道已经7年,没想过在去年会面临如此巨大的变革。
2021年7月24日晚上,流传了半年的“双减”政策文件正式实施。在文件下发的前一天,资本市场上的教育公司股价集体跳水,新东方盘前暴跌60.94%,好未来跌57.36%,高途跌58.35%。
校外培训从野蛮生长进入强监管后,整个行业重新洗牌。
“非常非常抱歉,我们必须做出如此艰难的决定。”在确定裁员计划后,2021年7月30日,高途创始人陈向东在内部信中不停重复着“抱歉”。好未来创始人、CEO张邦鑫在政策落地后的员工直播中,带着内疚说“裁员肯定是会裁员的”。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则在9月的一次高管会上宣布,秋季课程结束后将停止小学和初中学科业务的线下招生,各个城市接下来也将逐步关闭教学点。
新东方今年7月份发布的财报显示,截至2022年5月31日,新东方学校及学习中心总数为744家,同比减少925家。好未来全国的学习中心,也从2021年年初的千余家,缩减为不到150家。
教培龙头企业迎来大考的同时,教培行业的老师们,也都在重新出发,去寻找新的发展。在离开新东方后,赵伟强休息了三个月。今年年初他找到朋友们,一起研发教材、教学方法,凭借多年积累,开始摸索创业,并且有了自己的教学产品。
转机出现在今年6月,“东方甄选”登上了微博热搜。几家教育公司中,新东方最先蹚出了一条直播带货的路径。与此同时,赵伟强接到了老同事的电话,问他要不要回新东方直播间试试直播业务。与频频登上热搜的董宇辉老师类似,赵伟强也从老师转型为主播。
同样是新东方员工的小夏,2020年由英语老师转岗做学科运营,负责课程开发等工作。比老师们晚一些,去年12月,部门负责人和同事们一一面谈之后,小夏所在的学科运营部门正式解散。
“以前的寒假课都很满,工作很忙,只能休息一周,今年一直休息到了三月份。”她对《豹变》说,“对教育行业还是有感情,但不停地刷招聘APP之后,心态也随之改变,最后决定试试新的方向。”
双减带来的震荡不仅在K12的范围,这场大潮中,无论是成人教育,还是体育培训、艺术培训等,都被巨大的不安感笼罩着。
“五年教培人,最终转行新能源。新开始,祝我好运!”今年8月31日,阿黛在社交媒体上发了这样一条动态。从2017年大学毕业进入英孚教育到今年5月,她教了四年成人英语,一年青少年英语,并且做到了英孚教育课程销售经理的职位。
“那份工作教会了我怎么变得更专业。”整个行业欣欣向荣之时,也是阿黛刚刚步入职场的几年,现在提起来她依旧充满感激。但是,当行业变天后,公司要想尽办法缩衣节食活下来,留给个体的空间也越来越小。
阿黛告诉《豹变》:“当时的情况下,很多家长、学员都会担心公司跑路,签单的人越来越少。但公司的KPI越定越高,比如,给你定了20万的业绩,如果没达到,即使你做到了18万,也是一分提成都没有的,甚至还要降职降薪。”
走出迷雾的老师们
今年8月底,赵伟强加入了“交个朋友·电商学苑”,在该机构的课程研发部进行课研,同时还兼顾直播业务、线下培训业务,讲课内容从高中化学变成了教人如何做电商。
他表示,不希望3个月后从一个大平台的“互联网售货员”变成“优秀的互联网售货员”,更希望能深挖行业,把前中后端全部打通,前端能直播售卖不同赛道的产品,后端能够懂运营,进而通过新东方老师的底子总结出方法论,再次变成知识进行输出。
和最初进入新东方熬夜做教案一样,现在赵伟强依旧两点才休息,“要么就不做,要做就做到极致”是他一直坚持的观点。每天结束工作之后,他会翻出当天的回放,对着数据重复看自己的直播。
“记下来说哪句话的时候直播间突然进来了很多人,或者说哪句话的时候出去了很多人,找出自己的闪光点和不足的地方,再一点一点修改脚本。”他告诉《豹变》。
换个赛道重新开始,是很多教培人以及教育机构的选择。但也有一部分老师,从机构进入公校或私校,依旧站在讲台上。小夏是其中一员。
离开新东方后她尝试转型,也顺利进入到国贸一家猎头公司开始接触新领域内的工作。但是当通州一所公立学校招聘社会化老师的时候,小夏还是毅然决然选择站在讲台上教英语。
和新东方授课强调的方式、兴趣不同,学校中更需要注重课堂纪律,现在还在实习期内的小夏正在努力转变自己的授课方式。除此之外,她还要学习一些例如写教学手册等学校内的常规性工作。
不过,砍掉校外教培,并不意味着升学内卷从此消失,对校内教育改革来说,同样面临新的难题:学生们不再补课后,校内课堂如何更有效?所以,双减之后各个学校校内的教学大纲、学习效果的评估方式、课程安排都需要重新安排。
