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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翟瑞民
2021年10月,陶女士诞下第二个孩子后,按照所在村委会的通知,将新生儿出生证明等资料一并提交,村委会称将有一笔育儿补贴金打入她的账户。
陶女士家住四川省攀枝花市。2021年7月,攀枝花市出台育儿补贴政策。这是三孩生育政策实施后,全国首个直接向生育家庭发放补贴的地区,一时备受赞誉。2022年3月底前,攀枝花已向全市兑现第一笔育儿补贴金,共计95万元,涉及650个家庭。
在攀枝花出台育儿补贴政策后,截至目前已有包括甘肃省临泽县、湖南省长沙市、云南省等多地出台或拟出台育儿补贴政策。一些人口学者预计,未来会有更多地方加入到育儿补贴队伍中。
作为人口领域一项崭新的政策工具,育儿补贴为何会在中国成为趋势?攀枝花实施育儿补贴政策已超过一年,该如何评价其效果?
为什么是攀枝花?
2021年5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并指出,为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当年7月20日,上述文件全文公布,明确我国将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并提出“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
仅仅8天后,即2021年7月28日,攀枝花市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关于促进人力资源聚集的十六条政策措施》,其中提出,“对按政策生育第二个及以上孩子的攀枝花户籍家庭,每月每孩发放500元育儿补贴金,直至孩子3岁。”
此时,三孩生育政策虽然已经出台,但我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以及《四川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尚未修改,如何落实三孩配套政策,各地仍在观望。攀枝花抢先一步推出的补贴政策也引起全国关注。
看到育儿补贴政策的消息时,陶女士怀上二孩已有7个月,她觉得自己运气好,虽然补贴金并不高,但“不管多少,有总比没有强。”。1991年出生的陶女士是家中独女,她这一代人中,生二孩的家庭几乎都被“罚过款”。如今,政策急剧转向,还是超出很多人的预期。
界面新闻获悉,攀枝花推出育儿补贴政策的时间其实更早。2021年6月12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结束后不到半月,攀枝花市委、市政府就内部印发了《关于促进人力资源聚集的十六条政策措施》,但当时三孩生育政策尚未正式出台,这份文件也就暂未公开宣传。
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西南财经大学教授杨成钢曾两次前往攀枝花市调研。他告诉界面新闻,攀枝花之所以率先出台育儿补贴政策,一方面与攀枝花作为一个工业城市,财政基础较好有关;另一方面,当地主政领导的理念也起到了很大作用。
作为一个因“三线建设”而生的城市,攀枝花是中国西部最大的移民城,98%的城镇人口来自全国各地,多个人口指标优于四川平均水平。
2020年,攀枝花市常住人口为121.22万人(注:本文所有数据均采用“七普”公报),居全省21个市(州)第19位,位次与“六普”数据持平。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常住人口15.88%,高出全国平均水平2.38个百分点,但比四川全省平均水平(16.93%)略低。
因辖区人口少、行政区域面积小,攀枝花的GDP总量排名在四川靠后,但人均GDP排名却名列前茅。攀枝花市政府网站信息显示,在2020年中国城市人均GDP百强榜中,攀枝花市人均GDP为85862元,位列全国第61位,超过四川省会成都,排名四川省所有市(州)第一。
杨成钢认为,攀枝花推出的育儿补贴金政策“很聪明”,其实支付给每个孩子的资金并不算多,补贴一个孩子3年的资金成本合计为1.8万元,但采取每月发放500元的形式直接惠及了生育家庭,能使政策的社会效果最大化,有助于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育环境的改变,也为其他地方起到了示范作用。
