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真故研究室 佟 畅

编辑 | 龚 正

离开华为时，张斐觉得在公司内蔓延了一年多的“寒气”并没有真正吹到自己身上。为了结束异地恋，她潇洒地辞去在深圳荣耀的工作，来到北京。

在得到新工作前的空档期，她决定做点不一样的事情。“去星巴克摇咖啡”是一个极具吸引力的选择。

然而，在星巴克的后厨，她才第一次感受到真正的冰冷与崩溃。

从大厂到大厂

中关村写字楼，一楼大厅，一面是室内瀑布，一面是半开放式的星巴克。张斐站在吧台后面，白衬衫，绿围裙，戴着统一的米色鸭舌帽，头发扎成低马尾。

她拉动咖啡机侧边的银色手柄，蒸汽喷出，这台方方正正、高高大大的机器缓缓吐出热牛奶，滴入冒着苦味的浓缩咖啡液中。

一个“黑围裙”走到她面前。

“糖浆的按钮要复位，不能按完以后就让它在那儿呆着。”店里六个店员，除了她都是黑围裙，比她资历长。她们经常指导她。

“好。”张斐干巴巴地答道。

“你怎么话这么少。不要把自己当工具人呀。”黑围裙领导对她说。

张斐没有为自己辩解。距离下午三点还有10分钟，清晨6点就来上班的她已经站了快9个小时。她不停地按动手里的圆珠笔，等着“解放”。

“去换衣服吧。”听到这话后，她仍绷着脸，脚步沉沉地走进员工休息室。等从休息室出来，张斐已把辫子放下，换上一件胸口绣有“honor”的深蓝色夹克——荣耀的文化服。

张斐2018年大学毕业，2019年到华为工作。2020年11月17日，华为将荣耀品牌的相关业务资产出售，张斐也随团队转至荣耀工作。

“寒气说”这两年在公司内部流传。虽然没有经历裁员，但张斐也或多或少受其影响。2021年的年终奖，很多岗位都有30%-50%的降幅，张斐也不例外。

对于尚未有家庭压力的她来说，降薪只是意味着“少了奶茶钱和打车费”，但对于中层员工，这股寒气就有些致命了。张斐的领导，每个月房贷2万，两个孩子每年学费20万，最近又给孩子报名了4万块一个月的钢琴班。这些必要支出让他必须拼命保住工作。

“都卷成麻花了。”张斐这样形容当时的工作氛围。领导层压力大，基层员工挤破头谋晋升，大家都在主动加班，没有活也要创造活干。

而张斐成了办公室的“氛围破坏者”。她不想卷了，想分更多的时间给生活。

作为异类的她受到“挤兑”，经常因为项目跟进不够快而被“批斗”。“背绩效”也成了家常便饭，考核时被打上“B-”、“C”，工资减少10%-20%。

但她觉得自己还年轻，不会受限于一份工作。常年一个人的大厂生活让她迫切地渴望陪伴。今年春天，她利落地辞职，从深圳飞到北京，与男友会合，期冀起新生活。

图｜张斐在荣耀的工位

最初她想和男友一起出国进修，但这个梦很快就破灭了。她开始找新工作，也不顺利，有次offer到手又飞了。后来她才意识到也许是因为签了竞业协议，短期可能找不到原领域的工作。

“要不去星巴克打工吧。”朋友随口的一个提议让她眼前一亮。在咖啡厅做店员，每天能遇到许多人，说不定可以交到好朋友。而且，在这个外国人经常来往的地方，有很多练口语的机会。“摇咖啡的动作也很帅。”她对这份工作满是期待。

到星巴克面试时，面试官问了她一个问题：“你会骂人吗？”

她愣了一下，说：“会。”

“怎么骂的？”

“你这样的人是怎么进华为的！”她回想了下，举了个之前工作时“骂人”的例子。

确认了她是个“文明人”，属于不会和顾客起冲突的类型，星巴克录取了她。

后来张斐发现，虽然前置了这样的要求，但星巴克招来的员工并不都文明。刚去上班的几天，她因不熟悉流程拿错了牛奶，一个店员在旁边朝她翻白眼，说了句“傻X”。之前的工作中，没有人说脏话。但在星巴克，她被连着骂了三次“傻X”。