现在,除了周一周五两个班的日常课程外,小夏还负责学生额外两节课后服务。既要适应新的环境,又要更进一步提升教学效率,小夏的日常被排得满满当当。
转行也意味着要面临更多的挑战。阿黛对《豹变》表示,自己曾经焦虑了很长一段时间,因为如果转行,就意味着要放弃积攒多年的经验,从头来过。
对未知的担忧让阿黛辗转反侧,在好友的支持和鼓励下,她告别了英孚。不过,在转行新能源之前,她还抱有一丝希望,进入一家体育培训的创业公司。
但和之前已经发展成熟的英孚教育不同,这家创业公司的老板完全不懂课程,只想着盈利。她刚到这家公司时,100多个学生里有30多个家长已经开始要求退款了。虽然入职只有一个月,阿黛还是帮这家机构整合了班级、统一了上课时间,最后由于实在受不了老板只顾盈利不顾学生上课质量,选择了离开。
作为新兴行业之一,新能源公司对教育行业出来的员工青睐有加,因为教培出来的人抗压能力都非常强。然而,隔行如隔山,“累”是阿黛目前最直接的体验,她不仅要学习新能源专业知识以及汽车知识,还要学习竞品,更重要的还有邀约客户做试驾,并解决他们的问题。
好在阿黛现在的公司里的领导、同事都十分友好,在这个“新的开始”中,阿黛逐渐对未来充满信心。
尽管时代的沉浮中,个体十分渺小,但时间的流转中,每个人都在努力前行中等待着自己的柳暗花明。
“如果行业好起来,我愿意回去”
回忆起过去在英孚教育的五年,阿黛最有成就感的是见证每个学员的进步。
做青少年英语培训时,她曾负责过一个四五岁、有多动症的小男孩的课程规划。担任班主任后,为了让这个小朋友能安静地坐着,阿黛抱着他上了三个月的课。慢慢地,这个学生可以自己上课了,再后来,他甚至能专注于课堂,跟老师互动。
“现在还记得,他的妈妈非常感谢我,不过对我而言,这是本来就应该做的。”阿黛认为自己过去担任了“陪伴别人成长”的角色。
她还讲述了一个河北农村学生的故事。“那个孩子原先在三里屯蓝蛙的后厨洗碗,但其实他心底有很强的自卑感。当时他17岁,我一直劝他可以复读高三重新考大学。四万块对一个农村家庭来说确实不是小数目,但是那段时间里我明显感受到了他的变化。后来他读了大学,开始健身,交女朋友,整个生活都向上走了。”讲述和学生相处的时刻,阿黛的语气里总是充满了欣慰。
教育行业的独特之处或许就在于,它能够给予老师们最直接的情绪反馈。
今年的教师节,赵伟强依旧收到了一些学生的祝福。在新东方上课时,他是学生们崇拜的对象。回忆过去每学期结课的时候,赵伟强都会送给学生一些明信片做纪念,很多学生都会选印着他的照片的那张。
当时有个学生,特意拿相框把这张明信片裱起来放在自己课桌上,以此来激励自己学习。赵伟强告诉《豹变》,后来,那个学生理综考了280多分,现在在学芯片设计,正在读大三。
在中考、高考的升学压力下,校外辅导是曾经长期存在的刚需。内卷的氛围为教培机构创造巨大的商业利益,突如其来的疫情更是将在线教育推向风口。网经社“电数宝”电商大数据库显示,2020年我国在线教育融资总金额超539.3亿元。2021年春天,好未来股价冲破90美元,“正价长期课”在读人数达到550万人。
不可否认的是,巨大膨胀的背后存在着市场不规范、恶性竞争、无序扩张等问题,也引起了监管部门的注意,“改变”是规范之下教培行业必须要经历的阵痛。
“双减”一年后,和老师们一样,整个行业依旧处于缓冲期。今年7月底,好未来和新东方这两家在美国上市的教培巨头公布了最新财报。财报显示,好未来截至5月31日2023财年第一季度报告期内实现营收2.24亿美元,同比下降83.8%。新东方公布的截至5月31日2022年第四季度业绩显示,公司营收为5.24亿美元,同比下降56.8%。
转型中的教育机构路径大体相似:先活下来,再重新寻找新的增长点。今年6月,俞敏洪发布致全体新东方人的内部信,告别迷雾中的2022财年。其中提到,“今天,我们终于稳住了船舵,认清了方向,让新东方这艘航船继续前行”。8月,好未来将公司的使命从“爱和科技让教育更美好”调整为“爱与科技助力终身成长”,不再将自己固定在教育的标签之下。
迷雾中的教培人,也在努力认清方向。还在教书育人的小夏依旧热爱讲台,赵伟强正在努力“干一行爱一行”,他暂时还没有特别有成就感的时刻,“可能将来我培训了一万名商家后会觉得特别有意义吧。”
阿黛则偶尔幻想:“如果行业重新好起来,我一定愿意回去。”
(应受访者要求,小夏、阿黛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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