作为“探路者”的攀枝花市也受到了国家部委层面的关注。2022年1月20日,国家卫健委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实施有关情况,攀枝花市副市长许军峰受邀请出席,并介绍了该市育儿补贴政策有关情况。
对于攀枝花出台育儿补贴政策的背景,许军峰介绍,主要是基于三方面考虑:一是贯彻执行国家政策,二是共享发展成果,三是回应群众的呼声。
育儿补贴渐成趋势背后
攀枝花出台育儿补贴政策后,其他一些地方也跃跃欲试。界面新闻注意到,北京、广东、浙江、湖南、吉林、黑龙江等多个省和市,在修改计生条例或出台三孩生育政策实施方案中,均提出了包含育儿补贴金的相关条文,但并没有明确或强制性规定如何实施。
比如,2021年11月新修订的《浙江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规定:“县(市、区)人民政府可以根据当地实际,对三周岁以下的婴幼儿家庭给予育儿津贴、托育费用补助。”2022年1月,北京市印发《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实施方案》提出,“根据国家有关规定,逐步建立完善家庭养育补贴制度”。
多位人口学专家表示,从目前实施或计划实施的补贴政策看,各地育儿补贴金的额度并不高,由于生育率普遍低迷,政策所需资金成本应该在可承受范围内,因此是否出台育儿补贴政策,地方主政领导的思路尤为重要。而一些接近政策制定的人士告诉界面新闻,财政情况也是各地政府考量的重要因素之一。
界面新闻梳理公开信息发现,截至目前,除了攀枝花,还有甘肃临泽、新疆石河子、湖南长沙、湖南株洲、浙江龙湾、河北邯郸峰峰矿区、云南省和黑龙江大兴安岭等地已出台或计划出台生育补贴政策。此外,界面新闻了解到,全国还有多个市县也正在制定类似政策,但一些地方因与当地人大、职能部门存在分歧,暂时难以推出。
从已公布的政策看,多地后续跟进的育儿补贴金标准普遍有所提高,补贴发放形式也更加多样,有的逐月发放,有的是一次性发放。不过,补贴对象几乎都限于二孩和三孩家庭。
人口学专家何亚福认为,育儿补贴金标准和发放形式不同,显示政策制定者对如何搭配资金能起到更好的鼓励生育效果,经过了深入考虑。有分析认为,一孩是“刚需”,所以并不在多地的补贴政策范围内。但何亚福认为,一孩也应该纳入补贴,育儿补贴应该累进制,比如一孩每月补贴500元,二孩补贴1000元,三孩补贴1500元,如此或许更有效果。他预计,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出台育儿补贴政策。
2021年9月,甘肃省临泽县印发《临泽县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实施意见(试行)》,提出生育一孩、二孩、三孩的临泽户籍常住产妇一次性分别给予2000元、3000元、5000元的生育津贴;对生育二孩、三孩的临泽户籍常住家庭,每年分别发放5000元和10000元育儿补贴,直至孩子三岁。
对于为何出台该项政策,临泽县卫健局一位工作人员向界面新闻解释,中央出台三孩生育政策后,县级领导非常重视,与周边其他县(区)相比,临泽人口规模下降比较快,虽然临泽县以农业为主,但还是迅速制定了鼓励生育的政策。而且,该县财政局经过测算认为,育儿补贴所需资金财政能够承担。
截至目前,一次性补贴标准最高的为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近日,《大兴安岭地区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工作方案(征求意见稿)》提出,大兴安岭地区户籍且在本地区工作生活的夫妻,生育第三个孩子给予一次性奖励金2万元。生育二孩每月发放300元育儿补贴,生育三孩每月发放500元育儿补贴,直至孩子3周岁。
云南省是目前唯一一个提出在全省范围内实施育儿补贴金政策的省份。2022年9月16日,云南省印发《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未来三年将对本省二孩、三孩家庭分别发放2000元、5000元的一次性生育补贴,并按年度发放800元育儿补助。
一位接近政策制定的人士向界面新闻透露,之所以率先在全省范围推出育儿补贴政策,并不是因为云南省人口形势较全国更具特殊性,而是“省委省政府综合考虑,高位推动”的结果。他表示,除了育儿补贴,在分娩、托育等方面当地也有不少重要举措,“云南已经尽自己最大努力了”。
如何看待育儿补贴效果
从世界范围看,不少生育率较低的国家和地区均推出了生育补贴金政策。但其对生育的刺激作用和效果,学界看法并不完全相同。