回到入职那天。九月初的北京正在降温，天气很冷。天刚蒙蒙亮她就出发，为了不迟到还特意打了个车。

开始工作后，火热的心一点点变凉。店长先是让她记下所有食品的名字，然后就立刻要给它们贴标签。她吃力地识别着那些样貌相似的三明治。勉强完成后，就开始打扫卫生。擦长长的餐台，外面擦完了擦里面，擦桌子，擦每一台机器，擦地，擦踢脚线……

那天，她做的唯一和咖啡有点关系的工作就是在出餐台把咖啡递给客人。

一个挎着“字节跳动”腰牌的男人来取饮料。张斐把杯子递过去时，不小心碰到了男人的手。男人登时破口大骂，说她不干净，一路大声骂着脏话摔门而出。

张斐回想起自己在华为时和字节跳动的员工对接，不管双方内心有多不满，对彼此永远都是客客气气，笑脸相迎。如此巨大的落差让她清醒地意识到，以前别人的客气，不是对她，只是对她背后的公司。

受人尊重，原来并不是像呼吸一样自然的事。只因身份变化，“尊严”瞬间从空气拔升成奢侈品。

下班刚走出写字楼，她就忍不住失声大哭。在星巴克工作的前三天，张斐连哭了三晚。

从时薪100元到时薪10元

从华为到星巴克，巨大的变化在张斐身上发生。

在星巴克打工，最基层员工的月薪是3000元，每月工作174个小时，扣除社保后时薪只有十元左右，而张斐过去在华为的工资算下来时薪能有100元。

工资缩水十倍带来明显的消费降级。在华为时，看病可以报销，当时张斐到公司附近的私人诊所花3000块钱拔牙，没有任何犹豫。来星巴克打工后，又有一颗智齿松动，她去医院门诊，医生说拔牙要1000元，她想到这相当于半个月工钱，就跟医生说：先不拔了。

医生给她开了150元的药回去吃。150元，也要整整刷两天的盘子才能挣够。回去的车上她就哭了，责怪自己曾经对3000元的浪掷。

在生活的方方面面体会到消费降级后，张斐发现自己横生了许多负面性格。以前去人均300元的餐厅稀松平常，遇到服务员上错菜她从不会介意。而现在去餐厅，一想到300元意味着自己刷一周的盘子，但凡碰上服务员做得有一点不标准，她就会突然特别难受。凭什么自己服务别人时不能出一点错，但现在自己却被敷衍对待？

苛刻、刻薄、刁难，她以前从没想过这些负面的词语会被用来形容自己。原来有时善良的成本是金钱。

她还觉得自己越来越麻木，正在与社会脱节。

咖啡店店员的工作，听起来像是个与世界沟通的窗口，而实际上，顾客行色匆匆，即使停留也大多是做自己的事。尤其是在写字楼里的店面，店员与顾客的交流基本上局限于收银和交接饮料的瞬间。

因为过往的生活经历大不相同，张斐和店里的其他店员也很难交流。大部分店员之前也都是在餐饮服务业工作，她们平时常常讨论怎么卖月饼、食品保质期等问题，而“跨行”来的张斐对咖啡和服务业尚未产生兴趣。

在店里，同事问她平时都干什么，她说最近在读《欧洲简史》。同事讶异地问她为什么要看这个，她一时语塞，感觉自己说什么都好像在炫耀似的。

她本是个很活跃、很喜欢表达的人，但一方面和同事缺乏共同语言，一方面实在是累且痛苦，她在打工时话越来越少，除了招呼客人，面对同事就只有“嗯”、“好”、“行”。

高强度的体力劳动要把她击垮了。在华为工作也累，时不时加班，但行动自由，实在不行可以下楼走走，放松一下。但在星巴克，连续站8个小时，每小时顶多能休息十分钟，上厕所都要申请，手机更是不能碰。

“感觉脑子不转了。”上班时，做的尽是机械的劳动，不需要思考，下班以后，疲倦席卷而来，大脑无力重启，只会发出一个信号：赶紧休息。“大脑是一台机器，长期不用会生锈的。”在华为工作时，虽然身体也疲惫，但大脑始终在运转，这种状态可以延续到下班后，支撑她继续看书、学习、练琴、思考。

而现在，停滞的状态让张斐感到恐惧，她不再接受新的信息了。

图｜清洗冰箱滤网

在华为时，同事间经常讨论产品研发和运营，公司也设有知识库，每月还有相关考试。主动吸收这些业内信息，对她的职业发展有所助益。而当她关上这扇门，沉浸到“星巴克店员”的角色中时，巨大的焦虑和无意义感吞噬了她。

“不会要刷一辈子盘子了吧。”双手泡在水池里，这个有些荒诞的念头冒了出来，像气球一样膨胀，填满她整个脑内世界。

也许可以凭借自己过往的专业能力进入内勤部门。回家后，张斐第一时间去查找在星巴克工作的成长路径，却发现上升的渠道是完全闭塞的，基层店员最多只能做到店长，无法转至内勤、进入管理层。

未来没有希望了，她感到深深恐惧。她很难说服自己，来星巴克打工只是短暂地体验生活。

之前在华为的同事、看重她的领导都无法理解她的选择，觉得她在浪费时间。“在华为，没有所谓的快乐工作。”大家好像被推着不断向前，在一个个项目中精进业务能力，以“提升自我价值，为公司创造利益”为目标。

这是一个容错率偏低的空间，人们做的每个选择，都应指向一个“更好”的未来，内部晋升，跳槽，出国进修，创业，都会被接受和赞许，但在自己没兴趣的领域做最基层的员工，显然会被视作无意义。

在华为工作时，她跟一个朋友聊工作的辛苦，对方总是予以极大的耐心和支持，鼓励她“勇于对抗不公”。到了星巴克以后，当她和朋友说起在星巴克的疲累，朋友却直白地指责她“抱怨生活”。

她在心里清楚，朋友对她态度的转变，是因为她身份的变化。以前她在华为的时候，朋友可以从她这里获取到业内信息、工作合作的机会，自然乐于倾听她“倒苦水”。而现在，她只是一个普通店员，失去了被重视的价值。

在下行的经济环境下，朋友怀疑张斐是否会就此一蹶不振，张斐自己也觉得在星巴克打工是段会“脏了简历”的工作经历。后来她去大公司面试时，总会刻意隐去这段经历。她不想被视作大厂“淘汰者”。

以前张斐常听人说“中国人没有gap year”，短短两星期，她深刻体会到了其中之意。

高薪、职场定级、kpi、okr、从0到1的系统交付、产品迭代、自我迭代……大公司用这些词汇构建出“工作的意义”，也在无形间框定了职场人看待工作的视阈。

大厂思维，彼此不同

刚来星巴克时，店长要求张斐背下来每一个食品和原料的保质期，一旦临期就要及时处理。她当即升起一股疑惑：一定要靠死记硬背吗？难道没有智能化的方法？

工作两周后，店长通知大家，星巴克开始推行有效期自动化系统，大家可以在食品开封时扫描包装盒上的二维码，系统会自动计算保质期，临期时会发出提醒。

张斐对此如获至宝。但她发现，其他店员却都很抗拒，担心操作麻烦、学不会。她揣测，店员们排斥新系统，也许是恐惧在未来自己会被机器彻底取代。店长也跟她说，这个系统在星巴克管理层内部“吵”了一年，才正式推行。

见微知著，张斐发现，同为各自业内顶尖的公司，华为和星巴克在运营逻辑上有着极大的不同。在华为，一切都追求自动化、智能化，技术和产品始终在不停地高速迭代。而星巴克则是在固有的流程体系下高度依赖人工“熟手”。星巴克虽然不主打手冲咖啡业务，但一杯“标准化”的咖啡的诞生仍需要人工调配牛奶、冰块和糖浆。40多款饮料配方，都要一一背下。