2021年11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统计与数学学院讲师陈梅、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张梦皙等人发表《国外生育支持理论与实践研究进展》一文指出,从瑞典、法国、英国等13国的分析数据来看,对于生育率远未达到更替水平的国家,各种形式的现金津贴,对生育行为的激励效果都很明显。现金津贴配合育儿假、日托中心建设等多类型政策组合效果更为显著。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朱荟和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陆杰华对英国、瑞士、捷克、匈牙利等15个国家的人口政策有过研究,他们发现,具有“去家庭化”性质的托幼服务对欧洲家庭生育决策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具有“家庭化”性质的现金补贴并未产生预期作用。
截至目前,攀枝花的育儿补贴政策实施已满一年,随着越来越多地区推出类似政策,该项鼓励生育手段成效如何,也引起了各界关注。
公开信息显示,2022年3月底前,攀枝花市发放了第一笔育儿补贴金,共计95万元。此次共650户家庭领到育儿补贴金,其中三孩家庭90户,二孩家庭560户。这一数据的覆盖范围为2021年6月12日,即政策生效至当年底的半年多时间。
值得注意的是,去年申领的人数并不能反映育儿补贴政策效果,因为该政策于2021年6月12日施行,按规定只有子女出生后才能申领,这意味着去年申领育儿补贴的家庭,在政策出台前就已怀孕。据此,育儿补贴金的政策效果,应体现在2022年4月以后出生(即2021年6月12日政策实施后怀孕)的二孩和三孩数量上。
攀枝花市卫健局尚未公布育儿补贴政策实施以来全市的申领数据,但攀枝花市3个区(县)卫健局向界面新闻提供了各自辖区的数据。根据这些数据初步推算,在各自区(县)内,2022年申领育儿补助金的人数,基本与去年持平,或略高于去年,但并未出现明显激增。多位卫健委人士表示,群众虽然欢迎育儿补贴政策,但“普遍的反应是,500元钱只够买纸尿裤。”
攀枝花市东区人口有41.1万人,是该市5个区(县)人口最多的一个区。该区卫健局有关负责人告诉界面新闻,去年下半年该区申领育儿补贴的二孩和三孩家庭为80个。2022年截至目前,东区申领育儿补贴的家庭有140多个,以此推算,到年底符合条件的可能有一百六七十个家庭,今年出生的二孩和三孩人数与去年相比持平或略高。
相比之下,攀枝花市人口最少的西区只有13万人,生育情况也类似。西区卫健局相关人士介绍,该区去年出生人口为294人,其中二孩115人,三孩及以上孩次4人。今年截至目前,申请育儿补贴的家庭有50多个,预计与去年持平或略高。
该人士特别指出,在申领育儿补贴的家庭中,“99%都是二孩家庭”,由于三孩人数太少,每次制作统计条形图时,“三孩数据都看不到线条”,这一现象并未因育儿补贴政策而改变。
究竟有多少家庭因育儿补贴政策而决定生育二孩或三孩?目前尚无可靠数据支持。“想生的没有政策也会生,不想生的有政策也不会生”,这是卫健系统人士的普遍感受。
育儿补贴虽然已打入账户,但陶女士并没有去查看账号。“这些钱买奶粉都不够,我生二孩也不是因为补贴政策。”她说。多位攀枝花市二孩母亲也表示了同样的看法,并称她们身边也没有人因育儿补贴政策决定生二孩或三孩。
陶女士原本以为,“多生一个就是多张嘴吃饭”,但随之而来的各种问题超出她的预期。孩子每个月仅奶粉钱就需要1000-1500元,此外还有衣服、玩具、纸尿布等开支。不久前,孩子和家人生病住院花掉1万多元,这超出了她产假结束后上班至今的全部收入。“如果育儿补贴能发到18岁就好了。”她说。
杨成钢表示,目前各地发放的育儿补贴金,尚不足以让生育家庭感受到高昂的生育成本有所缓解,鼓励效果可能并不理想,但如果没有育儿补贴政策,“生育率下降可能会更快”。总之,拿出“真金白银”支持生育,反映出了地方政府落实优化生育政策的态度,有助于在全社会营造友好生育的氛围。
但他也指出,构建支持生育需要解决的问题仍然很多,比如婴幼儿3岁前入托,7岁后入学,以及女性职业受影响所付出的“隐性成本”等。这是一项“系统工程”,离不开中央统筹、部门协作的顶层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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