在张斐看来，这样的模式有些过时。她算了一笔账。她所在的门店，每天能卖120杯左右的饮品，好的时候能卖到180、190杯，平均每杯30元，每月就是将近12万的流水。根据门店的财报，她了解到包括原材料费用的主营业务成本大概占收入的30%。咖啡豆的进价极低，保证原材料成本能被控制在较低的范围。但是，再算上人工和房租，成本一下子就上来了。

普通店员平均工资5000元，店长工资将近1万，店里10个店员2个店长，每月的人力成本差不多是7万元，加上房租1万，人力和房租成本是8万元，占收入的三分之二。

这样算下来，全部成本对收入的占比已经超过了96%。此外，还要扣除固定的职能部门开销和机器折旧等杂费，最终，门店财报显示，每月的纯利润基本上只有千分之三到千分之四。

张斐观察各大知名餐饮品牌的经营模式后发现，在餐饮业，只有把人力和房租成本控制在收入的50%才有可能盈利。与互联网行业宽泛的薪资范围不同，餐饮业的薪资较为固定和透明，企业难以 “压工资”。那么，大范围地引进更为先进的机器了来取代人工将会成为降低成本核心途径。

每当张斐站在吧台边，机械地打着咖啡的时候，她就忍不住想象，星巴克应该开一个全自动的科技咖啡店，不论是做饮料还是打扫卫生，都交给机器完成。她觉得如今以手冲咖啡为卖点已毫无新意，但一个充满赛博风的科技店可能会吸引很多人打卡，来看机器人做咖啡。

她还想起刚去华为工作时，曾被外派到线下门店“体验店员生活”，她觉得这也是星巴克可以采纳的人员管理模式。一旦实现全面自动化，门店只需要配一到两个店员，完全可以由职能部门的员工来轮岗。这样不仅能够节省人力成本，也能让员工更了解产品，更贴近公司的咖啡文化。

张斐习惯了用“互联网思维”来思考问题，但在星巴克，她的想法无从诉说，因为在服务行业，店面需要的是办事利索细致、不与客人发生冲突的“熟练工”。

躯体要机械地劳动，思维方式却仍格格不入，这让她时常感觉很撕裂。第十四天上班，站在收银台后无所事事，她惊觉自己不能这样一辈子得过且过，当日就提出了辞职。

作为庞大商业帝国的最末端，张斐的离开并不会给星巴克带来波澜。基层员工需要自备工作服，公司只提供绿围裙、白帽子、和一个塑料工牌。入职时用马克笔在塑料牌上写下自己的名字，离职时，字迹被轻易地被擦掉，牌子交给下一个员工使用。

9月14日，星巴克公司在全球投资者交流会上提出了2025年中国战略愿景，计划在未来三年内，以平均每9小时开一家新门店的速度，在中国增开3000家门店，使门店数量达到9000家。同时，星巴克中国将新增3.5万名员工，届时员工总数将超过9.5万。

雄心壮志之下，是不容乐观的经营现状。星巴克2022财年三季度财报显示，在第二大市场中国，星巴克第三季度营收5.4亿美元，同比下跌40%，客流量下降43%，平均客单价下降1%，同店销售额下降了44%。星巴克的临时CEO舒尔茨解释称，这主要受到疫情以及中国的外币换算影响。

进入中国市场20余年来，目前星巴克正在面临本土咖啡品牌冲击的最高潮。截至去年底，瑞幸咖啡的门店数已经超过了星巴克。

离开星巴克后，张斐又开始找大厂的工作，似乎又要重启几个月前刚结束的，让她厌倦的生活。工作与工作之间，是一次次意义感与新鲜感的找寻。

在当代社会的迷雾中，“别样的人生”忽远似近，仿佛总是难以实在地触碰。

*文中张斐为化名